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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籍著名将领范石生铭刻史册的光辉事迹玉溪日报

 聂耳小书屋 2022-01-20

滇中玉溪孕育的爱国英杰

——民国人物范石生、唐淮源、曲焕章小传

□  本报记者  顾世丹  

玉溪日报07版     2022-12-05  字数:3007

       在历史的演进中,玉溪不仅累积了多彩的人文风貌,更孕育了一批爱国志士。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无数玉溪儿女为救国救民英勇奋斗,前仆后继。他们当中,不仅有坚定拥护和践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鼎力相助共产党部队的范石生;有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的国民党陆军上将唐淮源;更有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国家、为民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是滇中玉溪孕育的爱国者的杰出代表。


     唐淮源

范石生:拥护共和帮助工农武装
    1887年,范石生出生在峨山县一个传统的书香世家,于16岁那年考中秀才,后因科举制度被废除,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昆明优级师范学校。在玉溪籍留日士官生李鸿祥的指引下,他投笔从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结识了朱德、唐淮源等人,因志同道合,他们结成金兰之交。
    1910年,范石生与朱德、金汉鼎、唐淮源等100多名青年才俊被编入讲武堂的“尖子班”——特别班。1911年8月,特别班学生提前毕业加入新军,范石生被编入新军十九镇七十五标,成了一名革命志士。
    1911年10月10日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范石生、唐淮源等先后参加“重九起义”“护国起义”,并随孙中山参加北伐。1923年,已是滇军第二军军长的范石生身先士卒,率部击溃了进攻广州的叛军,守卫了广州革命大本营。孙中山亲书“功在国家”四字赠范石生,同时特赠军刀和金链,授上将军衔。
    随着时局的变化,范石生的滇军第二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调往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城口镇。1927年8月1日,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起义,并按计划向广东进发。
    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受到重创后,朱德、陈毅率部转移到了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山区。得知第十六军驻地地址后,朱德主动与范石生取得联系。经过双方谈判并达成协议后,范石生冒着风险,将朱德的部队隐秘安置于自己的队伍中,并为其提供弹药等物资。
    1928年1月,蒋介石对朱德所部行踪有所察觉,要求范石生解除其武装,逮捕朱德。范石生以他的部队无共产党员为由,拒绝执行命令,保护了共产党人。
    依靠范石生的帮助,朱德的部队在脱离十六军后,击溃了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的一个整编师,并进入湘南地区,发动湘南起义,缴获枪支弹药无数,壮大了革命力量,最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范石生因此招致蒋介石不满。1929年为排除异己,蒋介石将范石生的第十六军缩编为一个师,以“剿共”不力为由将他的职务从上将军长降为少将师长,最后只给他一个中央军事参议院的闲职。
    深感报国无门的范石生,带着一家老小回到昆明,靠行医维持生计。1939年3月,范石生在出诊途中遇刺身亡,终年52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说起范石生曾这样评价:“范将军与朱德总司令是辛亥革命故旧,他们有金兰之交。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后,朱总司令率部转战,面临饥寒交迫、弹尽粮绝的巨大危险,范将军鼎力相助,掩护和帮助了处于困难中的共产党部队。”“他未清共、反共,未杀左翼青年。他曾冒巨大风险,救援三支工农起义军。他是国民党中爱人民、爱士兵,忠实执行孙中山政策最好的将军。”


    范石生

唐淮源:血战中条山以身殉国
    江川区江城镇有一条不起眼的街道,叫作北门街。隐藏在街巷中的北门街13号,便是曾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并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的唐淮源的故居。
    唐淮源与范石生、朱德都是同窗好友,且有共同的报国志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唐淮源于国家危难之际受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军长,率部转战燕赵之地,不仅多次与朱德会面,谈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必要性,还与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武乡、襄垣、长治、潞城、榆社等地协同作战,创造了国共两党军队共同杀敌的典范。
    随着战事的推进,1938年第三军奉命驻防中条山,抵御日军。1939年,身在抗日前线的唐淮源得知母亲过世,悲痛万分。战事稍缓后,唐淮源回乡葬母。其间,他在江城举行演讲,阐述当时战况,鼓励江川青年踊跃参军,加入抗战队伍中保卫祖国。处理完母亲后事后,唐淮源匆匆离开江城,前往抗日前线。
    1941年3月,日军秘密从华北、华东、中原调兵达25万以上,扑向山西中条山。唐淮源率部抗击。
    5月,经过激战,因弹尽粮绝,唐淮源身陷绝境,便在笔记本上写下遗书:“余身受国恩,委于三军重任,当今战士伤亡殆尽,环境险恶,总军两部失去联系。余死后,望余之总司令及参谋长收拾本军残局,继续抗战。余死瞑目矣!”
    此时的唐淮源倍感有负国家的培养和民族的养育之恩,但又不愿落入敌手,于是饮弹自尽,以身殉国,时年55岁。
    1942年,国民政府发出《追赠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褒扬令》;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左权同志的文章,列举了在抗日战场上殉国的5位高级将领,其中就有唐淮源的名字。
    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1986年经民政部批准,云南省人民政府追认唐淮源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唐淮源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如今,玉溪市在江城修建了唐淮源纪念馆,每年都有很多人前来聆听、感受唐淮源将军戎马一生、慷慨赴国难的英勇事迹。


    曲焕章

曲焕章:捐赠白药支持抗战
    距离唐淮源家乡不远的江川区前卫镇赵官村,是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的故里。
    曲焕章,原名曲占恩,字星阶,1880年出生于江川前卫镇赵官村。为发展医药事业,他在昆明金碧路开设了“曲焕章大药房”,规模化生产和销售自己研制的百宝丹(云南白药)。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无偿捐赠百宝丹支援抗战,以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为国为民的爱国精神。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身处大后方的云南人民除军人外,各行各业也行动起来,尽其所能参与抗战。
    1937年9月,滇军60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出于爱国之心的曲焕章拿出数万瓶百宝丹,免费送给这支抗日军队。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大捷后,日军组织大规模反扑。滇军奉命接防台儿庄东南禹王山一带防线。4月22日,日军进犯,禹王山阻击战打响。在这场战斗中,60军有4万余人,对手是装备精良的日军第5师团(板垣师团)和日军第10师团(矶谷师团)。日军不断猛攻,滇军将士英勇顽强地坚持战斗,负伤后外敷内服百宝丹又继续冲锋陷阵。在惨烈的交战拼杀中,云南子弟和日寇进行了100余次拉锯战,血战27个昼夜。在这场血战中,百宝丹拯救了不少滇军将士的生命。
    由于抗日前线急需大量药品,曲焕章为了满足战时所需,采取了许多措施扩大生产,他自己更是夜以继日地进行配药。百宝丹生产出来后,被运往抗日前线。
    1938年,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兼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向曲焕章发出邀请,让他到重庆中央国医馆任职,并以支持抗战为名,要曲焕章交出百宝丹秘方。遭到曲焕章拒绝后,焦易堂将他软禁起来。同年8月,曲焕章在重庆不幸逝世,时年58岁。
    新中国成立后,曲焕章的妻子缪兰英向人民政府献出百宝丹秘方,造福百姓。随后,百宝丹秘方被列为国家保密级配方,并更名为“云南白药”,由指定药厂生产。
    进入21世纪,江川区为传承和弘扬曲焕章的爱国精神和白药文化,不仅成立了曲焕章文化研究会,还修建了曲焕章白药文化纪念馆,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再现曲焕章卓有成就的一生,讲述一代药王的传奇故事。
    回望历史,除了像范石生、唐淮源、曲焕章这样的爱国杰出代表人物外,玉溪还有无数以死报国、忠肝义胆的英杰,他们用自己的精神和事迹诠释了爱国者的含义。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


    国民政府发出《追赠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褒扬令》。 本报记者 顾世丹 摄

    这是曲焕章还未出名时用的印章

    当时用于装百宝丹的小药瓶。



张心聪烈士与木刻漫画

□  本报记者  顾世丹  字数:1695

玉溪日报07版     2022-12-05  


     《铁蹄下的东北民众》。(原载于1936年9月18日《云南日报》第四版)




    《这蜘蛛太危险了》。(原载于1937年7月14日《云南日报》第四版)


    《这鹦鹉已学会说话了》。(原载于1935年11月5日《云南日报》第四版)


    《掩起耳朵想来就没有危险了》。(原载于1935年10月22日《云南日报》第四版)



    《抵抗》。(原载于1936年9月20日《云南日报》第四版)


       2018年《云南抗战漫画》出版,这是云南艺术学院红帆教授带领他的研究生耗时10余年的研究成果。书中共刊载了567幅漫画,其中一位峨山人的作品入选了130幅,约占总数的23%。这位曾经用刻刀、画笔向日本侵略者和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开战”的正是张心聪。

昆明求学
    张心聪,字子慧,男,汉族,峨山县人,1916年5月16日出生于峨山县城中街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慧,勤奋好学,酷爱绘画。1931年高小毕业,因成绩优秀,被县教育局保送,进入昆明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入学当年并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昆华师范学校。1934年初师毕业,他考入昆华师范学校高级部,编为高师第16班。
    读书期间,张心聪认真学好各门课程,并在名师的指点下自学和钻研艺术家丰子恺、叶浅予等先生的漫画和木刻,绘画技艺大增。他到昆明求学之年,正值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开始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国家有难,学子有责,他除认真读书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外,还发挥艺术专长参与校内外壁报、墙报的制作。1935年5月4日省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创刊发行,他的第一幅投稿作品得到了报社社长兼总编张克诚的赞赏和登载,之后,他的漫画作品发表甚多。

宣传抗日
    1938年1月高师毕业,张心聪到云南省教育厅电影巡回讲映队(后改称放映队)工作,深入农村、深入边远偏僻地区放映电影宣传抗日,宣传科学技术。他发挥他的绘画技艺制作了许多抗战漫画幻灯片和宣传图片。简洁、生动的漫画在边远山村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1940年底,放映队因经费短缺撤销,他到工矿调整处畹町办事处从事抗战物资的报关和紧急抢运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缅甸。1942年5月滇西南畹町、芒市、龙陵、腾冲沦陷,滇缅公路中断,工矿调整处裁员,张心聪只得回到昆明,后考入昆明美国新闻处图画部,从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工作。在此时期,他接触到当时较先进的照片、电影制作设备和技术,并托美籍人士帮他购买了一台“维克多手摇电影摄影机”研究、使用,他也成为云南本土当时拥有电影摄影机和冲洗制作电影短片的第一人。

回乡任教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驻昆美国新闻处撤销。张心聪应聘到资本家郭子雄的维纳斯照相馆当摄影师,负责三个店的技术工作,并兼任昆明民主同盟主办的进步刊物《自由论坛周报》的美术编辑。1945年12月昆明爆发“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张心聪用他的手摇电影摄影机拍摄制作短片,为这一事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47年,张心聪回到家乡峨山,被峨山中学聘为美术、英语教师,并在县城中街开设照相馆,以此作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在学校的教学中,他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讲时事,讲反动政权的黑暗和腐败,用《救济面粉》《饥饿线上的难民》《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等漫画,形象生动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残酷剥削压迫人民、贪赃枉法的行径。他积极参加“乡巴佬”合唱团、读书会、学生会的革命活动,指导学生办好壁报。1948年11月17日,以峨山中学师生为主的全县武装起义队伍撤出县城后,张心聪因身份没有暴露,暂留县城负责情报的收集和转送。

壮烈牺牲
    1949年7月,张心聪奉命到峨山坡脚参加游击支队的工作,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支队进驻新平扬武,之后移师新平县城。9月初,游击支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独立第一团”,张心聪任团部政工队队长。1949年9月17日新平县人民政府成立,10月24日峨山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张心聪用手摇电影摄影机拍摄了当时的场景。1949年12月初,他奉命率团部部分政工队员随一营二连挺进新平蒿芝地村,防御李润芝匪帮向革命政权反扑。张心聪绘制了一套《李润芝的发家史覆灭史》水彩连环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解放全国形势图》,安排政工人员向过往马帮和附近村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1950年1月6日凌晨,李润芝匪部趁浓雾偷袭蒿芝地村,张心聪等20多名革命同志壮烈牺牲。张心聪牺牲时年仅34岁。
    张心聪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木刻漫画、摄影艺术也伴随了他的一生。
               (本文配图由张黎明提供)


他曾与朱德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冒巨大风险救援三支工农起义军,鼎力相助处于困难中的共产党部队;周恩来评价他是国民党中爱人民、爱士兵,忠实执行孙中山政策最好的将军。

心存正义 功在国家

——玉溪籍著名将领范石生铭刻史册的光辉事迹


作者: 来源:玉溪日报 字数:5936



     听当地人讲,范石生就出生在小街古城山这棵清香树下。

    1923年冬,范石生因击退叛军,让广州革命大本营转危为安而被孙中山授予上将军衔。这是他身着上将军服的戎装照。 (资料图)

    1923年12月22日,孙中山致范石生信函。

    1939年,在昆明以行医维持生计的范石生。 (资料图)

    1927年,朱德与范石生合作谈判的旧址,位于湖南汝城津江村。(资料图)


□  本报记者  蔡传兵  文/图

          范石生出生在玉溪一个传统的书香世家,时逢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他在玉溪籍留日士官生李鸿祥的指引下,投笔从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得以结识蔡锷、朱德等一群心忧天下、勇于献身的师友,紧接着又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在广东,他成了孙中山先生的忠实拥护者,石龙大花桥之战一举成名,守护了广州的革命大本营;在湖南,他与同窗好友朱德相遇,凭着心中的良知和责任,将工农革命队伍庇护起来,为苦难的中国存续了革命火种。这些“功在国家”的正义之举足以让他成为永远铭刻史册的英雄。


结识蔡锷朱德参加重九起义


    范石生的出生地叫小街,明清至民国时代属于“河西县”,1954年小街划归峨山县管辖。在峨山县的小街街道古城山,听当地人讲,范石生因为在一棵清香树下的石头旁出生而得名“石生”。
    范石生的父亲范宗浚、伯父范宗濂、祖父范彤轩、曾祖父范皑都以教书为业,其中范宗浚中过举人,一家都是学识渊博的读书人。重九起义、护国起义的重要将领、玉溪人李鸿祥将军年轻时曾就读于乐育书院,曾是范宗濂、范宗浚的学生。
    范家在当时的河西县也算是书香门第,生活却不宽裕。范石生的父亲范宗浚中举后曾在晚清时代云南开化府(今属文山州)任“儒学教授”。回乡之后,范宗浚以教书讲学为业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一年,受学生李鸿祥之邀,范宗浚还曾到玉溪龙山(今红塔区常里)开馆讲学。
    十六岁那年,范石生考中秀才,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他又考入昆明优级师范学校,这是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在昆明,范石生遇到父亲的学生李鸿祥。此时,李鸿祥已从日本东京振武学堂学成回国,任云南新军七十三标教练官。经李鸿祥介绍,范石生到新军三十七协协统蔡锷身边任文书,这段时期,受蔡锷的影响,他萌发了弃文从武的念头。
    1906年,云南早期的同盟会员杨振鸿自日本回云南,创办体操专修科,作为同盟会在云南的革命宣传机关。范石生加入了这个组织,开始接受革命洗礼。
    云南陆军讲武堂招生,李鸿祥以讲武堂教官的身份向他讲述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希望他能报考讲武堂,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范石生欣然答应,也顺利被录取。在讲武堂,范石生结识了朱德。1909年冬,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两人秘密加入同盟会,分在了同一个小组。他们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经常谈论怎样发动革命起义。后来朱德组织成立过一个叫“五华社”的小团体,成员包括讲武堂同窗范石生、杨如轩、唐淮源等人,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并结成金兰之交。
    1910年7月,范石生与朱德、金汉鼎、唐淮源等一百多名青年才俊一起被编入讲武堂的尖子班——特别班。1911年8月,特别班学生提前毕业加入新军,范石生被编入新军十九镇七十五标,成了一名坚定的革命志士。他在新军积极争取革命的支持者,参加同盟会的秘密会议,为起义做准备。10月30日,重九起义爆发,他参加战斗,作为随身警卫保护起义军领袖蔡锷,直至起义胜利。
    1915年的护国起义,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有的流血负伤,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泸州城外与北洋军的激战中,范石生屡立战功,升任炮兵团长。这一时期,在青年革命领袖蔡锷的组织领导下,朱德、范石生以及一大批进步青年学子成了革命的骨干和先锋。

      
跟随孙中山守卫革命大本营


    护国起义阻止了帝制复辟,恢复了民主共和。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年仅三十四岁的蔡锷就溘然长逝了。之后,曾经的讲武堂同窗,一部分投靠了军阀唐继尧;一部分在朱德、金汉鼎、唐淮源等人的带领下出走四川;范石生也被迫与同学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蒋光亮等向省外谋求出路。
    1921年12月,孙中山抵达桂林,设立大本营,谋划第一次北伐。1922年,云南北伐军副总司令张开儒整编顾品珍的残部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加北伐。范石生担任右翼总指挥兼第八旅旅长开始远征。
    1922年冬,滇军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杨如轩,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派人到上海请求改编,孙中山为了恢复广东根据地,遂借助这些人的力量驱逐叛军陈炯明。经过几次战斗,孙中山发现滇军装备精、实力强,作战英勇顽强,值得倚重,便将这支远征的部队编为三个军,范石生任第二军军长,驻扎广州。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大本营。10月,陈炯明的叛军大举进攻广州,一度攻占了市郊的广九铁路上的大花桥,逼近石龙镇。石龙是广州的门户,也是大元帅的行营所在地,石龙失守,广州也将陷落。此时,许崇智的粤军被各个击破,桂军作战不力,遇敌即溃。孙中山只能把守卫广东民主革命大旗的希望寄托于滇军,命令滇军第二军从惠州回援广州,堵击大花桥方向的叛军。当时,大部分友军已经溃退,范石生率领的第二军孤军深入,形势十分险恶。
    石龙镇三面环水,铁路南北贯通。11月12日,石龙车站已被陈炯明叛军洪兆麟部攻陷。第二军的滇军将士来不及吃晚饭,在军长范石生的率领下,强袭江上的大花桥。鏖战半日,双方反复争夺,几经易手。第二军屡攻不克,伤亡惨重,大有溃败之势。危急关头,范石生身先士卒,大呼:“广州存亡在此一举,我军存亡也在此一举。望弟兄们发扬我滇军的战斗精神,随我冲杀!”接着范石生率领部下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终于夺取大花桥,一举将叛军洪兆麟部击溃,广州的革命大本营这才转危为安。
    孙中山先生亲书“功在国家”四字赠范石生,同时特赠军刀和金链,授上将军衔,以奖励他夺取大花桥的功绩。此外,孙中山又多次以书信、电令的方式嘉奖范石生为保卫广州大本营立下的奇功:
   “此次菉芝之退,形同溃乱,非范军长石生督师回援,歼敌首逆,则今日之战局,更不卜何如?”
   “我军以一部之不臧,几误全局。赖兄果敢沉毅,遂得转败为功。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矣。”

冒死保护工农革命军的火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范石生为他题写了一副挽联:“作君作师,天生之歜,胡夺之速;造党造国,人忌其能,终佩其诚。”字里行间充满了赞颂、敬仰、痛惜之情。
    1926年5月,广东革命政府组织北伐,范石生的滇军第二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作为北伐军总预备队,休整待命。待命一年多后,1927年7月,第十六军才奉调参加北伐,到达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城口镇后又继续待命。而此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南方大局已定,这支在孙中山主政时代的“王牌军”渐渐被边缘化了。
    1927年8月1日,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下辖三个军,朱德任第九军军长兼南下先遣司令,按原计划向广东进发。
    1927年9月底起义军主力进军广东潮汕地区遭遇失败,损失惨重。保存下来的两支部队,其中一支转移到了广东海陆丰地区;另一支有两千多人,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按照朱德提出的“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战略决策,经过与敌周旋,千里转战,于10月来到了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山区。这时,这支部队仅剩七八百人了,而且由于生病和饥饿,人数还在减少,起义部队中师、团政治工作干部也只剩陈毅一人。
    1927年11月2日,朱德同志从敌人报纸上得知讲武堂同窗好友范石生率领的十六军驻地地址,就给老同学写了一封长信。过了半个多月,朱德同志收到了回信。信中大意是:请朱德于11月21日到汝城同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谈判。
    朱德收到的这封信正是范石生特意安排在十六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送来的。
    1927年11月21日,在湖南汝城,朱德同范石生部第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见面。经过两天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原则;起义军改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零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零团团长;按照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
    谈判结束后,范石生赴汝城和朱德会面,并迅速供应朱德部队第一批物资。这批物资包括:每支步枪配子弹200发,机枪配1000发,损坏的枪支由军部军械修理所修理;每人发一套冬装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袋;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水桶等均予补充齐全;零用钱,军官每人20元,士兵每人5元……
    看到这份清单,就连十六军军部军需处处长唐凤翥都不解地感叹:“范军长平日对一枪一弹都看得像命根子,今天对朱德这个老朋友却这样慷慨起来了。”有研究者说,范石生慷慨的人员物资补给,在当时可以武装工农革命队伍一个师。
    1928年1月上旬,蒋介石发觉朱德的部队隐蔽在范石生的部队中,要求范石生解除其武装,并逮捕朱德。范石生接到命令后,一面对外声称:“我军并无一个共产党员,若有共产党人,则我军老早整顿好了……”一面又紧急通知朱德撤离。范石生这样坚决地抵制蒋介石命令,努力保护共产党人的行为,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
    朱德脱离十六军前致函范石生,表示应该好好维持统一战线,并希望他革命到底。范石生给朱德去信说:“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最后又赠送朱德几万银圆。
    朱德的部队以“野外演习”为名从范石生的十六军中脱离出来,准备南下广东东江地区,后来发现敌军截断去路,便折头北进。
    1928年1月26日,制造了“马日事变”的刽子手、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率部进犯湘南宜章县,大本营驻扎在粤北重镇坪石。此时,朱德与朱毅带领的部队经过修整和补给实力大增,一举击溃许克祥的一个整编师(六个团),俘敌一千余人,缴获步枪近三千支、轻重机枪一百余挺,迫击炮、山炮三十余门,弹药、被服无数,许克祥化装成溃兵才侥幸逃脱。
    从1928年1月起,朱德和陈毅带着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一千二百人进入湘南地区发动了湘南起义,经过三四个月的农民武装斗争,部队就发展到一万二千多人,经过多次战斗,敌人给工农革命队伍送来数千支枪,上百万发子弹,几十门各种火炮,以及数十挺轻重机枪……
    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范石生的部队中隐蔽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但此时正处国共分裂、革命低潮和人民军队初创时期,范石生的帮助就显得意义重大。通过两人维系起来的这条革命统一战线对早期的工农革命队伍由败转胜、由弱变强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湘赣边界遂川县大汾镇遭敌袭击,部队被打散。第一团第三营与主力失去联系,转战途中,与朱德部队会合后隐蔽在十六军中,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团,由张子清任团长。后来朱德的部队南下广东,张子清带领这个团与毛泽东会合。1928年2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宁冈扩建,下辖两个团,毛泽东兼任师长,张子清任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之后,张子清这位红军早期著名将领又策应了朱德的队伍上井冈山会师。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总司令在一次谈话中坦言:“我这一辈子遇到最慷慨无私的援助就是范石生这一次。否则,很难说能剩下几个人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朱德得到了范石生慷慨无私的帮助。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的革命火种难以保存下来,正如朱德所说“很可能就打光了”;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朱德率领的部队难以取得湘南起义伟大的胜利;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


爱人民爱士兵的好将军


        范石生与朱德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并非一个偶然事件,范石生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民主人士马伯周是云南蒙自人,曾在范石生的十六军任职。在他看来,范石生一向同情和庇护共产党人。据他回忆:“一九二六年,当范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后,需要成立政治部。时国共合作,经广州周恩来同志转饬王德三(云南早期的共产党员)处理此事,王乃介绍共产党人余少杰,及滇人王西平、韦济光(应为'韦义光’,广西人)、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赵薪传等地下党人八人,前往十六军报到。分任政治部秘书,科长、股长等职,并兼任各级部队的党代表。一时十六军的政治空气,出现生动活泼的气象。”关于范石生部的共产党员人数,玉溪市史志办的史料显示为12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的《话说朱德》则说“最多时三十多个党员”,说明进入范部的党员不止一批。
        其实早在南昌起义前,朱德与范石生就有过一次秘密会见:1926年,朱德从国外回国后请周恩来通知王德三,再转告范石生秘密到上海见面。两人相见长谈,范石生希望朱德到他的部队当军长,朱德婉拒了。范石生还向朱德保证: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次秘密会见也印证了马伯周回忆录是真实可靠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秘书长、云南大学副校长侯方岳同志发表过一篇回忆文章,回忆了1941年9月他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时周恩来同他的谈话。
      在谈到南昌起义时,周恩来说:“范将军与朱德总司令是辛亥革命故旧,他们有金兰之交。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后,朱总司令率部转战,面临饥寒交迫、弹尽粮绝的巨大危险,范将军鼎力相助,掩护和帮助了处于困难中的共产党部队。”
       周恩来还深情地评价范石生将军:“他未清共、反共,未杀左翼青年。他曾冒巨大风险,救援三支工农起义军。他是国民党中爱人民、爱士兵,忠实执行孙中山政策最好的将军。”
      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逐步发展壮大之际,蒋介石一面围剿南方的革命根据地,一面巩固嫡系,排除异己,开始对范石生及其部队进行清算。1929年,蒋介石将范石生的第十六军缩编为一个师,又以“剿共”不力为由将他的职务从上将军长降为少将师长,最后只给他一个中央军事参议院的闲职。
      1932年,范石生的部下筹钱为他在江西庐山脚下买了几亩田地,他便定居下来,亲自耕种,自食其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范石生的部队早已被蒋介石下令缴械解散。范石生报国无门,带着一家老小回到昆明,靠行医维持生计。他先在小南门内日月大药房坐诊,后又回到小西门蒲草田家中挂牌行医。遇到穷人向他求医,诊病开方后他就问“有没有钱抓药”,无钱抓药的还给予资助。看到那些生命垂危的病人被治愈,他常常对家人说:“现在我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医生了。”
       1939年3月的一个午后,昆明南城脚下一阵枪声响过,一位医生模样的中年人从黄包车上滚落下来,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个遇刺的人就是出诊途中的范石生。
         据警方调查,这件案子一共三名刺客,却只有两人到庭受审,不久这两人也被蒋介石下令特赦,最后这个轰动全国的案子便不了了之。
        范石生将军最终因为生计所迫,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孤身回乡行医,这也使得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有了对他下手的机会。一代名将就这样在市井中陨落了,这是时代的悲剧,可他心存正义、功在国家的光辉事迹必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为后人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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