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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弄堂之旅》系列报道之八
“上海亭子间作家”与三教九流混杂其间的“亭子间文化” 前几天，到位于太仓路的上海石库门博物馆参观，这是由一幢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石库门老房子保留、改造而成。 当我从窄暗的小扶梯上，走入二楼那间亭子间时，见到狭小而又阴暗的环境，想到当年那些大作家能在这里写出传世之作，不由暗暗佩服。
“上海亭子间作家”是上海石库门独有的文化现象，上海滩上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 亭子间作为石库门建筑的一部分，诞生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位置是在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正房的后面、楼梯的中间。 亭子间房门在楼梯的半腰处，位于厨房的上面。高度2米左右，七八平方米的空间，朝向北面，狭小阴暗，冬寒夏热，下烤上晒，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的住所。
亭子间，可能是乡土上海最绝妙的缩影，以至于有人说，没有住过亭子间，或不晓得亭子间的人，就不能算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今朝就来讲讲上海老弄堂里的亭子间里的故事。 能屈能伸的“上海亭子间作家” 上海老弄堂的亭子间里藏龙卧虎，从这里走出许多作家、音乐家、艺术家。
“上海亭子间作家”则被描写是那些初出茅庐的文学寻梦者走向文坛的第一中转站。 这些所谓的“亭子间文人”，他们渴望遭遇都市理想，却暂时在亭子间里扮演寂寞的愤青。 对于生活在上海老弄堂独特的生活环境里的“亭子间作家”来说，生活空间的逼仄、狭窄与生活的落魄造成了他们内心的狂乱,他们苦闷、孤独、激进、反叛。 这种复杂情感心绪必然会呈现在其小说作品中并影响“亭子间作家”的小说创作。
当年，上海的作家可以分为四等，第四等的“亭子间作家”只要住一个亭子间，房费十元。每月生活费有八十元，方能维持生活。他们平时孤身一人住，用煤油炉烧饭，到老虎灶泡开水，钱不够，吃4分钱一碗的阳春面，有时会交不出房租，还会让二房东赶出来。 而当年驻足其间写出许多优秀文字的作家，是他们，当年那些被人们称做“亭子间作家”们，在这里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不朽之作。
许多著名文学家如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都曾在亭子间里居住过。 其它代表作家还有：丁玲、胡也频、叶紫、艾芜、沙汀、周立波、萧军、萧红、彭家煌、欧阳山、草明、蒋牧良、舒群、罗烽、白朗等。可以说这些大作家都在亭子间写作，挖出了走向文坛的第一桶金！
鲁迅先生有一本《且介亭杂文集》,他说自己就是在租界里的亭子间里写这本书的，这个亭子间就在虹口横浜路景云里。 1927年鲁迅从广州来沪，就住横浜路景云里，一住就是两三年。而且同住这条弄堂的邻居还有叶圣陶、沈雁冰、周建人。
巴金先生也住过上海的亭子间，那是确切无疑的。他在《谈〈灭亡〉》中就说过：“（1925年8月下旬）我住在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
郭沫若在1925年的小说《亭子间中》是这样描写主人公爱牟的亭子间——书斋兼寝室的：“南壁的东半是一扇门，西半和西壁夹成的一隅，从楼板一直高齐屋顶，堆积着一大堆西书。东北角上卷放着一卷被条。”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是开篇之作，但亭子间书写的丰收期却是在 20 世纪3O年代 ；到了 40 年代，亭子间书写在张爱玲、周天籁等作家的 笔下暂时告一段落。
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致力于普罗小说的革命小说作家、诗人蒋光慈 《在黑夜里》诗中道：“我还记得我初次遇见你，在一间窄小不明的亭子间里。”亭子间给了诗人钟情的栖息处，也成为了情感 的记忆， 这种浪漫气息与情感的真挚融合在一起，使得亭子间在文学作品中又多了份浪漫特质。
周立波（著有《暴风骤雨》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3等奖，风靡全国，曾出版多种文字译本）刚到上海时，住在闸北四川路一个亭子间里，一方面如饥似渴寻找党组织，一方面为生计奔波。 后来周立波考入了上海劳动大学，这所学校是他文学生涯的起点。当时学校安排学生轮流当食堂采买。他写了一篇千字文《买菜》，刊发在1929年11月29日《申报》上，以绍仪的谐音小妮署名。这是他的第一篇散文。
鲁迅的两位得意弟子萧虹，萧军刚到上海时，身边只有18元5角，只能住在拉都路亭子间里（月租9元），两萧后来在没有阳光的亭子间里写出了很多小说，萧军的第一篇小说《职业》经鲁迅引荐发表后，就拿到38元稿费，够付3个月的亭子间房租，从此两人不仅生活得到改善，且进入了上海文坛。
这条“拉都路”弄堂就是指襄阳南路上的慎成里，这条典型旧式上海里弄，有三个弄堂出入口，正面位于永嘉路，因此称永嘉路291弄。还有二个入口，一是在襄阳南路上，一是在嘉善路上。 最有趣的还是一对以上海亭子间结为夫妻，后去延安后又离婚分手的左联作家欧阳山和草明的故事。
1933 年夏天,广州的左联作家欧阳山与草明均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之内。为此,他们在一个夜晚,悄然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货船。 欧阳山。从1933年至1936年，欧阳山在上海参加“左联”工作，和鲁迅有频繁的接触。他视鲁迅为导师，鲁迅把他引为挚友。“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前，欧阳山基本上还是一个上海亭子间里靠稿费谋生的职业作家。 此前,欧阳山虽已结婚,但已与发妻分离。他与草明同为左翼文化队伍中人,在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两人相伴在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里租了一个亭子间,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便正式结婚。 作为一对左联伉俪，在亭子间创作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欧阳山创作的《崩决》、《七年忌》、《鬼巢》、《青年男女》、《心的俘虏》等作品,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卓明在返一时期也先后在《文艺》、《作家》、《文学》、《太白》、《小说家》、《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小说。
草明是带着毛泽东的嘱托离开延安的。她从此没有再婚,而是将感情全部倾注到创作之中———她在东北,以巟厂生活为背景,创作了代表作《原动力》,赢得了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后,草明又有《火车头》、《乘风破浪》等力作问世,奠定了其在文坛的位置。而欧阳山,则是以长篇巨著《一代风流》、《三家巷》、《苦斗》等作品蜚声文坛。 因此，“亭子间作家”被描写成是那些初出茅庐的文学寻梦者走向文坛的第一中转站。 鲁迅曾说，亭子间“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如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方寸之间的亭子间，流淌过多少上海亭子间文人的情感与奋斗故事，可见想要阅读原味的上海老弄堂，亭子间也许是它不可缺少的一章。 三教九流混杂其间的“亭子间文化” 但上海老弄堂里石库门亭子间生涯的苦恼是明摆着的。 大作家梁实秋《亭子间生涯》里写道：“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
而上海滩最底层的卖艺者、小商贩、戏子、十里洋场的失风之辈就在此栖身，也有大学生、穷愁的诗人或单身艺术家。其中，有一些人是从光艳的名利场中隐退的，或辗转于沉重的生活边缘、期待着未来美好前程的，他们大多散落于各处的亭子间里，演绎着过客般的故事。
在大作家木心笔下的亭子间里，就呈现出另一种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亭子间文化”。 且听木心在《上海赋》的“亭子间才情”一节中写道:
公务员、职工、教师、作家、卖艺者、小生意人、戏子、弹性女郎、半开门的、跑 单帮的、搞地下工作的、乃至各种洋场上的失风败阵的狼狈男女，以及天网恢恢疏而大漏的鳏寡孤独，总是侥幸地委屈地住亭子间，单身、姘居是多数，也不乏标准 五口之家，祖孙三代全天伦于斯者亦属常见。 因为“且”“介”呀，且介即租界，租界即洋场，洋场即有各种好机会可乘，外国新发明的“无线电”上海也仿造了，样子像教堂的拱门，门里挤出尖尖糯糯的女声，凭空唱道：“上海呀本来呀是天堂，只有噢欢乐呵没有悲唉伤，住了大洋房，白天搓麻将……” 亭子间与大洋房相距总不太远，靠在窗口或站到晒台边，便见大洋房宛如舞台布景片那般挡住蓝天，那被割破的蓝天上悠悠航过白云，别有一种浩荡慈悲。 亭子间里的音乐家咽下油条， 簌簌谱出：“轰轰轰，哈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嗡，不怕你……”大家听着觉得确很有志气。
作家于伶曾在《夜上海》中这样喟叹：“上海是有 边的，有华丽热闹的边 ，也有荒凉冷落的边”，而亭子问就是那在华丽热闹下永远望不到的荒凉冷落的边。 早期上海亭子间文学歌颂的主要对象是最底层的城市草民阶层，往往以姻花女，妓女，野鸡，包身工，佣人等不入流的底层贱民为主角，在亭子间中的风花雪月故事，来引起读者注意。
30年代的经典老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的年轻主角也都是在亭子间里品味心中的喜怒哀乐。 在1937年由沈西苓导演、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十字街头》中，当时还是初露峥嵘的赵丹和白杨更是将前楼先生和后楼小姐参商不相见、不打不相识的对手戏演得火花四溅，笑果百出。
而在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中也描写了住在亭子间的各色人物。在四通八达的弄堂里，旅馆、小食摊、修鞋匠、理发摊……应有尽有，算命先生、跑街先生、跑单帮的、卖艺的穿街走巷，都来大上海谋求营生。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行当，生动地展现了上海的市井百态。 如张爱玲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像蒸笼般似的亭子间里住着寄居主人篱下的佣人阿小。
在夏衍的笔下，《上海屋檐下》中的黄家楣是失业 的公司职 员。 《包身工》中的包身工是受尽凌辱 的劳工 ⋯⋯亭子间中落魄的知识分子、妓女、小贩、老妈 子等穷苦人，被迫寓居亭子间，穷困的辛酸道不尽说不完。 虽然许多知识分子蜗居于此，但亦有 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居住亭子间有损脸面，因此不 愿透露其住所地址。他们 自身对亭子间这一居 所带有排斥的情绪，以至于亭子间文人的称呼在后来也被视为不光彩的称呼。 不过还有借亭子间为题材炒作一举成名的作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上有个叫周天籁（1906∼1983）的作家，在上海创作了二十多部社会题材的长篇小说。 其代表作《亭子间嫂嫂》、《亭子间嫂嫂外传》（描写上海滩野鸡生活）以及《海上一妇人》在报纸上连载。
《亭子间嫂嫂》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红灯区会乐里一个暗娼顾秀珍是无钱缴纳保证金的私 娼。当时,小说《亭子间嫂嫂》刊在《东方日报》上长篇连载,大为轰动。曾风靡一时，洛阳纸贵，影响所及当时无出其右。 老毛的延安整风运动与上海亭子间作家的“脱胎换骨”
当1938年抗战爆发后，一部分左翼文人离开了上海亭子间，选 择归人延安圣地，接受革命洗礼之后，好多成为了中国知名的大作家。
几乎每一个文艺生命诞生、成长于30年代的“左联”或左翼作家，都曾把亭子间作为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作为进入上海城市社会和文化界的起点，几乎都有过亭子间经验。
1936年9月，被国民党拘禁3年多的上海亭子间作家丁玲恢复了自由后，她选择奔赴西北，成为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家。毛泽东对她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不但亲自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为她举行欢迎宴会，会后还赠《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词一首：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对走出上海亭子间的作家丁玲的真挚热情的态度，加之延安充满生机活力的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上海亭子间作家的到来。包括作家丁玲、周立波、萧军、萧红、欧阳山、草明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到的延安。如果将名单全部列出来，就会发现差不多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坛上各时期的代表作家。 自从1938年毛泽东把由上海等大城市奔赴延安的左翼文化人称为“亭子间的人”以来，30年代作家、30年代文学与上海特有的建筑空间“亭子间”的关系，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 毛泽东对这些亭子间作家是怀着爱恨交加的心情，爱的是他们的才气，恨的是他们的“傲”气。 毛泽东自己作为文人，也乐于同文化人交往。延安不大，毛泽东经常从自己的窑洞出发，信步走到某位文艺家的住处，同他们谈天说地，他曾同萧军谈《聊斋》，与茅盾论《红楼梦》，谁有了好作品，他也及时给以赞扬。
文艺家们满怀希望地奔向延安，但时间一久，上海亭子间作家队伍开始不太适应延安山上的环境。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
因此毛泽东看出了问题所在，在延安时也曾尖锐提出：“ 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 ' 老子天下第一 ，至少是天下第二” ，这是亭子间文人张狂的最佳表达。”
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多次到鲁艺，就“如何做艺术家”提出了更具体的想法。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 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 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老毛眼中，延安整风运动是“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从上海亭子间来到艰苦的革命根据地的丁玲说:“从上海亭子间到延安，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这一段漫长的路是“用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它记载着丁玲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的痛苦磨练过程。丁玲回忆道：“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
果然，当1943年7月，毛泽东读了上海亭子间作家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非常高兴，写信给他们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是老毛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贯主张的文艺路线。
在日后上海亭子间作家的“脱胎换骨”文风中，也结出了辉煌的战果。 1952年6月，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3等奖，后又有长篇《山乡巨变》。
欧阳山以长篇巨著《一代风流》、《三家巷》、《苦斗》等作品蜚声文坛。
草明在东北(1947年,见下图)深入生活后，长篇小说《原动力》,赢得了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后,草明又有《火车头》、《乘风破浪》等力作问世,奠定了其在文坛的位置。
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延续到文革时期，这时又出来了个早先从上海亭子间(曾住南昌路110弄25号新式弄堂房子)的江青同志来主控局面。
在她的倡导下，全国文艺界到了只有为主旋律、为工农兵服务的“八个样板戏”登峰造极的地步。
于是，这些从上海亭子间出名而已在全国文学艺术界领导层面就位的大作家纷纷又一次被整，此是后话，一笔略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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