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所有的故事都被别人写了，当看到别人写了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故事，突然走红以后，我再来写知识分子的题材，马上就感觉这个题材已经过时了;
当别人写一个在长江上放排的故事成功之后，我再来写又感觉到过时了，
所以，当时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去寻找能够写到小说的故事。这样的寻找非常痛苦，结果也是很凄惨几乎找不到。
真正让我感觉到有东西可写了，是在1984年我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是军队的院校办了一个文学系。
在这两年之间我觉得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每个人找到了自我，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方向，过去我就感觉到：
我们的小说还是写英雄人物、我们的小说还是要写这样的传奇经验、我们的小说还是应该写出惊天动地的事件。感动人，让人哭、让人怒、让人乐。
只有这样一些巨大的、庞大的题材才有可能写到小说里去，通过学习其他人的创作经验，通过听了很多作家的现身说法，
通过大学文学教授们给我们讲述国外的很多成功作家的创作经验，我突然意识到，
实际上写作就是应该从身边的琐事、小事写起，过去认为不能够写到小说里的很多细碎的，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经过文学的手段把它变成文学作品。
观念改变之后，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户，或者说如同在一道河上打开了几条久被封闭的闸门。
过去认为不能变成小说的很多个人经验，突然感觉到变成了非常宝贵的小说素材。
我过去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过去认为毫无故事，现在感觉每一个家庭都存在着可以写到我小说里去的人物，而每个家庭的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都变成了很好的小说情节。
村庄的每一栋房屋、每一条胡同、村后河边上的每一棵树木，河床上每一座小的石桥，包括我们田野的每一块庄稼地，我们生产队饲养的每一头牛、每一头骡子、每一匹马都可以变成我小说里的素材。
我在农村生活的20多年，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而且是无意累积的经验。一时间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的作品。
这样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就是文学观念的一种革命。我的成名之作就是《透明的红萝卜》。
在座的很多朋友肯定已经看过。这篇小说实际上得力于一个梦境。有一天早上，在军营宿舍，似醒非醒的状态下，看到了一片很广阔的萝卜地，一轮红日从东边冉冉升起。
从萝卜地的中央突然站出来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的农村少女。她手里拿着一根鱼叉，然后从地下叉起一个红色的萝卜，她就高举着萝卜对着太阳走过去。
这个画面非常辉煌也很壮美。我醒了以后马上对我的几个同学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我要把它写到小说里去。
就对他们讲述我刚才说的这个梦境。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变成小说呢?但是有一个同学说，你先把它写出来我们看。
我用了很短的时间，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透明的红萝卜》初稿，在写的时候完全依靠梦境是不够的，就调动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段生活经历。
因为20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里面，类似的经验太多太多了。所以自己开始写，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小说都写出来了，
像《爆炸》、《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一批中短篇小说。
2.《红高粱》是一部自由的小说
《红高粱》系列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红高粱》这部小说，我自己是把它作为长篇来看待，刚开始写的时候没想到要写一个长篇。
写完《红高粱》这个中篇之后，接下来的约稿就很多，我也就觉得余兴未尽还似乎可以接着写。
《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就是在1985年、1986年这两年一鼓作气写的。
这5部中篇是可以独立成篇的，但它们之间又有联系，人物是连贯的。而且很多情节是交叉写的，时空打得很乱，画面切割得很碎。
因为小说的叙事主人公实际上是“我”。小说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我父亲”这样一个复合的视角。
为什么要采用这么一个视角?我想，这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我觉得，如果我用第一人称来写战争场面，把我变成了八路军的一个战士，或者变成了小说的主人公，那我觉得很难进入。
因为我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如果用“他”或者用“你”来写，又感觉到一种全职视角写出来有隔膜。
如果我用了“我奶奶”，那么我想，就把历史上的人物，把我的祖先跟我自己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我，
可以用一个现代的人跳出小说之外来评判小说人物，我还可以以一个后代儿孙的身份来评判我的奶奶、我的爷爷，我也可以跟他们融为一体，
代替我的爷爷、我的奶奶的思想来感受小说描写的战斗环境，来感受他们受了伤以后身上所感受的那种痛苦。
他们的饥饿、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变化，这样一种视角，跳进跳出，获得了巨大的自由。
有一年我去东北看“二人转”，突然感觉二人转这种形式就是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
就跟《红高粱》的结构模式都很像，就两个人在台上，两个人一会儿进入了唐朝，一个扮演李世民，一个扮演程咬金，两个人对唱。
突然又进入当下的场景，他们两个是一对搭档或者是一对夫妻在互相调侃，互相给对方进行各种各样的无伤大雅的侮辱。像相声演员一样。
台上的二人转演员突然跟台下的某一个观众开起了玩笑。
“这位大哥，昨天带着嫂子来怎么今天没有带来?怎么昨天带了一个嫂子今天又带来另外一个嫂子。”
是吧?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进行了一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一转眼突然又回到了台上去了。
我想，二人转的演员在小小的舞台上，两个人不断地跳进、跳出，构成了三个叙事空间:
一个是舞台进行时的他们，两个演员之间的交流;一个是他们作为一个演员和台下观众的交流;
一个是他们所进入了他们所演唱的历史故事当中，这种历史的、他们所扮演的人物与其交流，实际上有三个叙事的层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完全把它借鉴过来作为小说结构方式。《
红高粱》无疑跟二人转叙事的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重合。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构，实际上给作家的写作带来了非常大的自由。
你没有必要写完全有距离的历史的真实，你可以在小说里，甚至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你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写一部历史小说，你必须要装成煞有介事的样子来写，你要讲求真实、讲求事件的准确。
如果用这种“我奶奶、我爷爷”的叙事方式，就可以把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小说里表现出来。
就说我奶奶到底死了没有，在当时到底是中了一发子弹还是两发子弹，她在受了伤以后马上就去世了还是两天后才去世的?这个我不知道。
我在小说里直接这么说。我只是听谁谁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换一个说法来说，我后来又听另外一个人说，不是那样是另外一种情况。
那么，作家写作的时候完全是天马行空的。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完全是穿插自如的。
我们现在不是讲究穿越吗?我想《红高粱》实际上也是一种穿越。历史和现在甚至我所描写的这场战斗。
这个历史事件，前世就是奶奶在牺牲的那一瞬间，忽然想到了她自己的青年时期跟爷爷的一场恋爱或者一场幽会，等于把历史又往前推进了一步，非常的自由。
《红高粱》这部小说，实际上就是一部自由的小说，它所以获得这样的自由，就在于小说叙事的视角的开放性。
就是有一个“我”作为叙事者，加上“我奶奶、我爷爷”这样的人称叙事，后来我把五部中篇合成了一部长篇叫《红高粱家族》来出版，所以，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3.塑造典型人物是小说的首要任务
总之，我们写长篇小说，第一个可以从身边的生活经验入手，写我们的村庄、写我们的家族、
写我们这个地方百年的历史、千年历史，写大的历史架构的小说，有一个庞大的圆心，构筑一个宏大的作品。
这种写法到了《战争与和平》之后，要写得比他们更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一直在写，我觉得，现在很多批评家对这样一种小说的写法批评很多。
认为不应该这样写，认为中国作家野心太大，老是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历史意识，老是想进行宏大叙事，
但我觉得不要听他们的，你觉得你想这样写就可以写。尽管超过不了《战争与和平》，也还是可以写的。
再一个，你可以写一种很奇特的小说，有很多小说我觉得也属于长篇小说，像南派三叔的《盗墓小说》，也是一部很有趣的作品。
我们未必要去写严肃的事件，你只要写得非常好看、非常有趣味，也可以写类型小说，这是长篇小说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也可以写10来万字的小长篇。写一个人的命运、写一个事件、写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都可以，
总之，我觉得长篇没有一定之规，它该长就把它写长，该短就短，就像以前讲的，仙鹤的腿很长你把它砍一截它不高兴，水鸭的脚很短，你给它接上一块，它也很痛苦。
小说素材决定了它要写50万字就不要把它写短。素材只能写8万字，那你就写8万字。
但是，无论我想写什么，个人经验很重要。因为即便写别人的故事，你的个人经验也在起支撑的作用，你是在把别人的经验当成自己的经验。
第二个，我觉得写长篇也好、写短篇也好、只要写小说就离不开写人物，写人物的心理、写人物的雄伟，最重要的就是要塑造人物的性格。
鲁迅为什么伟大?就在于有阿Q、有祥林嫂、有孔乙己，那托尔斯泰为什么伟大?因为他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巴尔扎克为什么伟大?就是因为有高老头这样一些人物。
《红楼梦》伟大就是因为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如果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我觉得，一个长篇是不成功的。
当然，一些现代派的小说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小说。
他里面的人物好像面目也都模糊不清，我想这样的作品不能太多，如果我们大部分长篇小说都像《尤利西斯》的话，那小说前途真是岌岌可危。
我还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塑造人物、写好典型人物当做小说的首要任务，只有小说里的人物写好了、写活了、写出个性来了，
写得跟你过去自己作品的人物不一样，写得跟别的作品人物不一样，这个小说基本就成功了。
当然，结构也很重要，就是酒要好，酒瓶子也要漂亮。
还有语言，语言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一部几百万字的小说，你要把它雕琢得像一个短篇的语言那么精粹也不太可能。
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允许语言的某些瑕疵存在的，有些地方啰嗦一点、枯燥一点也未尝不可。
但是确实不能放弃对语言的追求。假如一部长篇小说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非常雕琢的风格的话，这会影响长篇阅读的。
所以，我主张写长篇的时候要追求语言的个性、要追求语言的美，但是不能走这种过分奇险的道路，对方言土语的使用也一定要改造。
你要改造得让大部分读者，南方、北方的读者都能看懂，就可以了。当然，塑造人物也好，写人物性格也好，离不开对细节的想象。
好的一部长篇，它实际上依靠了无数精彩的情节和许多精彩的细节来完成的，写短篇如此、长篇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