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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梁漱溟只有一个外国朋友，这就是“性格古怪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梁先生特立独行，交友慎重。泰戈尔访华时，二人在徐志摩撮合下见了一面。泰翁对他十分欣赏，他却没把对方引为同调。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梁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性格古怪”，甚至是被视为疯子、骗子的人做朋友呢？ 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又名卫中，是一位德国银行家的儿子。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我没有看到可靠资料。后来翻阅《晨报副刊》，见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三月上旬连载了《卫中先生的自述》，其中有“头几天，是四十三年以来，头一次外人问我要我自己的传记”云云，估计他可能是１８８２或１８８３年生人。 从《自述》中可以看出，卫的父亲出身贫寒，上学时常以树上掉下来的果实充饥，成年后又因没钱而结婚很晚，所以养成一种“急于求财”的心理。为此，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对儿子说：“你在学校得了多少分？考了第几名？将来能挣多少钱？没钱怎能娶媳妇？”卫西琴对此十分反感，认为父亲简直是一个专为物质奔忙的庸人。不幸的是，他的母亲也是个脾气暴躁、没有文化的乡下人。她的日常活动，除了“专拿物质去挥霍”以外，就是“摔桌子，打板凳，骂小孩子，骂底下人。”因此卫西琴说，母亲的粗野毁坏了他的身体，父亲的庸俗毁坏了他的精神。 卫西琴的早年生活可分三个阶段：从４岁起经常跟父亲去看戏，这是他接受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１３岁开始对音乐着迷，希望能从中找到生命的真谛；１７岁上大学，先后在几所学校读过文学、医学、化学、博物学，２５岁获得音乐博士学位。 卫西琴认为，在人的感觉系统中，听觉属最高一级，与智慧相通，对人格影响最大，所以在诸多艺术形式中，音乐离人的精神最近，可以给人最大的力量。梁漱溟认为卫的说法“确有见地”，与所谓礼乐乃治国之本的古训，是一个道理。 梁还说，卫西琴的演奏也很独特，他先把听众安排在一个昏暗的地方，然后自己进入帷幔，脱得一丝不挂，才开始弹琴。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光线的刺激和衣服的束缚。此外，他还要提醒大家：“演奏时不得咳嗽，否则我就要很厉害地发怒。”梁先生聆听的是贝多芬的一支曲子，他的印象是“非常强烈、勇猛”，最能代表西洋精神。演奏结束后，卫“竟浑身流汗，非立刻洗澡不可。” 由于性格古怪，妻子说他是疯子，他自己也看不惯周围的一切，于是他离开了德国，在法国美展中发现东方文化魅力，在英国接受了蒙台梭利教育思想，最后于民国初年经印度来到中国。卫西琴说，他本来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不料到了上海以后却极为失望。他发现，中国人正在盲目模仿西方，从服饰、建筑到教育、音乐，到处“都是让我仇恨的”东西，至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精神，却无处可寻，无人可问。两年以后，他离开上海去了日本。 半年以后，卫西琴“接到北京的电报”再度来华。他在北京仅仅住了三个月，就买好船票又要离开。他认为，日本已经度过模仿的时代，“中国却正在模仿的路上”。正在这时，严复来信挽留，原因是要翻译他所写的《中国教育议》。梁漱溟说，这篇译文在《庸言》报发表时“颇为士林瞩目”；但他拜读以后，却有一种条理不清、空有慨叹的感觉。于是他又找到卫氏的其他著述反复研读，仍然是“莫窥究竟”。他怀疑此人学问空疏，言之无物。由于严复的推荐，卫西琴在天津中国教育联合会演讲多次，并与社会名流多有接触。尽管如此，他还是难觅知音，只好到保定去教音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声明加入了美国国籍。 五四运动以后，卫西琴应阎锡山邀请到山西办学。当时阎锡山正在山西大力推行新政。阎请他来，是要他主持外国文言学校。该校于１９１９年８月成立，据１９２１年编纂的《山西现行政治纲要》介绍，它的独特之处，一是“学生皆属十六岁以内，毕业后分送各国留学”，二是“学生每日工作二小时，盖合乎工读主义也”。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也说：这所学校“采取自觉教育法，不雇工友，学生分工料理日常生活事项。（阎）先生常莅校与卫先生研究哲学，并为学生讲话。后改为'大通学院’”。梁潄溟介绍说：“他在教育中最要紧的意思，或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觉应当上通于心，心应当下通于感觉，往复相通不要隔离；所以他自名其在山西所办的学校名叫大通学校。” 梁漱溟大约是１９２２年初与卫西琴订交的。１９２１年底，梁应邀赴山西讲学，顺便参观了外国文言学校。一年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太原召开会议，卫西琴曾把《诗经》中的几章谱成乐曲让学生演奏，在会上反响不错，可惜梁漱溟未能与会，没有听到这种“真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音乐。这次参观，他既为卫西琴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又因该校的不同凡响而惊叹。他说：“是冬游晋，得参观先生所主办之外国文言学校。则其间所有，举不同俗，一事一物，靡不资人省味……。而窃见先生精神措注于百余学生之身，无微不至，直有欲呕出心肝之慨，尤不能不使人起恭起敬，倾心折服。学生百数十人，一一颜色泽然，神采焕然；凡外间一般学校学生，所有憔悴之色，沉闷之气，于此绝不可见。然学生肥而先生瘠。先生之劳瘁，睹面可识，不止于瘠，直已病矣！”随后又经过一夜交谈，梁认为卫西琴不仅非常正直，而且胸怀远大。 关于这所学校的规模，各种资料说法不一。据有关部门民国九年（１９２０）三月公布的数字，该校共４个班，教员２０人，职员５人，学生２２０人。此外，当年《晨报副刊》在发表《卫中先生的自述》时，还刊登《卫西琴教育主张及其办法》一文，对相关情况有所介绍。文章说，该校按语种分班，“每班一主任教员……，名曰家长”，对学生的生活学习进行全面指导。“师生关系，若家长之于子弟，子弟之于父兄，互相亲敬，刻不可离。”学校没有固定教材，教学活动以实用和学生兴趣为主，日常生活中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此外，学校的一切机构设施，包括工厂、公卖室（即商店）和食堂，全部由学生管理。这些情况，梁漱溟在《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中也谈了不少。 需要指出的是，卫西琴的出发点与“抢饭碗”的职业教育（蔡元培语）有所不同，他强调实用，是为了让学生摆脱“感官的模仿”，致力于“心力的创造”。他认为，有创造力的人只会奉献，不知索取，没有创造力的人只会占有，不知奉献。 卫西琴大约是１９２５年年底离开山西的。之所以如此，用《晨报副刊》编辑的话来说，是因为他“不谙中国风情，往往措施失当”，以及他反对山西人早婚，遭到山西人反对。按卫西琴的说法，是因为太原学生“总是要人化于乐，人化于文”。 这话颇难理解，幸好梁漱溟作了笺释。他说，卫的意思是指学生只知模仿不知创造，结果是“化于外物而失掉自己”。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卫氏学说过于抽象晦涩，他的思想很难用准确而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因此不要说在普通人中间，即使在学术界也和者盖寡。当年《晨报副刊》刊登他的自述，是为了引起学界讨论，但结果却石沉大海，没有反应。也许是不大甘心吧，半月后该报又刊登卫的一篇文章——《政治与教育》。该文对政权的产生、政府的作用、政治的黑暗、教育的真伪都有精辟的议论，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国人对于这些问题仍然是麻木不仁。 卫西琴离开山西以后又到了北京，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在西郊大有庄租房……同住共学”，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并以“每星期五为讲论之会”。经过一年相处，梁漱溟对卫西琴的学问、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二人友谊也日益加深。梁认为，卫西琴不为世人接受，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语言上难以沟通。所以，他立志要以“将来的生涯与精力，划出一部分专替卫先生（的理论）作说明的工夫”。就在这一年（１９２６），梁开始写《人心与人生》，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１９７５年才完成。该书除辟有专门章节介绍“亡友卫西琴”的学说之外，其他部分也深受卫氏影响。梁甚至说，他的朋友也许是那种生前不为理解，死后才被崇敬的大人物。 １９２７年，梁漱溟应李济深邀请前往广州。第二年，他为了试办“乡治讲习所”，担任广州第一中学校长，并聘请卫西琴主持高中师范班工作。从梁当年冬天的一次讲话来看，卫西琴也到了广州，但不知什么原因又很快离去。尽管如此，梁改造这所学校的方案，仍然与卫西琴的办学路数相似，这也是他深受卫氏影响的一个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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