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稚柳 山水花鸟折扇 纵16.9cm 纸本墨笔 1957年 杭州博物馆藏 款识：丁酉大暑为广钊先生正。谢稚柳。丁酉夏夜，戏为广钊先生再写。稚柳。 钤印：稚柳（朱） 谢稚之印（朱） 稚柳（白） 西泠在杭州西子湖畔，山水清淑，风景幽绝。1904年，叶铭、丁仁、吴隐、王褆结社于西泠，名曰“西泠印社”，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旨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被誉为“天下第一社”。 杭州博物馆的特色收藏之一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作品，汇集了吴昌硕、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张大千、吴湖帆、李叔同、马一浮、丰子恺等诸多现当代名家，囊括书法、绘画、篆 刻、古籍、文房等多个门类。按照时代与性质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以信札、题咏、拓本为代表的西泠印社早期史料。二是包括吴昌硕在内的历任西泠印社社长作品。三是早期重要社员的作品，以潘天寿为代表的画家，曾在杭州度过了最为重要的生涯，生前与身后，皆在杭州的天容水色、烟雨微微之间，留下足以改写中国艺术史的足迹。  黄宾虹 溪山雨霁 102.5cm×36.5cm 纸本墨笔 杭州博物馆藏 款识：溪山雨霁。仲圭师巨然墨法，野侯先生大方粲正。黄宾虹质写。 钤印：黄质之印（白） 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杨晓能（Xiao neng Yang）在其著作Tracing the Past Drawing the Future：Master Ink Painters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中曾以杭州博物馆的藏品为案例，回溯了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几位画家。只是限于篇幅，未能有所展开。 本文将以吴昌硕、张宗祥、阮性山三位早期社员为案例，以重要作品为主线，展现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的风采，当然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 一、吴昌硕：从“与古为徒”到“金石画风” 1869年，年轻的吴昌硕来到杭州，开始了长期的游学生涯。杭州作为当时的浙江省城，也是书画篆刻艺术的中心，以“西泠八家”为代表“浙派”篆刻，开启近代篆刻艺术之先河，并成为吴昌硕书画篆刻生涯的起步之地。 这件隶书八言联创作于1878年仲春，纵130.5厘米，横21厘米，是吴昌硕早年的重要作品。上联曰：“亭榭养春图书集福”，下联曰“松筠益寿花鸟怡情”。款识“光绪四年仲春之吉，苍石书于秀溪书屋”，钤“鸿爪一痕”“吴俊印信寿”两方朱文印。从内容上看，或是为秀溪书屋所撰楹联。此时的吴氏尚未开始系统研习石鼓文，其书风仍可见邓石如的影响，间或有业师俞樾的韵采。中年以后，吴氏专写《石鼓文》，毕生精力，尽萃于斯。 《篆书十二言龙门联》创作于1919年，纵136厘米，横38厘米，为当时新落成的鉴亭所书。上联曰“揽景鉴湖同，鸥鹭尽堪寻旧侣”，下联曰“成仁泰山重，松筠犹自仰清风”。此时的吴氏已深入石鼓文之神髓。款识以行书写成，可见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鉴亭在西泠印社内，1919年由吴善庆捐资所建。对于撰文者吴隐而言，鉴亭还别有一番深意，如其款识云：“盖述德诵芬之意。爰敬为撰联，以志景仰。善卿尊甫亦字鉴亭，斯亭之作，又以展孝思云。” 相比于书风的“与古为徒”，吴昌硕的绘画创作则更显个人特色。从赵之谦、蒲华到任伯年，都是其亦师亦友的灵感来源。吴昌硕酷爱赏石，自称“石先生”。在其看来，顽石不只是顽石，更蕴藉着从现实到人生的深刻哲思，竹石花卉则是其独白的重要媒介。 《顽石图团扇页》创作于1900年，纵26厘米，横26.7厘米，是吴昌硕少见的以独石为题材的扇画。石体纯以墨写，先以淡湿之墨，写出氤氲的外廓，复以或湿或焦的墨，层层皴染，表现奇石之独特肌理，玲珑而清矍。自题曰：“石头顽似此，闻道谪疏星。落落丈人行，离离秋海萍。护寒一林屋，凿空万山青。独抱秋心卧，谈禅不耐听。”一年后，金心兰看到老友的旧作，另加了一行观款，云“辛丑七月，双星度河日，瞎牛加墨”，以示回应。 1906年创作的《菊石图》，纵143.5厘米，横41.3厘米。同样以石为题材，并非灵璧石，而是独石。画面取庭院一隅，独石伫立于天际，石脚下是东篱菊花。作者以饱含水分的笔触，写出立石之雄壮。石与菊之间，高矮相生，色彩相辅，不失为一件墨趣横生的作品。款识：“墙根菊花可酤酒。录昌黎句，拟瞎尊者画。岁丙午三月，写于去驻随缘室，安吉吴俊卿老缶。”钤“昌硕”白文印。 随着吴昌硕“金石画风”的日渐成熟，其写石亦深受影响。1921年创作的《补天石图》，纵138.3厘米，横34.1厘米。画中仅写石二尊，一高一低，一立一卧。相比于《菊石图》，在用墨上更显娴熟，或浓或淡，亦干亦湿，虽构图清简，却可见层层渲染，大片飞白的采用，将书法用笔融通其间，辅之以书法、篆刻，展现出浓厚的金石意趣。款识：“学周少白而得瞎尊者遗意，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吾不信也。老缶，辛酉六月。”钤“吴俊之印”白文印、“吴昌石”朱文印。或许，写石原本是无心之举，却又联想起米颠拜石、女娲补天的典故，故补题诗云：“补天填海余，玲珑发光怪。如此石丈人，可无米颠拜。昌硕。”钤“昌硕”白文印、“美意延年”白文印。这种自我的独白，展现出一种特有的吴昌硕风格，既依赖于古典文化，又吸纳平民意识，既恪守传统笔墨，又以开放的心态融合新兴艺术的要素。到20世纪初期，吴昌硕终成领衔海上的知名画家，其影响广及海外。   吴东迈 书画成扇 18.8cm×31.3cm 纸本设色 1941年 杭州博物馆藏 释文：秋艳。拟张桂岩大意。东迈。举网惊呼得巨鱼，馋涎不易忍流酥。更烦赤脚长须老，来趁西风十幅蒲。却 从楼外望尘中，无限楼台烟雨。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寻孤塔认西东。水轩花榭两争妍，秋月春风各自偏。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圭青先生法家正之。苏长公诗。辛巳五月朔，安吉吴东迈。 钤印：吴（朱） 吴（白） 迈（朱） 二、张宗祥：从西泠印社“复社”谈起 西泠印社作为研习金石书画的民间社团，抗战时期一度停止活动。1951年，由邵裴子、陈锡钧代转王福庵、吴振平二人信函，要求将西泠印社的房屋、土地及所藏金石书画等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同年9月，得到批准同意。1957年，在张宗祥等人的倡议下，积极筹备恢复西泠印社。1958年，正式成立恢复印社筹备委员会，张宗祥任主任委员。至1963年，选举产生首届理事会，推举张宗祥为社长。 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号冷僧，谱名思曾，因慕文天祥为人，改名宗祥，别署铁如意馆主，浙江海宁人，清末举人。20世纪初，曾任职于京师图书馆，后出任浙江教育厅厅长。1949年以后，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山溪小竹图》创作于1951年，纵51.3厘米，横26.5厘米，是张氏写赠国学大师马一浮的小画。山石之间，清溪潺潺流过，一枝清瘦竹立于山溪之间，清逸而冷峻。以淡墨写出山石之势，复以浓墨勾廓，写山石之肌理，焦墨点苔。款识：“运笔用墨不能学幼丹意境，颇望有其冷峻。辛卯三月，画奉一浮尊兄正。张冷僧时年七十。”钤“张宗祥印”白文印。左下角的山石旁，钤“假山”朱文印。张宗祥并非职业画家，而是接近传统的文人画家，故其笔下的山水，往往逸笔草草，以意为之，且一向以冷幽见称。 《行书毛泽东清平乐词》创作于1964年，纵94厘米，横34.7厘米。1963年，在浙江图书馆建馆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张宗祥曾激动地讲道：“浙江图书馆虽然有六十年的历史了，但只有解放以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走上了新生的道路，才能得到发展和壮大。”次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张宗祥或是重读毛主席诗词，并以恭恭敬敬的态度书写了此卷：“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多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进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款识“毛主席词，张宗祥书，时年八十二”，钤“张宗祥印章”白文印。 张氏幼承外祖沈韵楼之绪研习书法，至书写此卷，已研习近八十载。他学李北海，融魏碑法度，用笔起讫分明，以倜傥飘逸胜，可见用心之致。相比于吴昌硕，张宗祥在传统文献学领域亦深有造诣。在太平天国期间损毁严重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丁氏兄弟、钱恂、张宗祥等人先后三次补抄，不仅恢复了其原本的面貌，甚至比原来更为完整，具有更高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成为中国文献史上的一个奇迹。  阮性山 红梅图轴 59.4cm×29.7cm 纸本设色 1925年 杭州博物馆藏 款识：乙丑四月，写呈野侯二兄我师正。性山。 钤印：阮（白） 性山书画（白） 三、阮性山：一种精神一种笔 1962年春节，一个以梅花为题材的展览—百梅画展，在杭州市书画社开幕，展品皆是西泠印社社员阮性山的“近期”创作。当年的《杭州日报》曾对展览做了跟踪报道。 阮性山(1891—1974)，名继曾，号木石，又号柘湖，晚号柘翁，浙江杭州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擅书法、篆刻，工诗词。擅设色花卉，尤长于梅。其早年师承金农、钱杜两家，中年博采宋、元、明、清各家画梅遗法，冶为一炉，或疏或密，曲尽其妙。又通过西泠印社、东皋雅集等文人活动，进一步在交游中实现艺术的超越与再现。 1951年，黄宾虹曾为阮性山创作折扇一柄。纸纵18.5厘米，骨纵30.9厘米。一面绘花卉，设色淡雅清新，布置稳实而有法，设色清雅而华滋，以淡墨表现枝干，以皴点突出梅树的纹理，殊为巧妙。梅花或含苞待放，或已绽放初开，梅叶繁茂，拥在一处，使画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暖意。右端题“性山先生大方家博笑”，款识“辛卯宾虹学，年八十又八”，钤“黄宾虹”白文印。 另一面录煮石山农诗句“春风一笑玉无痕，云散空窗见月根。半夜鹤归诗思好，清香吹满水南轩。和靖门前雪作堆，多年积得满身苔藓。疏花个个团冰雪。羌笛吹他不下来，煮石山农句”，题款“性山先生嘱。八十叟宾虹”，钤“黄宾虹”白文印。 杭州博物馆藏阮性山款红木砚盒，将阮氏的梅花再现于砚盒盖上。红木虽不及纸墨的表现力丰富，只有朱色，通过高超的刻工，仍能看出其远宗杨补之、王元章，亦法金冬心、罗两峰，皆用圈法，冰姿铁骨，瘦冷而传神。或是阮氏专为砚盒而作，故其章法布局，堪称谨严，又不失稳重。 20世纪50年代，阮氏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或作写生，办画展，“供人民欣赏了古今卓越的书画艺术，同时出售一部分书画，以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或通过书画活动，为杭州城市建设建言献策。出任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委员，希冀以西泠印社之恢复，发扬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繁荣中国画创作。 从创作而言，阮氏进一步将梅花写生与“人民文艺”理念相结合，指出“梅花是冰中含苞，雪中吐芳，在寒冬腊月中俨然独放，这种不畏冰雪的品格，代表着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精神”。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经常往返于水边篱落之间，为梅写生，形成了“奇”“古”的特点，苍劲而又不失自然。正如当时一位观画者的评价：“一种精神一种笔，十分劳动十分花。”  吴湖帆 古木竹石图 纸本墨笔 1932年 杭州博物馆藏 款识：此余旧藏毕焦麓小帧，子深爱之，遂以持赠此临本，较常作为健，盖亦杰制也。巨来道兄属题，壬申八月廿七日灯下识，吴湖帆。瑞午仁兄雅赏。昭阳洽协余月，巨来持赠。 钤印：吴迈（朱） 宋梅郑兰之室（朱） 安持（朱） 余论 百年转瞬，及至今日，以金石书画为代表的西泠印社，业已成为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国际性艺术团体。2004年，西泠印社社址作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由西泠印社领衔的“中国篆刻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其代表的以金石书画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继续在新时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1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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