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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张君劢算是个神奇的斜杠青年，从理工科跨到法学，从法学跨到哲学，从哲学跨到儒学，从儒学跨到建党从政，四次跨界，均成巨头。 民国时代的大师们，有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学文科的大多有参加政治活动的宿命，要么一出头就积极革命或反革命，要么一缩身就当大师搞学问；而学理科的，大多数不问政治做科学，把科研的功底作的极为扎实。 张君劢的正经专业完全是纯理科的。他早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和数学、物理、化学等西学，本来人生应该走科研实验、实业兴邦之道的。但他成为民国另类大师：一个典型的专业理科男比文科生还文科气质，一生的学术成就全在文科类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比政客还玩转政治，一生忙于建党结党从政干政，又一辈子没抓到过任何实权。 他是个维新改良派。曾是梁启超的大弟子和最忠实的追随者；有趣的是，他这个学生还能很强势地管住老师梁启超，张君劢曾说梁启超的生命不属于自己，是属于四亿人民的，二塔就是代表四亿人民来负责管梁启超的，他和梁启超签了一个工作契约，规定梁启超的应酬、休息甚至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都得由张君劢说了算。有一次张君劢跑到政法学堂，硬是从课堂上把正在上课的梁启超拖了出去，强迫梁启超必须立刻休息保命。偏是倔强任性的梁启超还就吃他这一套，被他管得死死的。 张君劢是中国大师级的神奇学霸，智商之高极不科学，学什么都能迅速学到一流。他的学业之路充满了各种神转折： 他先是12岁时稍微自学了一个多月，就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广外言馆学外语和数理化；15岁时，稍微专研了一下国学，1去宝山应试策论，轻轻松松中了个秀才。 17岁时，张君劢换了换行，跨界投考震旦学院修拉丁文。读了一年多，家里学费钱接不上了，于是他临时复习了不足半个月时间，又考入南京高等学校学新式教育，由于参加抗俄义勇队而被被勒令退学；于是他自学了一下宋明理学，跑到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学去当了两年教师。这期间他恰好和一个特殊学生有了教学交集：毛泽东就在这个学校读书。 随后他华丽转身，又考上了晚清公派留学生，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清政府资助只能学习理化，但他自行改读了法律和政治，由此失去了公派经费，所以他的留学三餐不继，极为清苦，靠给报社投稿糊口，最终圆满以优等成绩毕业回国。 更为传奇的是，学着西方文化，他还能应付传统文化考试：张君劢日本留学回国，竟然又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殿试优秀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他成为了中国末代翰林。 张翰林然后又两次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先后攻读了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有意思的是，两次留学德国最后他都是学业完成又放弃了博士学位，大概是他觉得自己是堂堂大清翰林，至少算是博导级的院士了，比什么博士学位高贵得多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中华民国的国家政治体制结构是按张君劢设计的方案组建的：张君劢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指归。张君劢是中国首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者，号称“中国宪法之父”； 张君劢天生组织号召力极强，天生就是领袖，他曾在巴黎和会上，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代表团谈判，大放异彩。他不到25岁时就创办了一个民主党，且这个党的规模在当时中国排前十位。他继承了晚清时代的中国第一个政治党派中国社会党的衣钵，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创建了中国国社党并成为该党党魁。内战期间国社党呼风唤雨，一度成为民国时代在国共两党之外，势力最为强大的“第三方力量”政党。 他和徐志摩都是梁启超座下同门弟子，他是徐志摩的师兄和大舅子。在徐志摩才15岁时张君劢就极为欣赏他的才情，在张君劢的极力促和下，他的妹妹张幼仪12岁时就和15岁的徐志摩订了婚并退了学回家待嫁，后来张幼仪15岁就嫁了。泰戈尔访华是张君劢联系的，结果这次接待泰戈尔促成了徐志摩和林徽因的亲近；而徐志摩赴欧洲留学也是张君劢安排的，结果欧洲游学促进了徐志摩移情林徽因 徐志摩和张幼仪闹着离婚。张君劢从感情上当然是非常难过的，离婚后他一直还认着徐志摩是妹夫，坚决要求张幼仪从一而终，甚至要求张幼仪千万不要和别的男人接触，甘心做备胎等待徐志摩回心转意。 但是徐志摩离婚，张君劢居然也是表态支持的。因为徐志摩张幼仪离婚案是中国历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文明离婚案。而这个中华民国民法恰是张君劢搞出来的。所以张君劢对徐志摩离婚的态度只能是“我不赞同你的离婚行为，但是我坚决捍卫你离婚的权力。”张幼仪起初也是闹着不肯离的，之所以最终还是怀着孕同意离婚，主要是张君劢帮徐志摩做通了她的工作。 张君劢自己的婚姻也挺有意思：他原本有发妻沈氏。也就是在泰戈尔访华的时候，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邀了一帮女生协助接待工作，张君劢因此认识了其中带队的王世瑛。他对王世瑛一见钟情，回头就和沈氏离了婚。这桩离婚案追随徐志摩和张幼仪的“民国一号离婚案”，算是中国历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二桩文明离婚案。 民国时代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一所众神集结的傲娇大学。王世瑛和林徽因、凌叔华、石评梅、庐隐、谢婉莹（冰心）、陈衡哲、陆君清、苏雪林、冯沅君……一股脑儿全在这所大学里。校长吕碧城更是举国公认的民国头号完美女神。而王世瑛正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会主席！ 北高师女才子新文学群体群星璀璨，绝对是民国时期中国文坛一大靓丽景观。其中王世瑛才华横溢，卓有文名，佳作传世，被誉为是北高师女生新文学群体中最为耀眼的“一星”。 当时王世瑛曾疯狂痴迷爱着郑振择。要知道郑振择也是当年名动天下的大才子。郑振择王世瑛的交往也是万众瞩目的世纪佳话。但是张君劢显然撩妹水平非同凡响，虽然后发制人，也不知怎么搞的，轰轰烈烈追了一年多，最后王世瑛被追得六神无主，糊里糊涂也就爱上了张君劢，1925年两人结了婚。 张君劢和王世瑛婚后，夫妻十分恩爱美满。王世瑛嫁给张君劢后，就此封笔退出江湖，终身不再写作，退出社会专心做贤妻良母，她给张君劢生了5个儿女，1945年不幸难产去世。而张君劢虽然算是停妻再娶，说起来起点不太好听。但是王世瑛过世，张君劢并无子息，却坚决为她终身不娶。民国文人无行，抛妻别娶不屑说了，一般丧妻之后顺理成章都会续弦了，虽有海誓山盟，林徽因谢世后梁思成纳了林洙，徐志摩遇难了陆小曼改嫁翁瑞午，亦是无可非议。而像张君劢这样，如此忠贞专情的确实难得。 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认识了一个医生苏记之，相互倾慕之余，张幼仪就打算嫁了。于是她便写信征求两个哥哥的意见：四哥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公权的回答是“让我考虑考虑”，然后就没了下文。二哥张君劢却是竭力反对张幼仪改嫁。他给张幼仪写信嘉许他多年守节，并说：“兄不才,三十多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沟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张幼仪琢磨出了潜台词的个中滋味，但是终究还是嫁给了苏记之，终于安享后半生。 张君劢深谙哲学和逻辑，擅长论战。他曾在1923年春为清华学生做了一场“人生观”的演讲。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张君劢演讲中宣扬玄学，宣称科学并非万能的，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人们熟悉的人生观问题更是如此。他说：“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这是公然和当时社会潮流对“德、赛二先生”的崇拜叫板。丁文江读到该文后勃然大怒，率先发难，连续公开发文激烈批评了玄学是无赖鬼，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由是获得了“玄学鬼”的称号。随后新文化运动精英大师们齐上阵群怼张君劢。但是张君劢一人独抗江湖，竟然也丝毫不落下风。这就是所谓的“科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 张君劢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早年热情介绍过十月革命。但是他后来又反对、攻击俄国革命,反对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抗战时他对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后来又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混时代的牺牲品”、“不可靠”。后来共产党指控他是“国民党的帮凶”。国民党骂张君劢是革命党的“余孽”。最终他被两头都记恨上了。终于走投无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南联大曾爆发大规模学潮，国民党指控张君劢、罗隆基是这次学潮的幕后人物。加上蒋介石一直恼怒于张君劢组建中国民主同盟，不断地向他吆喝“要宪政”,要他“结束党治”。蒋介石于是借机下令将张君劢软禁在重庆汪山，这一关，张君劢就被软禁了两年。直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劝说蒋介石采取民主政治，张君劢才获自由。 1948年12月27日，毛泽东宣布四十三名头等战犯名单，张君劢被宣布为首批战犯，并言，“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公布张君劢主要罪状是两条：一是抗战中张君劢曾经提出取消共产党的反动论断，反对在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个论调在全国广为传播,影响恶劣。二是张君劢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改组政府和行宪国大,支持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为伪国大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在法理上给中共添了很大麻烦。 1949年后，一生跌宕，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君劢，移居欧美，四海为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他转向重点研究宣扬儒学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新儒家的开创者。 张君劢可谓民国第一落魄鬼。他的一生，算是非常勤奋，积极向上。他终身营营碌碌东奔西走忙个不停，做着五件事：著书立说、立法、办学、办刊、组党。倒霉的是五件事，没有一件是顺顺当当搞好的： 他所推出的学说观点，总是不合时宜，新文化运动盛行，他谈科学无用玄学伟大；北伐战争走向成功之际，他发文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训政学说；抗日战争需要变通领袖独裁集权时期，他呼吁完善法制依法治国；解放战争内战激烈时，他提出统一战线和平建国……难怪一直是被人围殴吊打。 他所毕生追求的立法、法制，生逢乱世，要想实现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他办过很多学校，总是筹建未定招生未满，就会因形势变化被取消或者遣散了；他每隔一两年，就会创办刊物，但是好像命中注定他的杂志都超短寿，全在国民党的管制中给取缔了。 他从25岁开始，就没停过创建党派、发展党员、参与政事，但是他的党派总是万年在野，给政府当当背景板而已，他从来也没有正常实在地当过官、参过政；他被国共两党都认定为反动派；更可悲的是，最后他还被自己一手创建的中国民主同盟开除出盟，成了名副其实穷途末路的丧家犬。 张君劢终身不置产业,没有任何私蓄，一生穷命，吃尽了没钱的苦：15岁读震旦大学，就读了一半缺少学费被迫退学。日本留学也是断了公费饥寒交迫。 1929年，张君劢曾被绑架，绑匪天天给张君劢家中打电话，要张家拿出巨款赎人，声称不照做会先割下张君劢的耳朵，把张君劢的头砍下，扔在大西路旁。王世瑛虽然时时刻刻担心丈夫的安危，家中无钱也只有一概不理。如此僵持了十多天，张君劢对绑匪发誓：“倘我素有积蓄，不与君等共之者，则我一家三儿定遭天殃，自绝人世。”绑匪面对如此赤贫滚刀肉人物，也终于没了方向感。王世瑛后来找了杜月笙、章太炎等疏通，张君劢最后被释放了。 张君劢流亡美国之后，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生活十分清苦。只靠每月百把块钱美金的养老费生活，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党当局曾多次要给他经济资助，都被他拒绝。直到去世，他从未接受过台湾当局的一分钱。这份文人气节也算硬朗了。 晚年张君劢晚景凄凉。一切开支省到极处。每天中午只吃块三文治、喝开水；家中只有一部十一英寸的小电视。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他应斯坦福大学之聘担任中共问题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是他很不愿意做的，给他精神压力非常大，不久他得了严重的胃溃疡，胃被割除了三分之二。这时斯坦福大学的中共问题研究因经费困难，还中断了。 最后近80岁的张君劢又接了为《世界日报》写社论的活，这只得像年轻人一样每日赶写时效文章，老人劳累过度，引发了第二次胃溃疡。勉强调理出院，但医生一再关照他，再不能过度操劳了。但张君劢生计无着落，唯有继续拼命工作。他还以一人之力创办《自由钟》杂志，并撰写了《论专制君主政体》一书。老年人长时间超负荷的劳累，终于耗尽能量。1968年底他第三次病倒，生命走到大限。 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在旧金山伯克莱的康凡勒生养老院，张君劢劳累旧疾复发而去世，时年八十有二。终时家徒四壁，身无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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