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本身具有像树木一样的自我成长过程，跟人一样《晚熟的人》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所创作的小说结集，汇集了莫言这几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这个小说集的创作过程是很漫长的，其中有几篇是2012年春天的时候写的。大概写了六七个短篇小说的草稿，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把整个创作搁下了。直到2017年的时候，莫言又把这些小说拿出来重新整理了一下，陆陆续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尽管这本书是一个中短篇小说集，但实际上还是很连贯的。因为叙事主人公，也就是叙事者的视角身份是固定的。包括莫言获奖之前写的那几篇，也是一个作家回家的“还乡”小说。当然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里一个重要的文学类型，从鲁迅就开始写这样的小说。近百年的历史间，描写知识分子回乡的小说，其中折射出的物是人非、恍若隔世的感觉，以及跟乡亲们之间的那种隔膜感，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几乎每一个作家好像都写过类似题材的作品。《晚熟的人》的风格，也算是延续了现代文学中以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的还乡小说的风格。后来写的几篇小说里面，能够明显看出作家身份的变化，坦率地说，2012年前后回家，乡亲们对莫言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当然莫言认为自己没什么变化，但是大家都认为他变了，这一点很难否认。就是像这样一种个人处境的变化，也影响了莫言对事物的看法，也提供了他过去未曾有过的观察问题的一些视角。就是过去忽略了的，现在可能凸显出来了，过去一直熟视无睹的，现在突然有了新的发现。这也是小说集中的每一篇都有很长时间跨度的主要原因。知识分子回乡的小说基本都是有跨度的，他是拿现在跟自己的童年记忆进行比较——他现在回到的故乡、跟他记忆当中的故乡相比较。所以，鲁迅的《祝福》《社戏》《故乡》这些小说里面具备的这些特征，《晚熟的人》里面也是有的。莫言描写的是他所经历过的中国农村的几十年，跟鲁迅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们所描写的几十年有很大差别。许多梦想中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现实。最近这些年来，莫言感受的事物太多了，类似的小说应该还可以写一大批，现在储存在他的头脑中的小说记忆库里的人物故事还非常丰富。上世纪80年代初期，莫言毕竟只有30来岁，长期感觉到有话要说，终于得到发言权，得到随心所欲地甚至是为所欲为地使用语言，来挥洒、铺张、铺叙自己情感的机会，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蛮劲儿。但现在，莫言已经年近古稀，想那样写自己都不答应了，觉得既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和情感，也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当然，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讲，读者也不会轻易否定他在那个时期的创作，甚至有人会认为现在他已把过去那些东西都丢掉了，感到遗憾。但是对莫言来讲，发展到这样一种方式，用这样一种情感的度来写小说，也是一种必然。莫言曾说过，小说本身具有像树木一样的自我成长过程，跟人一样。人一直在不断成长，小孩长大，大人变老，小说也是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指的是那种有人物原型的小说，比如《等待摩西》这篇小说，摩西就是有人物原型的。这个人是莫言的一个小学同学，许多年前也曾经见过，后来传说他失踪了，他的太太和孩子在家里苦苦地等待。大概几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莫言碰到了他的弟弟，问起他来：“你哥还没消息吗？”他说回来了。所以，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么一个事件和人物。当然小说里所描写的很多事情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小说的核心部分——就是突然失踪三十年的人又突然回来的事件，确实是有原型的。所以说，人在成长，小说也在成长。作家还是应该跟当下的生活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才能够获得最鲜活的、最感人的、最令人信服的素材。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对莫言原有的写作观、态度和方法，还有风格，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刚开始莫言一直犹豫不决，很多东西轻易不敢下笔，还是有所顾忌——如果他是一个年轻作家，这样写没有问题，但现在他是一个“老作家”了，而且又是一个得过什么奖的作家，如果这样写的话，人家会挑毛病。有这种顾虑，这也是莫言有五六年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2017年，莫言回头把当时在西安写的那几个小说拿出来看的时候，还是感觉那几个作品写得太老实了，没有必要那么拘谨。所以写到《火把与口哨》，尤其是《贼指花》的时候，他还是恢复到以前那种心态了——“我不管你们了，我还是这样写”，至于读者怎样看这个小说，那就是读者的问题了。莫言不可能准确地揣摩到读者的阅读喜好，只能说感觉到这样写他认为是好的，就这样写。一个人要客观评价莫言是很难的，读者或者评论家读莫言的小说，也许会发现是不是“诺奖”在某种意义上捆住了他的一部分想象力。写这样一批小说，莫言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自己和身边人，莫言没有特别刻意地去追求是否确实在自觉传承中国文学的旧传统。但当年读笔记小说时，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在读汪曾祺、阿城的一些小说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作品带着明显的笔记小说风格，汪曾祺甚至还改写过好多篇《聊斋》的故事。莫言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也曾经改写过50篇《聊斋》故事。早期那些特别短的小说，实际上就可以算做笔记体小说。这两年莫言已经写了36篇了，好像还有将近20篇没有整理，他将来的计划是写100篇，出个小册子。笔记小说应该分出几类，一类就是聊斋体，包括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谈狐、谈鬼、谈轶闻奇事；还有一种就是诗话体，写诗人故事。清朝很多官员写了很多类似的故事，记录的大都是朝廷里的大臣们，他们当时都是科举出身，能写各种各样的诗。莫言写的《一斗阁笔记》已经发表了36篇，形式和内容都非常自由，有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来读，有的就是诗歌。当然还有一些带着明显的民间故事的风格，传奇、故事、轶闻趣事，甚至还可以把《一斗阁笔记》这种风格更加多样化，把某年某月他在部队宣传科写的新闻简报、因为什么事情写的一份检查、写给谁的一封信，都作为一篇放进去。这些完全可以虚构，只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拓展笔记小说的外延。总之，是极其随便、极其自由的，读者也会读得妙趣横生。莫言曾写过一个举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举人作了一篇全部用鸟字边写成的八股文，刘墉当时是主考官，一看说“不行”，里面有一个生编的字，取消了举人和秀才的名号。过了几年这个小子又来了，这次作了一篇全部用马字边写的文章。刘大人一看，说这个小子压不住了，才华太大了。《一斗阁笔记》的风格，在《晚熟的人》里确实没有直接体现，还是有所保留的。他写《一斗阁笔记》，是一种戏谑、游戏的心态，跟他和读者开善意的玩笑，通过这种方式戏谑人生，让大家看破某些华丽、庄严的外衣背后的一些东西。但是写像《晚熟的人》这样的传统小说，莫言还是非常认真，没把特别戏谑的恶作剧写法放进去，但现在在他想来，是不是也保守了些呢？难道所谓的严肃小说真的那么严肃吗？实际上也未必。《一斗阁笔记》里的各种尝试，实际上完全可以放到写《晚熟的人》之类的小说里去。用这样一种自由的、随意的、不做作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也许会让读者感觉到更加的轻松。《晚熟的人》的特征之一，就是每个故事的历史跨度都很长，每个人物的历史也都很长。莫言认为他们这样做都是历史造成的，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批判。有的人性格当中本身就包含了让他一辈子不得安宁，也害得别人不得安宁的这样一些坏的东西。莫言写这样一批小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在我们的历史过程当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批人，而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自己和身边的人。武功这样的人已经变成一个老人了，很快就要死掉了。在那样一个环境里，他用那种方式来抗争，同时他要作恶。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残忍的弱者、凶残的弱者。在目前这个网络时代，像武功这样的人，可谓比比皆是。他以他的弱小来获取他的利益，当他被欺负的时候就说自己是弱小的。但是他做的恶，他对别人的伤害一点不比强者对弱者的伤害小。他干了没有底线的坏事——我弱小，我欺负比我更弱小的人。“我打不过你，但是你老婆孩子打不过我。只要你不把我打死，我就去打那个孩子。你小孩两岁，怀抱里的孩子能打得过我吗？”莫言现在觉得，要重新定位好人和坏人。在《地主的眼神》里，他对一类“地主”人物重新进行了一种客观的定位，他是地主确实很可怜，但是他本身也很坏。他对他的儿媳妇，对小说里的儿童，也是非常凶残的。这就是人世，这就是丰富的乡村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实际上都在产生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就是宽容之心。过去认为大逆不道的很多东西，现在回头一看觉得很有道理，没有必要去谴责人家，莫言觉得应该认识到乡村社会存在的巨大的包容性。在《贼指花》里面，莫言没把这个贼当作一个坏人来写，甚至是用一种特别钦佩的情绪来写他，特别欣赏他。这也符合莫言亲身经历的一件事的心态，就是看到他伸手捉苍蝇、那么潇洒地把酒瓶子甩到身后那个垃圾桶里去的身手，看到他那么仗义，尤其对女性的一种呵护，那真是一个君子，真是一个绅士。所以最后，当“我”知道他是贼的时候，“我”也大吃一惊，怎么会是他呢？广义的贼心每个人都有，但有的人就在想出手的那一刻，又被道德纪律限制住了，有的人则没有限制住。还有一种贼就是他本身不是贼，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让他当贼的机会，那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大庭广众下突然来了好吃的，一个人当然为了面子、为了尊严不可能去吃，那如果一个人独居一室呢？吃了一口没人追究呢？那就很难说是什么情况了。克制跟道德约束，实际上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面临许多次的考验。莫言他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无数个人的历史编织成了大的历史，历史学家往往着眼于大的方面，而作家首先关注的是个体，个体的生命、感受和命运。无数的个体怎么产生影响力，一个历史事件又怎样影响到无数的个体，这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也是莫言写历史小说所遵循的。用个体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的历史过程，用感情的方式来把握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小说就是类似《丰乳肥臀》的作品。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走出去？这个只能是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首先还是要写好，依靠一些别的手段把一本书推出去，可能会取得不小的影响。但要真想成为一部文学经典，影响到外国人的心灵，可以回头想一想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一想这些外国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那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真正要变成影响西方读者心灵的作品，当然离不开好的翻译，但最终根本还是要自己的文本过硬。对作家来讲，首先还是坐下来先把小说写好，同时也需要有关部门的帮助。在对外翻译推介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那个时代了，那个时代的作家确实是社会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明星，那个时候阅读的就是小说、诗歌，能看的就是舞剧、歌剧、话剧。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怎么样让自己的小说变成外国读者手里捧着的读物，这个过程太漫长，也太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