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八旗”和“绿营”

“八旗”和“绿营”是清朝的基本武装力量，随清朝统治200多年。

八旗是军事、行政、社会合一的组织，以军事为主。它有满洲、蒙古、汉军三类，每类各分为八大单位，以八色旗帜（整红、整黄、整蓝、整白、镶红、镶黄、镶蓝、镶白）互相区分，故称之为八旗。实际上满、蒙、汉军各分八旗，共有二十四旗。每旗各辖若干参领，参领下辖若干佐领、每佐领辖300户左右，每户所出壮丁组成八旗军。八旗军亦称八旗军。各旗所辖佐领数目多少不等，但各旗的参领、佐领和兵额都有定制，非经批准不得增扩缩减，是所谓“经制兵”。

旗人不能自由越旗，也不得自由越参领、佐领。其目的除便于行政管理外，更重要的是保证兵源。当八旗军兵员缺额或需扩大兵额时，从该佐领所辖户中抽丁补足。若该佐领壮丁不足，则由该佐领所隶参领户丁补足，仍不足，再由该旗户丁内选出。八旗军的兵员补充制度，是世袭兵制，是征兵制，募兵制和义务兵制的结合。

旗人不准从事农、工、商等行业，也不提倡参加科举考试，除了当官就是当兵。八旗兵的待遇优厚，既有田地，又有可观的俸饷。八旗兵丁，每人授田若干亩，免交赋税，以赡养家小，招民入佃耕。目的是使旗人致力于武力，以永统天下。

八旗是满洲贵族统一东北的基本力量，也是统一中国的主力，这本身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起源于满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狩猎战掠组织“牛录”。1601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后称清太祖）征服了附近一些部落，定一牛录为300户（丁），当时拥有四牛录，以黄、白、红、蓝四旗识别，一牛录即为一旗，以后征伐四方、归附日众，牛录日增，除满洲牛录外，又编有蒙古牛录和汉军牛录，于是努尔哈赤于1614年改定旗制，以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此时共有八固山，每固山作为一旗。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满、蒙、汉军牛录全编于同一旗内，设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为各级主管，固山额真下设左右梅勒额真作副手。八旗每族7500人，八旗共6万人。这是定制时规定的编制，以后每族的总人数有增加，但最基层和最高层的数目都不变，只将中间的数目加以调槛。八旗建立之初，由努尔哈赤的侄子作为各旗之主，他们是八旗的所有者，也是每旗的最高统率人。天聪年间，皇太极（后你清太宗）将蒙古八旗分立，崇德年间他又分设数军为八旗，成为满、蒙、汉分设的八旗共二十四旗。顺治年间，八旗入关，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八旗正式定制。各级主官也分别定名，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额真称副都统，甲喇额真称参领，牛录额真称佐领。

八旗是兵农合一的组织，八旗的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者，未偿偏废”。战争中所获的战利品，以八家按“八份”均分，除八旗的贵族占有大部分外，所余部分“论功行赏”，作战时，兵丁从每牛录出。每牛录规定披甲的数目变化不大，有时规定一牛录出50甲，有时出100甲，最多的时候一牛出150甲。后来大体是三个抽一，每牛录100甲，这样就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正规军队。

战时军需，由八旗通过牛录向八旗成员分摊。“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固山贝勒），八将令于所属柳累（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稍迟缓”。如筑城、修路、运送粮、盐、屯田、造船等差役皆向牛录分派。恃侯汗，贝勒所需的人夫，亦令各牛录提供。总之，从要人、要马、要钱到要人参、狐皮都是平均负担。1613年规定：每牛录的300人当中，出10个劳动力和4条牛，利用空旷土地，开垦耕种，建仓积谷，以为粮饷，代替过去，临时摊派的办法。

努尔哈赤还设立了8大臣和40名判官事。争执、诉讼、奖惩臣民，先由判官、大臣审听，转达诸贝勒。每5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于衙门，议处国政，审判诉讼。

由此可见，八旗制不单纯是军事制度，也不单纯是户籍制度。八旗制度是包括军、政、财、经等各个方面职能的根本制度，是女真国国家、政权的特殊组织形式。它是在民族联盟的残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梯统治，是封建主义统治，而且有民族残余和蓄奴成分的政权制度。

全国统一后，八旗强半驻于京师，称为“京营”，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兼京师卫戍警备部队，弱半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称驻防，作为地方性预备队兼要地警备部队。

京营八旗。八旗驻扎于京师各区（同一旗色的满、蒙、汉军同驻一区），由各旗都统、副都统带领，通称为“骁骑营”。从八旗各佐领中，抽出若干兵员，合组成步军营，作为京师日常治安兼警备部队，另设步军统领，从满蒙八旗各佐领内抽出若干兵员，分别组成护军营、前锋营，担任宫廷外卫部队。另设各营统领；从“上三旗”（名义上由皇帝亲率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满洲各佐领中抽出若干兵员组成亲军营，作为宫廷内卫部队，由领侍卫府指挥，再从满八旗各佐领中抽兵员，组成特种兵性质的火器营、健锐营，也分设各营统领，总计京营八旗约12万人。

驻防八旗，由京师八旗派出，实行八旗合营，依驻地的重要程度和驻防军多少，分别另设将军或都统，城守尉或防守尉等统领。驻防人数合计约10万人。

八旗的主力是以骑射为主的马兵。弓箭马刀，头盔护甲等冷兵器是主要的战防装备，马刀、体力是主要的战力，弓技、马技、马术是主要的战技，城垒在作战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绿营，是清朝参照明代军制编组的汉人军队。以绿旗为帜，故称绿营。清朝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由于统区的广褒而膩兵不足，因此设立绿营，震慑各地，而以各地驻防八旗监督绿营，绿营的许多高级将领也由旗人充任。绿营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入关之前，收降的明军按八旗制度编为汉军，列入八旗。入关以后，在征伐全国过程中，陆续收编的明军，则组成绿营。

绿营的基本单位是营。依规模大小，由参将、游击队、教司、守备衔的军官带领；下辖若干哨，统以千总、衔军官；哨辖若干司，把总统带领。营有两类，一类是城守营、分防营、负责防守城池，军事要隘点、交通中心点，以哨或司为单位分散驻守，称为“讯”，这类营实际上成为营、讯两级，属于日常部队性质。原则上全国各省各地无不在民兵防守之下，营与营之间，讯与讯之间，防守区的界限都是明确而衔接的。提督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行政长官，下分若干镇成区，由总兵管理。都督、巡抚作为中央特派的军事、行政督察长官，具有军事监督权。重要地点的城守、分防营，视重要程度，分别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直接管辖。有时城守分防各营之上，设立协会，作为督抚提镇的派出机构，由副将衔军官主持，统一管理所属各营。另一类绿营是所谓“标营”，是督、抚、提、镇等高级军事长官直接掌握的机动性质的守备队，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视标所辖营的多小，由不同衔级的军官以“中军”名义统带。标营的驻地相对集中，基本保持营、哨、司的编制，但兵额各营也不等。绿营也是“经制兵”。营地防区及所辖哨、司的数目和兵员，都有定制，非经批准不得增减，兵中出缺，从兵之家庭中抽丁补额。不足则从家族中抽补。仍不足，则从兵员家庭所在地的村坊抽补，基本上也是世袭兵制。根据有关材料的推算，绿营兵约60万人，其中基本标营约20万强。

八旗绿营制度的优点是明显的，但缺陷也是突出的。优点是兵权分割。

表现于：第一，旗营、绿营两种军队分立并存。以旗制绿，以绿制民，同时绿营对旗营也形成一种隐然的制约作用。第二，管理权与指挥权分割。平时，绿营军队固定于各省各区，执行各地日常防守任务，由提镇管理、督抚督察，不得逾越。遇有征战，则从各省绿营（主要是标营）中依命令抽调军队，由指定的地镇带领，皇帝临时派遣钦差大臣行使指挥权。事毕，钦差解除指挥权，绿营返回原地，提镇将领返回原防。八旗情况类似，平时驻守于各军事要点，由都统、将军管理，不得逾越行动，遇征战依命令抽调军队，由钦差大臣实施指挥，事必归防。第三，管理权分割。在八旗、旗营一分为八、八复分为二十四，起了互相监督的作用。步军、前锋、护军、亲军各营，都是由各旗合组而成，因之各营本身，其管理权就有分割的因素在内。在绿营、城守分防营分别隶于督、抚、提、镇、标，营亦各有所属，防区、驻地犬牙交错，互相监督。第四，督抚提镇定期调动。调动时军队不随调而固定于原地，由新任督抚提镇接管。兵将分割，旗、营、兵、将也是分割的。第五，以文制武，用比较容易控制的文官监督制约比较难以控制的武官。提督、总兵都是掌握了一省一区绿营管理权的高级军官，前者从品、总兵正二品，要受级别相等的总督（从一品），级别低一级的巡抚（正二品）文官的节制。文官系统的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对辖地的绿营也有不同程度的节制权。例如发饷之日，城防分守各营武官集中所部后，由同城文官点名、稽查，然后由文官发饷。通过兵权的分割，从而使军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因此清朝直到旗权制度崩溃之前，没有发生过汉代七国之乱、唐代潘镇割据、明代夺嫡之变之类的重兵反叛局面。清初的三藩之乱只是例外。

八旗、绿营制度的缺陷在军事经济方面表现有二。第一，缺乏野战军体制。绿营基本上是地方守备队性质的军队，或者说武装警察部队性质，驻防旗营大体上也只是驻地军事宪兵性质的军队。京师旗营，勉强可以视为野战部队，对于镇慑各地缓不济急，力有未逮。这种守务性质的军事体制，应付平时治安尚可，遇有大的征战就难以适应。第二，养兵政策有误。清统治者在入关前建立的八旗兵制，是一种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原始部落式的组织体制，并对其采取特殊的供养政策，既按年发给军饷（白银、粮草），又在京城附近500里范围内圈地，把居民赶走或变为奴仆、佃户，而将大量田地划归八旗所有。八旗官兵名义上自耕自食，养活其家属，并自备马、甲，世代义务从军（兵役世袭制），实际上已成了特殊的地主贵族阶级。他们的子弟并不劳动生产，而是靠军饷和剥削家奴、佃农生活。当他们入不敷出时，便行借债。债务积久无力偿还，便向皇帝求生，为他们拨款偿债。康熙时，先后两次拨发库银代偿八旗债务，第一次拨给640余万两，第二次拨给655万两。八旗军“每家获赏数百金，未置寸产，徒糜衣食，一二载荡然无余”。雍正初，屡赏兵丁一月钱粮，每次30余万，“亦不逾旬而罄”。（《魏源集·军储篇四》）这样一支由国家供养的世袭为兵的特殊军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不断增殖，由清初顺治时规定的8万甲，到康熙时增12万甲（其中额兵10万，养育兵2万）其丁口（16岁至60岁之男子）则倍增，到乾隆初年已达数十万，而其家属岁更倍之。正如魏源（1794——1857）所说：“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之所为，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瞻”。清朝对八旗兵的特殊供养政策和兵制造成的恶果是既毁了八旗军，也坏了国家。

清廷对绿营兵则实行歧视政策，待遇低于八旗，无八旗之优抚，且实行募兵制，虽有定额，实多空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之前，各省大小武职官员，都有“虚额名粮”，即吃空额。因此，虽有名册上有若干万兵，实际上“兵伍不足正额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二是有名无兵。乾隆46年时曾下令清查核查名额，但同时又以已有空名额的银粮，作为武职官员的养廉费，发给军官。而另外拨饷以增补缺额兵丁。仅此一项，就增加了36万多兵丁的银粮。虽说乾隆把这笔原交饱诸军官私囊的空额费列入正式国库开支，作为军官的“养廉”补贴，但吃空额的腐败之风已不下百年，积习难返，贪壑难填，清军中各级军官分扣兵丁饷粮的恶习，并未克服，直到清朝灭亡。

清朝前期在武官与文断待遇上，曾实行重文轻武政策，即文官的品级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共18阶；武官则从从一品至正七品有12阶。这样，武官晋升必少于和低于文官，其俸禄也必低于文官。这除了会鼓励人们弃武从文外，也必会使武官在军内谋私肥己，影响军队建设。乾隆末年虽开始改革此项制度，但因文武官吏均已腐败不堪，改变也难救于万一。其次，旗绿军制也是造成旗绿腐朽的重要原因。八旗是统一东北的主力，也是平定全国的主力，绿营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之后战斗力日益降低，终于名存实亡。八旗在入关之初尚能坚持训练，每月练习射骑6次，每年春秋两季集中操练，皇帝每数年大阅。绿营也有协标营月操，提镇会操，督抚校阅的制度，之后都流于形式，成了官样文章，致使训练松驰，纪律涣散。嘉庆以后大阅也不再举行。军营中流传着“进营要少，见贼要跑，雇替要早，糙米要掉”的口诀。军官则吃空额，奴役具士。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八旗已腐不可用。乾隆之交川楚白莲教起义时，绿营也腐朽不能支。军队的腐朽，除吏治败坏，旗人以征服者自居，养尊处优等政治因素外，军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是世兵制的本身缺陷，为军队名存实亡造成条件。其次是守备的分散又为之提供可能条件，难以周到稽。最后，事权的高度分割、重叠，军务的互相监督、牵制，使军盲遇事受上下、左右掣肘，动辄获咎，不愿动也不敢动，致力于系上的酬酢，循例升迁，机构和人事关系上的内耗太重。

这些缺陷，不仅促使了军队的腐朽，也影响了军队的进小，造成长久原地踏步。清朝入关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同时，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则迟了140年，自入关起经过200年，西方军队的装备已步入枪炮火器蒸汽舰船时代，而旗绿仍停留于骑射刀矛冷兵器时代，差了一个时代。

上述这些缺陷，进入近代后，在对外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在太平天国内战中，充分暴露出来，鸦片战争，英军初期不过1000人，最多时也不超过11000人，名义上达80万人的情军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然而清军分散守备，处处设防，处处啊，英军则形成拳头，在东南沿海活动若入无人之境。以后膚政府虽然调集了江南的绿营精锐，达10000余人，先后与英军在广东、浙江两次决战，数量也占优势。然而将与兵，营与营，将与将、将与帅之间都如同散沙，甚至“胜则相忌，败不相救”，致最终失利。太平天国内战，太平军初起时不过二三千，天京事变前不超过十五六万，与清军相比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从金田起义起短短两年时间，即横越数省，攻占江宁（南京），这中间还要剔去起义军在永安驻守的半年时间。定都天京之后，清政府集中了大江南北的几乎所有绿营和部分旗营精锐，分别组建为江南、江北两大营，围攻江宁。然而终未告成，相反，两大营于1856年遭到太平军歼灭性打击。1859年，江北大营更是彻底覆没，1860年江南大营也被歼灭。第二次鸦片战争真正的战役只是1860年的溏沾战役和北通州（今通县）战役两次。当时英法联军不过18000人，除去广州、舟山、烟台、大连四处基地驻军，直接用于前方的兵力数量更少，而清军在津沽、京通一带集中了华北的全部旗绿精锐，仅所谓“京营”就达数万人。然而战争并不完全在于势众，联军从1860年8月登陆北塘起，短短两个月就攻占了京师。清朝政府只好北迁承德，这同一年发生的塘（沽）通（州），江南两役宣告了绿营八旗制的崩溃，倘若当时英法不存在政治需要，清政府早已覆没；再倘若不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建湘、淮军、清王朝也极可能为农民战争烈火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