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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这个“另类”可“不简单”
“这是我们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我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这里了。”
这是最新出版的上下两卷本《丁玲传》“后记”的第一句话，说得既朴实，又凝重。
作者“我们”，是李向东、王增如夫妇，他俩多年来始终孜孜于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不倦。或许，他俩有些得 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毕竟王增如女士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但作为《丁玲传》作者的他们，似乎在稀罕这一先天优势的同时，更在乎怎么从作为学者的历史之眼，去看待丁玲。
事实上，对于丁玲，比起文坛学界一些人惯常发出的“不简单”或“复杂性”的感叹，我倒更喜欢用“另类”一词来形容她。
不是吗？她最早就是以“另类”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坛。对于写作初衷，她在晚年写的《我的生平与创作》中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写作的。”
她这样说是不是一种“胜利者的宣传”不得而知。但假设她写《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是抱着“她的全部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而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颓废倾向”，还会有日本学者中岛碧女士在其《丁玲论》中说的那个丁玲吗？——“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
丁玲的“复杂性”确实又在于，她一生始终是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类”命运中轮回着。以至于1950年代有人在批判丁玲的“另类”时干脆指斥：“莎菲就是丁玲，丁玲就是莎菲！”“莎菲是个坏女人，丁玲就是坏女人！”晚年丁玲也许意识到自己年轻时的“坏”，才在评说当年写这个敢于赤裸裸表达女性性爱和情爱要求的小说时强调，“莎菲没有什么性的要求嘛。”这时候的丁玲似乎又不“另类”了。
由此也不难理解，到了1980年代，丁玲已不再喜欢人们谈论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另类”创作，而把《杜晚香》当成自己的最好作品。
这里划出了一条丁玲人生的大曲线，里面当然包含着无数说不清的“不简单”或“复杂性”的小曲线。但简单说来就是，丁玲在“一帆风顺”之后，从莎菲这一“另类”的“云霄”，跌入了“激流漩涡”。当她从“风浪中”“不断受到锻炼”以后，又走向了“另类”的“杜晚香”。这是再一次的“云霄”，还是“海底”？“丁玲现象”实在难以说清。
也许是一辈子在文坛的是非恩怨里“另类”怕了，重出江湖以后，丁玲想过一种相对平稳的晚年生活。可这恰恰是在人们开始挣脱束缚，沐浴着“右”的思想恩泽的时候，无形中她又把自己推到了极“左”的“另类”堆里。所以就有了后来人们要“左右说丁玲”的话题，同时也为“丁玲现象”又续貂出一个尾声。
王蒙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引述一位大他七八岁的名作家私下里对他说过的话，便是个明证。那位名作家如是说：“她与周扬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50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周扬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到了80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判她的对立面‘左’，揭露周扬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周扬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周扬的‘右’来，这样一来，周扬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是很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
丁玲的确有许多“另类”面孔。年轻时，她有着“莎菲式”张扬的“另类”个性。但很快，她“左倾”了，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反蒋抗日。她革命了，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国民党视为“另类”，遭到绑架逮捕，关在南京等地囚禁了4年。她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这一段经历。
可是当她1936年逃离南京，抵达陕北，在延安叛逆了早年的那个莎菲，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之职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无疑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眼中的“另类”之后，因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等小说、散文，遂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没有分清“延安”还是“西安”的“另类”。
新中国成立之后，丁玲再一次成为“另类”。1956年，周扬开始攻击丁玲，列举出她一系列的“反党”行为。其实，丁玲在1955年已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事隔两年之后的1957年，又被打成“丁冯右派反党集团”。
至于晚年丁玲被视为“另类”，主要是由于她在含冤那么多年，又遭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罪之后，竟然不“揭露”，不“控诉”，而是悟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因为她相信，“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七一”有感》）
丁玲“政治化”得十分率真，并因此受到许多“伤害”，但却又不能因为她的受伤，便不忏悔、反省她“伤害”过像萧也牧那样有才华的作家。她在1951年7月写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几乎等同于一篇“政治化”的讨伐檄文。而且，她作为批评者主动施与的话语方式，与她在延安以及后来作为被批评对象挨批时被动接受的话语方式如出一辙，只不过这次的“另类”是萧也牧，而非丁玲。简直难以相信，这篇书信体文章的作者同《我在霞村的时候》和《“三八节”有感》的作者，竟是同一个人！
除了小说，丁玲散文搭建的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世界，从早期写《五月》、《河西途中》、《风雨中忆萧红》等，到晚年的《“牛棚”小品》、《魍魉世界》、《风雪人间》，这一过程不啻从精神炼狱中的磨难到人格思想深呼吸的一次历练，一种升华。身陷牢狱也好，蹲牛棚，下放北大荒也罢，孤独可以压迫她的呼吸，却无法窒息她的生命。她认定自己是无辜的“罪人”。“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将同这些可恶的恶魔搏斗。”真诚、朴素，倔强、勇敢，乐观、悲壮，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和理想智慧的光芒。朴素中溢出高山流水的境界，冲淡处透发梅雪争春的清芬，酣畅里闪现粗犷豪迈的雄奇。
这正是《丁玲传》要努力抓住的丁玲精神气质中的三个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
我一直以为，在丁玲的内心世界里，胡也频、瞿秋白这两个精神伟岸的男性，也使她具有了一如他们的率真和坚定。劫后余生的丁玲曾如是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丁玲传》以翔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让已向历史深处走去的丁玲，变得“眉目清晰”了起来。这是两位作者的初衷，同时，也是我们的期待。只是，我们并不期待历史中的不愉快总是重复上演。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8日，发表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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