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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前言

 手提书斋 2023-02-20 发布于浙江

前  言

王国维(1877-1927)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他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论著,作者並特意用自己的艺术思想去指导创作实践,他的诗词无论在题材或风格上都颇具特色。王国维不失为清末民初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一字伯隅,初号礼堂,又号永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清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123)。静安先生出身于一个“世为农”①的家庭,其父乃誉能诗古文辞,攻书画篆刻,中年后里居不出,以课子自娱。静安10岁时诗文时艺早已洛洛成诵”②。15岁中秀才后,应乡试不中,时中日之战后,变法议起,得读康有为、梁启超的疏论,遂放弃举业,改习西学。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初,从海宁赴上海,在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为馆主汪康年司笔札,並师事康门弟子欧榘甲,欧“示以傅孔教,重民权、改制度”之脱③。是年六月,以业余时间到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及理化知识。這间,接受了“新学”和西学的影响,而对古典诗词仍是情有独钟。一日,罗振玉偶在同舍学生扇头看到静安的咏史诗,大为激赏,並为赡养其家,使无内顾之忧。静安感激知遇,事罗以师礼,自此结成终生依讬的关系。戊戌政变后,《时务报》被迫停办,罗氏留静安在东文学社任庶务,继续学习哲学、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直至庚子事变后东文学社解散。二十七年初,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数月后,即因病辍学返国。静安结束了在学校的求学阶段“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④,对對西方哲学、文学发生兴趣,专意阅读和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和美学著作,並从事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方面论著的译述工作。

光绪二十九年(1903),静安受聘于南通师范学堂,任伦理学和国文教员。三十年秋,罗振玉创设江苏师范学堂,邀静安赴苏州参加筹办工作,讲授修身、文学、历史等课程。开始致力于学术研究。几年间,在罗氏主持的《教育世界》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哲学思想,阐述个人在教育、美学、文学等方面的见解。这时期的重要著作有《論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等。三十一年(1905),《静安文集》初版刊行。

光绪三十二年(1906),罗振玉为学部尚书荣庆奏调入为学部参事,静安又相隨入京,暂寓罗氏家中,专力治宋词元曲。次年春,由罗氏举荐,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以后又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在北京期间,写成了《曲録)、《戏曲考源》、《宋大曲考》等数种整理与研究古代戏曲的著作,在这个基础上,于1912年流亡日本时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一巨著。著名的词学著作(人间词话》,亦于光绪三十三四年间分期连载于《国粹学报》。

在诗词创作上,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这五年间,静安写下他一生中最主要和最有价值的作品,即收入《静安诗稿》中的大部分诗作和《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静安于当年12携眷随罗振玉东渡,寓居日本京都。“尽弃前学,专治经史”⑤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的考订工作,並常与日本学者交流。1916年春,应犹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国到上海编辑《学术丛编》杂志,继续从事甲骨文及考古学的研究。1918年,兼任哈同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后又应清室遗老沈曾植之邀,参加篡修《浙江通志》。在日本京都的五年和在上海的六年,是静安学术活动最盛的时期,写下大量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著1922年,编成《观堂集林》二十卷刊行。同年受聘为北京大学通讯导师。

1923年春,由蒙古贵族升允推荐,召为清故宫“南房行走”,5月入北京就职,食五品俸。192411月,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静安认为是奇恥大辱,几次要投御河自殺,因家人严密监视而未果。次年,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並从事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276月,当北伐军向北节节推进之时,静安写就遗书,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⑥,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终50岁。

王国维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问学江乡时期(19891905)。第二期为訪学日本时期(1911-1915)。第三期为治学上海时期(1916-1923)。第四期为讲学北京時期(1923-1927)。

第一期包括静安在上海东文学社学习和在南通、苏州两地师范学校任教时期。主要作品有收入《静安诗稿》的古今体诗49,加上早年所作《咏史》20首,以及后来的弃稿《戏效季英作口号诗》6首,共75首,约占静安诗总数的五分之二。

静安问学江乡时期,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哲学书籍。如他所说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⑦这期间的诗作,几可视为静安哲学思想的样板。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题梅花画箑》一诗,已为这一期的创作定下了基调:

梦中恐怖诸天堕,眼底尘埃百斛強。

苦忆罗浮山下住,万梅花裹一胡床。

“梦”,人生是一场幻梦,梦中充满恐怖,充满痛苦。世界是虚妄的,无法预知的。静安一再感叹道:“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来日二首》之二)中国古代诗人也常叹“人生如梦”,这梦也有悲哀也有欢乐,而静安的梦”是叔本华所説的“人生是一大夢”的无穷无尽的痛苦之梦梦”,是虚幻的:“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题友人三十小像》)“我欲乘龙问

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出门》)梦与现实,真幻难辨面墙见人影,真面固难(《来日二首》之二)。尽管无法了解人生的真面目,却不得不面对这眼底污浊尘世”:“朝朝吴市踏红尘”(《九日遊留园》)“不堪宵梦续尘劳”(《尘劳》)。生活在尘世中,总是感到局促难伸:“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遊通州湖心亭》)“侧身天地苦拘挛(《杂感》)个人无法得到自由,如鱼在罟,如鸟在笼“網罟一朝作,鱼鸟失宁居。(《偶成》)“野鸟困樊笼(《遊通州湖心亭》)“荆棘窘余步”(《来日二首》之一),终日营营役役,不遑宁处。诗人感到生活实在没有意义,他迷惘、怀疑、痛苦,发出了绝大的疑问:

来日滔滔来,去日滔滔去。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

尔从何处来?行将徂何处?扶服径幽谷,途远日又暮。

一《来日二首》之一

痛苦来自人的自身,有生命,就有与生俱来的痛苦。在《欲觅)诗中,静安明确揭示:忧与生来讵有端!”人类最大的敌人还是他自己。《老子》所说“吾所以有大患,我有身”一语,为静安深所服膺:“大患固在我”、“我身即我敌”(《偶成二首》)。人生不断“自屠、“自烧”、“自缚”、“自鑽”,自己总是跟自己作对,最后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这是人生无法避免的悲剧。静安曾说过“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⑧“欲”,是生活中痛苦的根由。他在诗中不无悲悯地指出:芸芸众生,无不在“冥然逐欲,如蛾赴寒檠(《端居》之二)。明知嗜欲如火般焚身,人们还是趋之不已。物欲,包括饮食之欲与男女之欲,都源于人的“生存意志”,即使有大智慧的“至人”,也不免“中夜博嗜欲”(《偶成》),为物欲所役。在《冯生》一诗中,静安为人生的意志、物欲、痛苦作出生动的图解:

众庶冯生自足悲,真人何事困(飠㐌)。家贫且贷河侯粟,行苦终思牧女糜。溟海巨鹏将徙日,雪山大道未成时。生平不索长生药,但索丹方可忍饥。

连“真人”也要被饮食之欲所困扰。庄周要向监河侯贷粟,釋迦牟尼也因饥饿而接受牧女献奉的乳糜,世界上没有可令人“忍饥”的丹方。而性欲,則为延续物种所需,故为生命意志的最终体现。静安诗中以喻:“耑耑索其偶,如马遭鞭棰。呴濡视遗卵,恬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㒩㒩长孙子。茫茫干万载,辗转复周始,

(《蚕》)语气极为冷峭。

生活既然是如此苦痛,如此可悲,世人唯有寻“解脱”之道。静安先是想逃遁眼前的一切,“苦求乐土向尘寰”(《杂感》),他向往若罗浮山下的万树梅花,翁埠潮头的千顷月色,在诗中多次表达自己归隐山林的愿望:“驰怀敷水条山里”(《杂感》)“便拟山中构一庐”(《重遊狼山寺》)“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晓步》)闻道南山薇蕨美,膏车径去莫迟(《病中即事》)。但归隐毕竟是无法实现的,诗人只好寄托于读书和艺术之中。读书是静安一生最大的乐趣。16岁时“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⑨,以后更得读古今中外的奇书异籍:“百年那厌读奇书”(《重遊狼山寺》)“周流观石渠,蔽亏东观(《偶成》),沉浸在读书中。忘掉世间一切的烦恼和痛苦,求得直接之慰藉。艺术创作,更是诗人内心感情的升华,在美的创造中获“最纯粹之快乐”,静安把写诗作为一种解脱之道:

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

—《拚飞》

谁能妄把平成业,换却平生万首诗。

—《坐致》

然而,读书和创作,只不过是暂时的解脱,深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的王国维,还想追寻终极的解脱之道:蝉蜕人间世,兀然入泥洹。(《偶成二首》之二)泥洹,即涅槃”,意为“寂灭”,叔本华认为最终的解脱是入涅槃”,求得“寂灭中的极乐”⑩。对青年时代的静安来说“涅槃”毕竟是难以接受的,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怀疑论者:

人生過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一《大月二十七日宿硤石》

這一“疑“字,使静安不致于溺而不返,但又增加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何为方寸地,矛戟森纵横?闻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衮衮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端居》之二)“相逢梦中人,谁为析余疑?(《来日二首》之二)静安总是感到“胸中妄念苦(《五月十五夜坐雨赋此》),所以他在诗中一再用杨朱歧路的典故:“未免杨朱泣路歧(《病中即事》)只分杨朱叹歧路(《天寒》)“欲求大道况多歧”(《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最后,静安基至连释迦摩尼自己能否真正解脱都感到怀疑了:“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後泥洹枉自豪。終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囂。(《平生》)他终于放弃哲学的探求,志趣转移到文学的研究上。

除了上述的抒情诗外,值得注意的还有静安早期诗作《咏史二十首》。组诗当作于在东文学社学习时期前后。《王氏集》中失收,后载于《学衡》杂志,原编者谓“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罗振玉因激赏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之句而“拔之于俦类之中,为赡养其家,俾得力学”⑪。组诗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对历史人物分别作出评价,可见静安在青年时代对史学已经有浓厚的兴趣。

第二期的诗歌有收入《观堂集林》壬子至乙卯所作的古今体诗23首,加上《堂别集)辛玄所作“定居京都”诗四首及《题殷虚书契考释》一首,共28首。静安在日本京都曾将壬子、癸卯两年所作之詩编成《壬癸集》,以木活字排印出版。

这时期最重要作品有所谓“壬子三诗”,即长篇七古《颐和园词》、《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欧洲》、《蜀道难》三诗。辛亥革命后,静安追随罗振玉流亡日本,懷往感今,对清王朝的灭亡无限痛惜。《颐和园词》以慈禧太后的一生为线索,敍述晚清史事。诗中写慈禧听政初年,任贤使能,国家重见“中兴”,修建颐和园以行乐。五十年间,国事翻覆,中间又经历过扶立光绪帝及庚子事变等事。慈禧死前以宣统帝入继大统,最后清王朝却被袁世凯所颠覆。诗人在篇末叹息道:“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却忆年年寒食节,朱侯亲上十三陵。”静安对此诗甚为满意,认为虽或不如白居易《长恨歌》,但亦可追步吴伟业《圆圆曲》。然诗中对慈禧多有溢美之辞,亦时露清室遗老的思想,影响了本诗的艺术感染力。

《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欧洲》一诗中,静安检讨了清王朝减亡的缘由,表现了一位史学家应有的识力:“百僚师师学奔走,大官诺诺竞圆转。廟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食肉偏云马肝美,取魚坐觉熊蹯贱。观书韩起宁无感,闻乐延陵应所欢。巾车相送城南隅,岁琯甫更市朝换。赢蹶俄然似土崩,梁亡自古称魚烂”清代末叶,已是纲纪废弛,官僚无恥,士风墮落,伪学流行。因王朝内部腐败而自取灭亡,静安在哀伤惋叹之余亦感到无奈。

《蜀道难》一诗则专为端方之死而发。端方是一位满族大臣,亦颇好收藏金石文物,为此静安颇有点惺惺相惜。端方在辛玄革命初起时被派往四川讨“贼”,途中为所率领的新军将士所杀。端方其人其事,无论如何都不值得为之大书特书,而静安在诗中却揄扬备至,视其被杀为壮美之悲剧,则未免带有偏见了。

除了”三诗外,静安在这时期所写的诗歌亦多有政治色彩。如《读史二绝句》悲愤地指斥袁世凯強迫清帝退位並攫取政权:

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竟如何?

阮生广武原头泪,应比回车痛哭多。

不少诗句明确地表示对革命的反对态度:“烈火幸逃将尽劫,神山况有未焚书”,“市朝言论难三足,今古兴亡貉一丘《定居京都……》)“可但先人知汉腊,定谁军府问南冠(《壬子岁除即事》)尽有三山沉北极,可无七圣厄襄城(《遊仙》)。此外,如《咏史》五首,借古讽今,赞美古代英明的帝王而对袁世凯及其追随者深致不满;《昔遊》六首,缅怀故国,极写山川之美,慨叹欲归不得。而长篇五古《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则敷陈排比,敍述光绪之后隆裕的一生,感怆无限。隆裕先既失欢于光绪,接着又经历戊戌政变与庚子之乱,光绪被幽囚而死后,过继了溥仪作小皇帝,不及三年,辛亥革命发生,又遭到权臣袁世凯的迫胁,清帝逊位,不久,隆裕便郁郁而终。诗篇长达九百言,篇末更对隆裕与溥仪“寡妇孤儿”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哀切和同情:补天愁石破,逐日恨泉乾。心事今逾白,精诚本自丹。”也许是这种“仁者的悲愤”⑫,使静安对清王室有着一份亲近的感觉吧。在这时期的诗作中,有一首《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诗歌记述日本京都的文人雅士在癸丑上巳日作兰亭集会”的盛事,当中以大量笔墨考据王羲之《兰亭敘》石本的流传经过,议论汉魏以来各种书体的演变过程,已开了第三期“以议论为诗”的先声。

第三期的诗作有收入《观堂集林》丙辰至癸亥所作的古今体诗25首,加上《观堂别集》中丙辰至壬戌所作的古今体诗22首,共47首。

静安自日本返国,寓居上海,与学者沈曾植过从甚密,专意研读出土文献,对古文字学、古音韵学、西北史地以及敦煌文献、金石典籍均有精深的研究,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这期间静安的诗往往也带有浓郁的学究味。如长篇七古《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诗,可说是叶韵的论文:“商侯治河此胥宇,洒澹灾功微禹。王亥嗣作殷高祖,服牛干載德施普。击床何怒逢牧竖,河伯终为上甲辅。中兴大业迈乘杜,三十六叶承天序。对殷商史和甲骨文不熟悉的读者簡直不知所云。此外如《题沈乙庵方伯所藏赵千里云麓早行图》三首,议论宋元的南北宋画家;《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分别论述唐作户籍制度、佛经、小说、诗词等;《冬夜读山海经感赋》则专写《山海經》中的横暴之徒如蚩尤、共工、相繇等,以此来讥刺革命党人。还有题柳如是尺牍的二绝句,题汉砖的二绝句,题西泠印社图的二绝句,都少情寡味,大似乾嘉学者以议论为诗之作。

静安这时期的诗作,也受到“同光体之魁杰”沈曾植的影响,如《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为和沈氏之作,风格亦步趋之。其一云:

春心不可掬,秋思更难量。雨蚁仍争垤,风萤倏过墙。视天殊澶漫,观化苦微茫。《演雅》谁能续,吾将起豫章。

钱仲联谓雅有致”⑬。“”、“风萤”之语,隐含讽意,可见静安仍未忘情于政治。又如:万里玄黄龙战野,一车寇媾鬼张(《戊午日短至》)诘朝唱侲子,政可殴神奸《小除夕…》)等,亦不无愤激。至如《遊仙》诗惋伤张勋复辟失败,咏张氏二烈女诗称赞张曾敭杀害秋瑾,则更见作者的思想倾向了。

第四期的诗作包括《观堂集林》癸亥以后的古今体诗10首、《观堂别集》癸亥以后的律绝30首,以及佚2首,共42首。其中37首是为清废帝溥仪以及王公、大臣、太监、朋友题咏的,还有五首是贺寿诗。这些诗歌或表达对清室忠悃之情,或抒发世事滄桑的哀感,特别在冯玉祥“逼宫”之后,静安的诗歌更充满彻骨的悲凉:“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罗雪堂参事六十寿诗》之一)“琼楼已自归无地,寒谷那知岁有春。(《袁中舟侍讲五十生日寿诗》)静安似乎对一切都绝望了。

王国维诗歌创作的四个时期,与作者一生经历的四个阶段是一致的。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指出,有诗人”之诗,有“政治家”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政治家之眼”,则“域于一人一”。静安又认为“主观之诗”、“客观之诗”,主观之诗人阅世浅淺,性情真,客观之诗人阅世深,材料变化丰富。可以说,静安在第一期中是位“主观之诗”,所的是”之;在第二期中是位“客观之诗”,所的是“政治家”之诗。静安青年时醉心於哲学,而又常为感情所困扰。他曾在哲学与诗歌两大领域中仿徨:“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⑭其实静安是一位感情与理性都极为丰厚的才人。他想为解脱“人生之问题”而从事于哲学,在研究过程中,又知道哲学既有真理,也有谬误,因而内心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痛苦,发而为诗,自能以最真摯的感情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静安第一期的诗作,多半是”之诗。对人生种种问题感到困惑,满怀悲悯之情,力求解脱之道,在作品中表现出一位理想家的“赤子之心”。近人论及静安的诗作,每谓“在形式上更多的却是学古”,“少作不过放翁境界”⑮,则未免是皮相之言。无疑,静安的少作在艺术手法上是受到陆游的影响,而其艺术语言则完全是独创的。如上文所引的“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等语,是在古代任何一位诗人的集子中都找不到的。繆钺谓静安诗“其中含有哲学意味,清邃渊永,在近五十年之作家中,能独树一帜”⑯,当以这一期的诗歌而言。在第二期中,静安创作了多首长篇古诗及组诗。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旧的伦理道德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分崩离析,静安彻底放弃他曾深爱的西方哲学和小说、词曲的研究,“反经信古”⑰,在异国日本致力于甲骨学的开拓,取得卓越的成就。这时静安已饱历世变,他写的都是”之诗,是有为而发的,写作动机十分明确:为“兴”而拊膺息,提倡沂泗之上的孔子之道,表彰“忠节”,批判篡位夺权者。在作者心目中,这些是客观的、宏壮的“史诗”,他在致铃木虎雄书中谈到《颐和园词》:“此词于觉罗一姓未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⑱可静安是要作“政治家”之言的。令人惋惜的是,迂执和偏见,使静安无法理解政治的真相,他的诗作自然也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第三期的诗学人之诗”。以学问为诗,以经术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考据为诗,如此种种,实已背离诗道,这期间除了和沈曾植唱酬的几首诗外,佳作已是不多了。第四期的诗则是典型的“文学侍臣之诗”。应题,应景,应命,既无诗情,复无诗意,光是为溥仪题画的诗就有十四首,善颂善禱,真使人不敢相信这出于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与诗人之手。

王国维一生只留下192诗,作为一位诗人来说,数量不算很多。在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卷》中收録静安诗47首,钱仲联编著的《近代诗钞》中收録静安诗74首,入选的比例是相当高的。静安创作态度严谨,不苟作,不滥作,其诗歌的成就,以第一、二期为最高,第三期也有一些佳制。在清末民初,詩坛上流行着以界革命为号召的“新派诗”和以“宋诗运动”为宗旨的“同光体诗”,不少诗人都受到这两大流派的影响,而王国维却能独辟蹊径,以西方文艺理论研究诗歌,並以之来指导诗歌创作,故其第一期的哲理抒情诗和第二期的长篇史诗都能取得较大的成功,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位。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作者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传统基础上,试图将西方某些美学思想融汇到传统的文艺批评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人间词话》中的一些有关艺术特征和创作方法的论述,正是王国维进行词的创作的理论根据。欣赏静安词,应先对《人间词话》有所了解,同样地,要更深刻地研究《人间词话》,也不能不读静安词。

《人间词话》论词的核心是“境界”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至于“境界”一辞的具体定义,作者并未立说,故后世的注家蜂起,或以“意境”释之,或谓即“作品中的世界”,或认为指作品中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或认为“只要吾人内在之意识中确实有所感受,便亦可得称为境界”。郭绍虞解释说:“盖所谓境界,不仅是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图景,也包括了作家主观的情感,它是以主客观统一的概念出现的”⑲王氏在他讬名樊志厚所作的《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据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渾,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个“意境”说正是“境界”说的前身。“境界”说除了包有“意境”说的内容外,还强调了作家对客观世界的真切感受:“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也。”王氏把“写真景物、真感情”作为有境界的“最上”的标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词“自成高格”。至于如何表现真景物、真感情的问题,王氏又提出“不隔”之说:要求“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肺,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作品情景交融,鲜明生动,能使读者获得真切的感受,则是“不隔”。所谓“隔”,也就是说,作者对客观事物没有真切的感受,或其感受被作品中处理不当的语言形象所阻隔,因而未能很好地传给读者,这样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感染力。

王国维又提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有我之境,是指客观景物与主观感情強烈交流时产生的境界。移情于景,融景于情,作品中的情与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故在客观事物的描写中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所谓无我之境,是指作者採取“万物静观”的态度,进行“不动心”的描写,以达到“物我相忘”的境界。故王氏接着解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无论“有我”或“无我”之境,其实均有“我”在焉,所以王氏又特别作出解释:“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人间词话》还进一步接触到创作方法问题:“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作者注意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並认为可把理想与现实统一在创作中,这论点无疑是有它的启发意义的。

王国维力图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贯彻其美学理论,一部《人间词》就是他用以宣示世人的样板。

《人间词·乙稿·序》中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學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又云:“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阳修),而境次于秦(观)。”可见王氏颇以其词“有意境”而自矜的。下面是他自已最欣赏的两首词: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        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蝶恋花》

春到随春花正妩。逐日阑干,蜂蝶飞无数。谁遣一春抛却去。马蹄日日章台路。        度寻春春不遇。不见春来,那识春归处。斜日晚风杨柳渚。马头何处无飞絮。     

一《蝶憾花》

《人间词话》原稿评说:“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这些词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他孤寂地探索着、追求着,甘愿擔荷着精神上的重压,绝不退缩,绝不反悔。我们想起了馮延已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鵲踏枝》)。柳永的“衣带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凤棲梧》)。同样的意境新美,真能得风人深致。我们还读到这样的词句:“残夜小楼浑欲曙,四山积雪明如许。”(《蝶戀花》)“小阁重帘天易暮,隔帘阵阵飞红雨。”(《蝶恋花》)“桐梢垂露脚,梢上惊鸟掠。灯焰不成青,绿窗纱半明。”(《菩萨蛮》)“风枝和影弄,似妾西窗梦。梦醒即天涯,打窗闻落花。”(《菩萨蛮》)都有鲜明优美的艺术形象,可称是有境界的名句。

真切,这是静安词的又一特色。作者主张“写真景物、真感情”,力求“不隔”。静安厌弃隶事用典,好用白描手法,真切地表现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使读者也获得真切的感受。《人间词·甲稿·序》称其词“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如《蝶恋花》词:“冉冉蘅皋春又暮。千里生还,一诀成终古。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来生,只恐来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写情如此,方为不隔。悼亡之词,仿佛纳兰性德的情调。又如:“旋解冻痕生绿雾,倒涵高树作金光。(《院溪沙》)“乱山四倚,人马崎岖行井底。路逐峰旋,斜日杏花明一山。”(《减字木兰花》)“冉冉赤云将绿绕。回首林间,无限斜阳好。”(《蝶恋花》)“湿萤光大,一一风前堕。”(《点绛唇》)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再看这首很美丽的小词:

屏却相思,近来知道都无益。不成抛掷。梦里终相觅。醒后楼台,与梦俱明灭。西窗白。纷纷凉月。一院丁香雪。

—《点绛唇》

真是情景交融,意境两浑。无法抛撇的相思,痛苦而无望的追求,一切,一切,都像迷离的梦。即使醒后,也如在梦中,明灭的楼台,疑真疑幻。一结处更为超绝,凉月色中洁白的丁香,烘托出诗人的孤寂与怅惘。这才是静安词的最高境界。

静安词中,常含着深邃的哲理。这些哲理是用形象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的,与中国传统的玄言诗和道学家诗、禅机诗等有本质上的区别。下面是他的名作《蝶恋花》词: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有人把这类词都解释为“写离情”之作。如果套用《人间词话》的话来说,“遽以此意解释诸词”,则恐为静安先生所“不许”。词中所写的是苦苦的相思,无望的等待,但它蕴含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离愁别恨的范围,表现了“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的“诗人之境界”,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又如:

厚地高天,侧身颇觉平生左。小斋如舸。自许迴旋可。

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

—《点绛唇》

词中所写的已不光是眼前的景物或是对时序的感叹,它唤起读者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的许多联想,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这正如作者所说的:“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大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静安的小令,就以它所含的迥深的哲理而远出于古今人词之上:

阁道风飘五丈旗。层楼突兀与云齐。空余明月连钱列,不照红葩倒井披。      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

—《鹧鸪天》

“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这是我们从任何一位词人的集子中都读不到的句子。那也许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也许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许还是叔本华的“意志”?王国维是善于把这些抽象的哲理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换尽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旧年时辙。”(《蝶恋花》)“此夜清光浑似昨,不辞自下深深幕。”(《蝶恋花》)“却向春春亭畔,数梧桐叶下。”(《好事近》)“蓦然深省,起踏中庭千个影。”(《减字木兰花》)“一片流云无觅处,云里疏星,不共云流去。”(《蝶恋花》)“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蝶恋花》)这些作品,思深而情苦,如《人间词·甲稿·序》所云:“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词之特色。”

我们还注意到,静安词中除三五篇咏物唱酬之作外,率皆无题。《人间词话》云:“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正像西方的“无标题音乐”一样。词无标题,更便于发挥语言“色彩”的表现力,使作品的意蕴更为广大而深永。

静安词颇多“造境”之语。王氏曾在《屈子之文学精神》一文中指出,南人富想像,驱此想像入诗中,则思想之遊戏更为自由,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人间词话》亦云:“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像下面这首小词:

连岭去天知几尺。岭上秦关,关上元时阙。谁信京华尘里客。独来绝塞看明月。      如此高寒真欲绝。眼底千山,一半溶溶白。小立西风吹素帻。人间几度生华发。

一《蝶恋花》

过片三句所写的境界,“可谓千古壮观”,在写实之中有象喻之意,已接近于《人间词话》中所谓的“造境”了。王氏是善于把“造境”和“写境”、“理想”和“写实”溶汇起来的,他所造之景能“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邻于理想”,如《浣溪沙》词:“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一篇小词中,所写的既有眼前实在之物,也有虚构之境,因而颇难分别何者为写境、何者为造境了。故有学人竟把它看成是“象征之作”,谓“以假造之景象,表抽象之观念”者⑳,其实这仍是一首优美的写景小词,只不过造境比現实更为高远罢了。

王国维词现存仅一百一十五首,其中绝大多数为小令。《人间词话》云:“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词中小令如绝句。”作者把小令抬到“最尊”的地位,自有其深意。小令盛于五代、北宋,南宋以后,濒于绝响,直到清初才有纳兰性德以工小令著称于世。静安认为自己“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甚至认为自己的成就超过了五代、北宋词人,不让纳兰性德21。虽然未免过于自矜,但也可以看到他是深知小令制作的甘苦的。作小令,不能倚仗工力,须赖作词者的性灵、情致,才可能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深厚的意境。静安正特意在这小小的天地中迴旋,以期得到自我的面目。

王国维強调了词的“境界”,強调了“高格”、“名句”,而对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不免有所忽视。统观他的词作,主要有下面一些内容:

一、描述个人生活的遭遇,抒发对世界、对人生的感触。这类作品可以《浣溪沙》词为代表:

天末同云暗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詞中採用象喻的手法,以失行的孤雁不幸的遭遇与闺中的欢宴作对比,表现了人生的痛苦。内容是深刻的,感情是沉重的。词人总在咨嗟叹息:“不须辛苦问亏成,一霎尊前了了见浮生。”(《虞美人》)“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浣溪沙》)“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嶸。”(《鹧鸪天》)他的生活中充满着矛盾痛苦,悲剧性格似乎已注定他未来的悲剧命运了。这种“忧生”、“忧世“的感情,往往通过比兴寄讬的手法来表现,其“言近而旨远”、“讬兴之深”22,有诗是不容易体会得到的。

二、描写相思离别、春恨秋怀,藉以表现对家国的忠爱之情。如《清平乐》词:

斜行淡墨,袖得伊书迹。满纸相思容易说,只爱年年离别。        罗衾独拥黄昏。春来几点啼痕。厚薄但观妾命,浅深莫问君恩。

这是自屈原以来诗人们惯用的“美人香草”式的设喻,表现了所谓的“拳拳忠悃”。又如:“君似朝阳,妾似倾阳藿。”(《蝶恋花》)“苑柳宫槐浑一片,长门西去昭阳殿。”(《蝶恋花》)寄意也都相近。王词中还有好几首表现了“蛾眉见妒”的悲愤之情的,如《虞美人》词:“碧苔深锁长门路,总为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尽管因自己的才华品格而招来世人的嫉妒,但抒情主人公还是倔強地坚持着初衷,决不屈服。

除了这两大类外,还有不少描写羁旅行役及登临吊古之作。写景抒怀,不乏佳制。也有一些悼亡词,写得哀感悲凉,摇人心魄。

王国维词中长调仅得九首,占全集不足十分之一。作者在《人间词话》中也声明自已“填词不喜作长调”,“所长殊不在是”。清季词家,多以长调见长,王氏能舍彼取此,觑定小令一路,专意为之,终能在词坛中自树一帜,不能不说是别具识力的。

王国维在讬名樊志厚为《人间词》所作的两篇序中,点出其为词之取径:“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鮮矣。”而《人间词话》又批评周邦彦“创意之才少”、姜夔词“局促”、“隔”、“无言外之味”。苏轼、辛弃疾词“旷”、“豪”、“狂”,与静安性情不近,故其所心摹手追者,还是精于小令的李煜、冯延已、欧阳修、秦观数人而已。静安词取径未免偏狭,内容复嫌单调,这也許是王国维美学思想中的缺陷所致吧。

王国维诗现存一百九十二首。光绪三十二年(1906),《教育世界》杂志丙午四月第一二四号,载有《静安诗稿》古今体诗四十九首,作者编订《静安文集》时附于末。1921年,静安编定《观堂集林》,录入1912年以来的部分诗作,1936年,王国华、赵万里等编订《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录1912年至1925年古今体诗五十八首,收入《观堂集林》卷二十四《缀林》二。又录1911年至1927年古今体诗五十六首,收入《观堂别集》卷四。是收入《遗书》中的时共一百六十三首。此外,1927年《学衡》杂志第六六期中收入静安未刊遗稿《读史二十首》。尚有《戏效季英作口号诗》六首,见于《人间词话》手稿封里第一页,《题殷虚书契考释》一首,见静安19161229日致罗振玉书中。此外,注释者从《翰墨流芳》中辑得佚诗二首,综上所述,静安诗共一百九十二首,是为全璧。

静安词现存一百一十五首。光绪三十二年(1906)《教育世界》杂志丙午四月第一二三号中,刊载有《人间词·甲稿》六十一首,次年丁未十月上旬第一六一号中,刊载有《人间词·乙稿》四十三首。两稿共收词一百○四首,均作于19041907年间。此外,《人间词》尚有王国维的手稿本,藏于国家图书馆,浙江古籍出版社有仿真复制本发行。录词九十七首。上有吴昌绶的眉批,並补录词一首。《人间词》后易名《苕华词》,录词九十二首,中有四首作于19101920年间。

《观堂集林》卷二十四《缀林》二中,收入“乙巳至己酉”间的“长短句”二十三首,此盖为静安自定之本,足见矜慎之意。1918年夏,静安从《人间词》中选出二十四首,题为《履霜词》,即见于《观堂集林》中者。《观堂外集》下编补录《人间词》五十九首。朱祖谋《强村遗书》中,录入《观堂集林)中的二十三首,另补录“删余稿”五十八首,共八十一首。1933年陈乃文辑有《静安词》,录词一百一十一首。同年,沈启无编订《人间词及人间词话》,录词一百一十五首。

王国维诗词向无全注本。本书诗部分以1940年商务印书馆版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为底本,词部分则以王国维手稿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並作出详细的注释。静安先生所著诗词,融文学、哲学、美学、史学以及金石书画等多方面内容于其中,知诗繁博,素解非易。注释者学殖荒浅,错漏定当难免,尚祈海内外学者方家有以教之。

本书稿蒙刘世南教授审阅,並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注:

①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

②王国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③王有誉:《日记》“戊戌三月朔日”条。

④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

⑤罗振玉:《观堂集林序》。

⑥王国维:《与三子贞明之遗书》。

⑦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

⑧王国维:《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

⑨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

⑩叔本华:《意志和表像的世界》。

⑪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

⑫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79页。

⑬钱仲联:《近代诗钞1853页。

⑭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⑮钱仲联:《近代诗钞》1853页。

⑯繆钺:《诗词散论》107页。

⑰罗振玉:《海宁王忠愨传》。

⑱《王国维全集·书信》27页。

⑲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

⑳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附录》462页。

21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

22王国维:《人间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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