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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之前，就辞去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１９５２年２月，冯雪峰担任《文艺报》的主编。对自己的工作如何安排？丁玲心里没有底。所以在这封信中提到了“是否能明确我的工作”的问题。另外，这封信丁玲的语气非常和气，完全不像上封信那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同时，信中还提到了要周扬帮忙让她的女儿蒋祖慧出国学习的事情。显然，丁玲有刻意缓和与周扬关系的意图。 在周扬看来，不管丁玲对自己的意见多大，也不管他本人对丁玲有多大的成见，他仍然愿意丁玲在文艺界做一些工作，并在此后促成了蒋祖慧出国留学的事情。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６日，周扬致信在东北的丁玲，表达了希望丁玲回来工作的愿望。信中写道： 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 周扬希望丁玲能尽快回来工作。 ２月２０日，丁玲给周扬写了回信： 你的信引起我很多的感情。我想着工作，想着在工作中的愉快。因为工作就是学习，工作是丰富人们心灵的，我以为人所最苦的就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我很想打消我去汤岗的计划，虽说伯林同志，疗养院都已经替我准备好了。我离开工作的时间太长了，疗养成绩又不太大，这里的生活我早已厌倦了。我实在想回北京来，可是春节前，就是接到你的信的两天后，我的腰又跨（垮）了！因为参加了一个工人的敬老会，坐了两个钟头，第二天又参加了一个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三周年的会（阳钦同志一定要我出席）又坐了两个钟头。这样腰就又不能动了，并不比在北京犯时厉害，可是难好。到现在快十天了，腰还不能支起全身来，因此我又动摇了。我想像现在这样回去，能做什么呢？我只好还是到汤岗去。我预备等腰再好一点，可以坐火车了，就去，也就是打算二十四五号一定去。去了能治，当然再好没有，不能治，也好死心。我想你还是会同意我去的。如果你以为既然休养了许久，都没有很大效果，那就还是回来一时，或者你觉得我有些事应该回来的话，我还是立即回来的。有些情形你可问问李守宪同志。我请他替你捎上一包糖和一包饼干，饼干是列宁格拉来的。 我希望经常收到北京的来信，当然也包括收你的。 作为对周扬的回应，丁玲不但信写得很客气，还专门让人给周扬带来了“列宁格拉”的饼干。 在周扬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后，尽管丁玲不在北京，但她还是担任了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筹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丁玲从东北回来后，也并没有担任实质性的工作，后又去黄山。第二次文代会后，丁玲基本上长期在进行创作，行政上的工作几乎不做了。而在此期间，周扬在文艺界的舞台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领导才能，并逐步确立了文艺界领导的威严的形象。而他与丁玲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不相干。 上述对丁玲与周扬关系的追溯，尽管两人有分歧，有争论，但我还看不到二人之间后来演变成的势同水火的因素。但是，如果透过这些事情的背后，从二人自身的因素来进行挖掘，则会给后来所要发生的事件一个合理的解释。 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时冷静和客观，在考虑大环境的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自身因素。 曾任丁玲的秘书的张凤珠，对于丁玲“没有躲过灾难”说：“我曾想，这是否和她的性格有关呢？” 丁玲有什么样的性格呢？与丁玲有过交往的王蒙这样描述说：丁玲具有很强的“明星意识”，“作家意识”。她“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这样的性格，就难免给人留下“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的印象。王蒙进而断言：丁玲“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 这种“明星意识”、“作家意识”，使丁玲“不大瞧得起和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曾担任过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和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过的朱靖华，对丁玲的这种做法仍记忆犹新。建国初期，对于已在文学上奠定了地位的一些没有在延安或解放区工作过的作家，丁玲的着眼点不在于他们的作品如何，“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这种经历”。因此，“有时她对别人有一种不自觉的轻视。在一般作家和知识分子面前，她也有一种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造成文讲所以后悲剧的原因和这种自豪感也有关系”。丁玲的这种感觉，无异要开罪一些人，这也就是熟知她的人要得出她以后的悲剧与这种感觉有关的原因。这里只要举出老舍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老舍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从国外回来的著名作家，也是被公认为是非很少的作家。这位一直生活在国统区和国外的著名的也是革命的进步作家，陶醉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发自内心拥护的，并自觉地以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倾向进行创作，不但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而且成为官方所褒扬的对象。 老舍的《龙须沟》上演后，周扬写下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的热情洋溢的赞扬文章，并发出号召：“让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和他一同学习，并向他学习吧。”彭真为首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并以此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不料，周扬的文章发表后，丁玲却“觉得以周扬同志的身份，这篇文章推崇过分”，因而“有过一点点意见”，对老舍所获得的荣誉称号也颇有微词。丁玲的这一看法，在后来揭发“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会议上，也被人提出来。 丁玲对待老舍的态度，或者说，丁玲不大能瞧得起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其实还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解放以后文艺界如何排位次的问题。 所谓排位，就是在文艺界树立起一面或几面旗帜，以成为文艺界所仰望或学习的对象。这在中共领导文艺的历史上是有迹可寻的。在解放以前，鲁迅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推崇的第一面旗帜，继鲁迅之后是郭沫若，其后有茅盾，因而有“鲁、郭”之说。 解放以后，出于“建立稳定的文学秩序”的需要，周扬很注重排位的问题。他评论茅盾、老舍的作品，并借评论赵树理的机会，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语言大师”。在周扬的带动下，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文学史的作者王瑶，虽然并没有明确地以“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模式来叙述文学史，但是这种排位已经呼之欲出了，并且稍后就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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