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 | 畏天之威而一怒安民：《孟子》“交邻”章考释

◎杨海文

中山大学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摘要：《孟子》“交邻”章包括两节：第一节借实事以彰明天理，仁者与智者无优劣、乐天与畏天无高下是孟子王道政治学的根本智慧；第二节借大勇以夯实上帝，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志在安民是孟子王道政治学的终极诉求。通过文献考辨与义理诠释，可知《孟子》“交邻”章文法严密、意涵丰硕，整章以“畏天之威”“一怒安民”统摄全体、涵盖乾坤。

关键词：事；勇；民；天；王道政治学

《孟子》2·31又称“交邻国有道乎”章、“交邻国有道”章、“交邻国”章、“交邻”章。姚永概（1866—1923）《孟子讲义》卷2《梁惠王章句下》按语：“此篇文局，最为整齐，便于模仿，以其多用偶也。前段以仁者、智者为偶，后段以文王、武王为偶。其用奇者，止'王请无好小勇’六句，及篇尾二句而已。然不得此数句单行，文又嫌不活动。前段用笔斩截，后段用笔飒爽，又极变换之妙，学者所宜留意。”2《孟子文法读本》卷1《梁惠王》录吴闿生（1877—1950）眉批：“此文分作两节。前半'乐天’'畏天’，敛锋戢锷，如不欲露。后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光焰迸出，一抑一扬，而文字亦臻极诣矣。”3据此，可将《孟子》2·3分作两节：第一节从起句“齐宣王问曰”至“于时保之”，格式为一问一答；第二节从“王曰”至收句“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格式亦为一问一答。前一节敛锋戢锷、用笔斩截，后一节光焰迸出、用笔飒爽，全章偶主奇从、变幻无穷。前一节借实事以彰明天理，后一节借大勇以夯实上帝，全章借“畏天之威”“一怒安民”以统摄乾坤。上引吴闿生又云：“吾论文章以生气奋动处为独绝，尝求之古今诸文家而不可数得，至《孟子》则触处发见。《左传》《庄子》亦然。此三代以上之文之所以不可及也。”4《孟子》2·3即是典范。

一、天理、实事与“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孟子》2·3第一节八言“事”字，且有“二事”“四事”之分。“二事”是指仁者“以大事小”而乐天、智者“以小事大”而畏天之“事”，旨在唤醒抽象的天理；“四事”是指“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之“事”，旨在开显具体的实事。朱熹（1130—1200）《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指出：“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5孟子答齐宣王问，以抽象统摄具体，以实事彰明天理，“交邻国之道”因此而“有”，“畏天之威”于是而“保”。

“汤事葛”包括本事、后传两部分，《孟子》计有三章涉及，其言有简、略、详之不同。一是《孟子》2·3指出：“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其言简约，点出本事。二是《孟子》2·11指出：“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其言概略，叙说后传。三是《孟子》6·5指出：“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其言详备，本事、后传双管齐下。从义理看，前两章与齐国相关，后一章与宋国相关。齐大而宋小，汤大而葛小。齐国当以汤为后事之师，宋国当以葛为前车之鉴。从文法看，简者抛砖引玉，暂存不得甚解之嫌；略者扣人心弦，顿生瞻前顾后之念；详者如释重负，步入豁然开朗之境。

《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指出：“文王事见《诗·大雅》。”5《朱子语类》卷51《孟子一·梁惠王下·交邻国有道章》指出：“昆夷不可考。”6现据《史记》《汉书》的西伯（文王）叙事及其古注，略补《孟子》2·3“文王事昆夷”之实。一是《史记》卷4《周本纪》指出：“明年，伐犬戎。”张守杰（生卒年不详）正义：“又《毛诗疏》云'犬戎昆夷’是也。”7二是《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指出：“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司马贞（679—732）索隐：“韦昭云：'《春秋》以为犬戎。’按：畎音犬。大颜云'即昆夷也’。《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牡，是为犬、戎。’《说文》云：'赤狄本犬种，字从犬。’又《山海经》云：'有人面兽身，名曰犬夷。’贾逵云：'犬夷，戎之别种也。’”8三是《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指出：“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颜师古（581—645）注：“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犬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绲，二字并音工本反。昆、绲、畎声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为犬戎。’许氏《说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种也’，故字从犬。”9综上，“昆夷”一词多表，又作“犬戎”“畎夷”“畎戎”“混夷”“绲戎”。

以《孟子》2·3的“昆夷”为中心，孟学史会同《诗经》学史做过“昆”“混”之辨。（一）从东汉看，《孟子正义》卷4录赵岐（？—201）注“文王事昆夷”：“《诗》云'混夷兑矣，唯其喙矣’，谓文王也。”10引《诗》语出《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绵》：“混夷矣，维其喙矣。”11（二）从唐代看，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卷6《毛诗音义中·采薇》指出：“昆夷，本又作'混’。古门反。昆夷，西戎也。”同书卷7《毛诗音义下·绵》指出：“混夷，音昆。”同卷《皇矣》指出：“串夷，古患反。毛云：'习也。’郑云：'串夷，混夷也。’一本作'患’。或云：郑音患。混夷，音昆。”12（三）从南宋看，臧琳（1650—1713）《经义杂记》卷9“文王事混夷”条指出：“宋高宗御书《石经孟子》作'文王事混夷’。”13（四）从清代看，上引臧琳又云：“据此，知《诗》'混夷’字无有作'昆’者。《孟子》'昆夷’当从《石经》作'混夷’，方与《诗》合；今经、注皆作'昆’，失其旧也。《皇矣》引《诗序》'混夷’，今《采薇序》注、疏作'昆夷’，《释文》'昆夷，本又作“混”’，作'混’与《正义》合。今本作'昆’，乃依《释文》正字耳。”13（五）再从清代看，阮元（1764—1849）《孟子注疏卷二上校勘记》“文王事昆夷”条指出：“闽、监、毛三本同。《音义》、石经、廖本、孔本、韩本作'混夷’。按：《诗·绵》'混夷兑矣’，《皇矣》笺'患夷即混夷’，与此经正合。作'昆’，非也。”11（六）从近世看，黄焯（1902—1984）《经典释文汇校》卷6《毛诗音义中·采薇》指出：“考证云：《皇矣释文》：'混夷，音昆。’《正义》亦作'混’，又引此《序》'西有混夷之患’为证。今此《正义》亦作'昆’。《孟子》：'文王事混夷。’赵岐注引《诗》：'混夷駾矣。’宋石经、宋板皆然。今本《孟子》作'昆’。”12由上可知：一方面，从《诗经》审正《孟子》看，“昆夷”当作“混夷”，“作'昆’，非也”，这是考证之真；另一方面，从《孟子》刊本看，“今本作'昆’，乃依《释文》正字耳”，这是传布之真。

《孟子》2·3以“昆夷”指代西戎，而以“獯鬻”指代北狄。先看《孟子》注疏。《孟子正义》卷4录赵岐注：“獯鬻，北狄强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10《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指出：“大王事见后章。所谓狄人，即獯鬻也。”14“大王”亦即“太王”。所谓“太王事獯鬻”，详见《孟子》2·14、2·15。再看《史》《汉》记述。一是《史记》卷4《周本纪》指出：“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15可见“獯鬻”又作“薰育”。二是《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指出：“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裴骃集解：“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司马贞《索隐述赞》指出：“猃狁、薰粥，居于北边。”16可见“獯鬻”又作“荤粥”“薰粥”，而且历代有不同称谓。三是《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指出：“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颜师古注：“皆匈奴别号。”17可见“獯鬻”先是一词多表，最终统称“匈奴”。对此，王国维（1877—1927）《观堂集林》卷13《鬼方昆夷玁狁考》指出：“于是'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之际，与数百年前之'獯鬻’'玁狁’先后相应。其为同种，当司马氏作《匈奴传》时，盖已知之矣。”18

《孟子》不言“阖闾”“夫差”，但7·7的“齐景女吴”事关阖闾，而2·3的“勾践事吴”事关夫差（“勾践”又作“句践”）。《孟子正义》卷4录赵岐注：“越王句践退于会稽，身自臣事吴王夫差。”19《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指出：“句践，越王名。事见《国语》《史记》。”20《孟子》注疏惜墨如金、点到为止，而历史记载泼墨如水、画龙点睛。一是《吴越春秋》卷4《勾践入臣外传》言其“尝粪示忠”：“适遇吴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恶以出。逢户中，越王因拜请尝大王之溲，以决吉凶。即以手取其便与恶而尝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践，贺于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吴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尝事师，闻粪者顺谷味，逆时气者死，顺时气者生。今者臣窃尝大王之粪，其恶味苦且楚酸。是味也，应春夏之气。臣以是知之。’吴王大悦，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离其石室，去就其宫室，执牧养之事如故。越王从尝粪恶之后，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气。其后吴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临政之后，大纵酒于文台。吴王出令曰：'今日为越王陈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礼事之。’”21二是《史记》卷41《越王句践世家》言其“卧薪尝胆”：“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22委曲求全的“尝粪示忠”足以勾勒“勾践事吴”之本事，置之死地的“卧薪尝胆”足以预示“勾践灭吴”之后传。

《孟子》2·3指出：“《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引《诗》语出《诗经·周颂·清庙之什·我将》：“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23因“我其夙夜”属下二句而未引，可知既断章取义、又以意逆志是孟子引《诗》的一般做法。《孟子正义》卷4录赵岐注：“言成王尚畏天之威，于是时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24《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指出：“时，是也。”25因“于时”既可解作“于是时”、又可解作“于是”，可知各言尔志、诗无达诂是经典解释学的必然宿命。

《孟子》2·3第一节将结交邻国之道分作“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两种：前者的主体是仁者，示例有“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实质为乐天，效果是“保天下”；后者的主体是智者，示例有“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实质为畏天，效果是“保其国”。《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指出：“仁人之心，宽洪恻怛，而无较计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国虽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义理，识时势。故大国虽见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礼尤不敢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包含遍覆，无不周遍，保天下之气象也。制节谨度，不敢纵逸，保一国之规模也。”25孟学史关注两大问题：仁者、智者是否有优劣之分？乐天、畏天是否有高下之别？

先看第一个问题。据《朱子语类》卷51《孟子一·梁惠王下·交邻国有道章》，人们提问：“'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宽洪恻怛，便是小国不恭，亦挠他不动。'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盖智者见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朱熹回答：“也不特是见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26据《孟子师说》卷1《“问交邻国”章》，《大全》指出：“仁者而居小国，固不免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国，则未必能为仁者之举。何者？智者分别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与之较，如仁者之为也。”黄宗羲（1610—1695）按语：“事小事大，从时势上而分为仁智，原无优劣，而谓其有能不能，无乃固欤？”27

再看第二个问题。《朱子语类》卷51《孟子一·梁惠王下·交邻国有道章》指出：“乐天是圣人气象，畏天是贤人气象，孟子只是说大概圣贤气象如此。使智者当以大事小时，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当以小事大处，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将太王文王交互立说，便失了圣贤气象。此自是两层事。孟子之说是前面一层，又须是看得后面一层。所以贵乎'不以文害辞’者，正是此类。人须见得言外意好。”26唐文治（1865—1954）《孟子大义》卷2《梁惠王下·第三章》指出：“乐天者保天下，公而已矣。畏天者保其国，正而已矣。乐天是何等气象！畏天是何等精神！”28

综合以上两大问题，《四书遇·孟子·梁惠王下·交邻章》抄录明末清初谢象三（生卒年不详）之言：“合事小事大而总归之天，所以启人主忌惮之心。合乐天畏天而总归于畏，所以夺人主好胜之气。合国与天下而总归于保，所以破人主忿争之习。畏天节不单指保国说，亦不必补出乐天。”29据此“天”“畏”“保”三字，仁者与智者有优劣，乐天与畏天有高下，属于实际政治运作的“分别智”；仁者与智者无优劣，乐天与畏天无高下，属于王道政治学的“究竟智”。

二、大勇、上帝与“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论语》12·22指出：“富哉言乎！”《孟子》2·3指出：“大哉言矣！”《孟子》2·5指出：“善哉言乎！”联系上下文，译文分别可作：“言辞丰富啊！”“言辞大气啊！”“言辞和善啊！”以上是《论语》《孟子》“□哉言□”句式的全部三个例句，可见唯有精准的白话文翻译方能显示其差异，再现其语感。

齐宣王对孟子坦承有三好之疾。《孟子》2·3指出：“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2·5指出：“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无独有偶，齐桓公对管仲亦坦承有三好之疾。《管子·小匡》指出：“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则恶有不可者矣？’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30齐宣王的“好勇”“好货”“好色”与齐桓公的“好田”“好酒”“好色”如出一辙，孟子的“与百姓同之”与管仲的“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殊途同归。《四书评·孟子卷之一·梁惠王章句下》对“寡人好□”三句依次夹批（写于行间）：“圣主”“老实”“圣主”。又对《孟子》2·5尾批（写于文末）：“都是活法，圣人，圣人！此独以之待齐宣耳，若梁惠无有也，二王优劣可见矣。”31李贽（1527—1602）有得于孟子区别对待齐宣王、梁惠王的不同用心。

《苏轼文集》卷4《留侯论》指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32《孟子》对“小勇”“大勇”各言一次。据《孟子》2·3，孟子对齐宣王说：“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这是苏轼（1037—1101）说的“此不足为勇也”。据《孟子》3·2，曾子对子襄说：“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苏轼说的“天下有大勇者”。刘熙载（1813—1881）《艺概》卷1《文概》曾说“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33，此亦一例。

“抚剑疾视”典出《孟子》2·3：“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它既与《论语》7·11的“暴虎冯河”神似，又与《庄子·杂篇·盗跖》的“案剑瞋目”34同义。从说文解字看，《孟子正义》卷4录赵岐注：“疾视，恶视也。抚剑瞋目曰：'人安敢当我哉！’”35《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指出：“疾视，怒目而视也。”36从画龙点睛看，李贽《四书评·孟子卷之一·梁惠王章句下》夹批：“画”37。《孟子文法读本》卷1《梁惠王》录吴闿生眉批：“'抚剑疾视’数句，情态溢出，是趣味文字。”38说文解字者，解释、正义也；画龙点睛者，评点、文法也。

《孟子》2·3指出：“《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引《诗》语出《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39一言“以遏徂莒”，一言“以按徂旅”，是两者的文字差异；本文录《孟子》未引者，旨在方便下文涉及“侵阮徂共”的叙述。以朱熹为中心，可从三方面审读此一“《诗》云”的解释史。（一）从孟学史看朱熹与赵岐之异。《孟子正义》卷4录赵岐注：“言文王赫然斯怒，于是整其师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笃周家之福，以扬名于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愿王慕其大勇，无论匹夫之小勇。”35《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指出：“赫，赫然怒貌。爰，于也。旅，众也。遏，《诗》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诗》作'旅’。徂旅，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笃，厚也。祜，福也。对，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36与赵岐重在通解不同，朱熹重在训诂，并据《皇矣》的上文，将“徂莒”改为“徂旅”，解释为“密人侵阮徂共”之事，而原有的“莒”义被取消。（二）从《诗经》学史看朱熹与毛亨（生卒年不详）、郑玄（127—200）之异。据《毛诗正义》卷16之四《文王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三·皇矣》，毛亨传：“国有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郑玄笺：“阮也、徂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须之人，乃敢距其义兵，违正道，是不直也。”孔颖达（574—648）疏：“毛云：'徂，往也。共，国名。’郑云：'徂、共皆国名。’”39《诗集传》卷16《大雅三·文王之什三之一·皇矣》指出：“密，密须氏也，姞姓之国，在今宁州。阮，国名，在今泾州。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今泾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师也。按，遏也。徂旅，密师之往共者也。”40三家均释阮为国名，毛亨释徂为前往、释共为国名，郑玄释徂、共皆为国名，而朱熹释徂为前往、释共为阮国之地名，略同于毛亨，大异于郑玄。（三）从经学史看孔广森（1752—1786）与朱熹之异。《经学卮言》卷5《孟子》“以遏徂莒”条指出：“《毛诗》虽作'徂旅’，其传曰：'旅，地名也。’则亦与'莒’同义。古书音同相借者多。'莒’字从'吕’即音'吕’可耳，未可遂易为'师旅’之'旅’也。依郑君说，'徂’为国名。'遏徂’之事，古书散轶，不可复考。'遏莒’之事见于《韩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41（引者按：“孟”当作“盂”。）《韩非子·难二》指出：“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丰，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42从坐实“以遏徂莒”看，朱熹根据《皇矣》断为“密人侵阮徂共”而“亡”莒，孔广森根据《韩非子》断为“文王侵盂克莒”而“存”莒，两者另有内证、外证之异。总之，给《孟子》单章做通解易，做训诂难；尽管训诂不免见仁见智，却是通解的必要补充。

据《毛诗正义》卷16之四《文王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三·皇矣》，郑玄笺：“文王赫然与其群臣尽怒曰：整其军旅而出，以却止徂国之兵众，以厚周当王之福，以答天下乡周之望。”43朱熹《诗集传》卷16《大雅三·文王之什三之一·皇矣》指出：“是以密人不恭，敢违其命，而擅兴师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则赫怒整兵，而往遏其众，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尝有所畔援歆羡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44如若不计名物辨析之异，可知汉宋之争绝非无处不在。

《孟子》2·3指出：“《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引《书》语出《尚书·周书·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43两者的文字有较大差异，而且暂未考量《尚书》的真伪之辨。按：“泰誓”，《孟子》6·5、9·5写作“太誓”；《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写作“大誓”，同书卷6《滕文公章句下》、卷9《万章章句上》写作“太誓”45。

以赵岐、朱熹为切入点，孟学史对《孟子》2·3“《书》曰”一段有点读之异。一是据《孟子正义》卷4，经文点作：“《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赵岐注：“言天生下民，为作君，为作师，以助天光宠之也。四方善恶皆在己，所谓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焦循（1763—1820）疏：“赵氏读'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八字句，'四方’二字连下'有罪无罪惟我在’九字句。”46二是据《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经文点作：“《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朱熹注：“宠之四方，宠异之于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诛之，无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则天下何敢有过越其心志而作乱者乎？”45两者的主要差异为：赵岐以“四方”属下“有罪”起句，朱熹以“四方”属上“宠之”收句。杨伯峻（1909—1992）《孟子译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的点读从赵岐，未从朱熹47。

以清代为切入点，孟学史对《孟子》2·3“《书》曰”一段有收句之别。“《书》曰”的内容为“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相比传统句读多出末尾二句，是谓收句之别。先看臧琳《经义杂记》卷3“其助上帝宠之”条：“且赵《注》读'四方有罪无罪’为句，与孟子释《书》意'一人衡行于天下’句正合。今以'四方’属上，亦误也。（或云：'《书》词至“武王耻之”止。’非也。赵《注》亦断'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住。）”48正文所谓“今以'四方’属上”，是指《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对经文的点读不同于赵岐；夹注所谓“《书》词至'武王耻之’止”，是指人们对经文的收句不同于赵岐、朱熹。臧琳断以“误”“非”，态度鲜明。再看王鸣盛（1722—1797）《尚书后案·尚书后辨附·周书·泰誓上》：“今《泰誓》改'降’为'佑’，意觉索然，不省作伪者是何心？'宠之四方’改'宠绥四方’，特因《盘庚》上篇有'厎绥四方’句，故本之耳。又《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皆《书》词，皆史臣所作，故孟子从而释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犹上文引《诗》毕，然后从而释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伪作者欲窜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句，又去'惟我在’句，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为'予曷敢有越厥志’。试思此段在《泰誓》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49这是对臧琳所谓“或云”加以具体化。焦循《孟子正义》卷4先录《尚书后案》，再录《经义杂记》50，意在展示提出并解决问题的逻辑次序，并聊备一说，但对问题意识从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次序有所遮蔽。何人、何著、何时首言“《书》曰”一段以“武王耻之”收句，以及是否将收句之别建基于《尚书》辨伪，尚待详考。

以《尚书》学为切入点，孟学史对《孟子》2·3“《书》曰”一段有真伪之辨。首先看赵岐。《孟子正义》卷4录赵岐注：“《书》，《尚书》逸篇也。”50《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指出：“《书》，《周书·大誓》之篇也。然所引与今《书》文小异，今且依此解之。”51朱熹欲说还休，赵岐直言不讳。《孟子》两引《太誓》（6·5,9·5），《孟子正义》卷12录赵岐注：“《太誓》，古《尚书》百二十篇之时《太誓》也。......今之《尚书·太誓篇》，后得以充学，故不与古《太誓》同。诸传记引《太誓》，皆古《太誓》。”50《泰誓》有古有今，赵岐厚古薄今。“《尚书》逸篇”之说不仅旨在与今《泰誓》划清界限，而且认定《孟子》“《书》曰”一段不出自古《泰誓》。其次看清儒。黄宗羲《孟子师说》卷1《“问交邻国”章》指出：“《周书·泰誓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与孟子所引既异文，而训诂亦不同。此正可以证《古文尚书》之伪。顾饶双峰云：'古人之书，与今多不同，多是人记得，人家不常有此本。’反若谓孟子不足信者，失之矣。”52臧琳《经义杂记》卷3“其助上帝宠之”条指出：“......则《孟子》所引，为《尚书》逸篇。赵《注》亦未言所属。今见于《泰誓》，不知其何本也。”52王鸣盛《尚书后案·尚书后辨附·周书·泰誓上》指出：“此节俱出《孟子》，赵岐曰：'《尚书》逸篇。’但'天降下民’三句后，师旷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后又荀卿释之，辞愈显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皆一脉相传，足征《孟子》所引之确。”49清儒的既有成果是以《孟子》引《书》为真、以今本《泰誓》为伪，未竟之业是不知《孟子》“《书》曰”一段之所本。最后看清华简。出土文献《厚父》指出：“厚父拜手稽首，曰：'者鲁，天子！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编者指出：“此段文字与《孟子》所引《尚书》相似。”“从引文结合本篇结构、文辞特点等综合考虑，《厚父》应为《尚书》逸篇。”53假定清华简《厚父》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它有可能是《孟子》“《书》曰”一段的原始来源。如上所述，基于《泰誓》的真伪之辨，赵岐敏锐提出论题，清儒积极回应论题，清华简试图证实论题，接踵思考《孟子》“《书》曰”一段，成为孟学史会同《尚书》学联合攻关的经典案例。

如何进一步理解《孟子》2·3“《书》曰”一段的旨意？一是从治理主体看，臧琳《经义杂记》卷3“其助上帝宠之”条指出：“又首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师，尚属开端语。下文'其助上帝宠之’，甫言君、师代天治民意。”54藉此可明君、师以“惟曰其助上帝宠之”为己任。二是从责任伦理看，《论语》20·1指出：“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尚书·周书·泰誓中》指出：“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55借此可明“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以“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为担当。三是从本体设定看，黄宗羲《孟子师说》卷1《“明堂”章》指出：“或曰：经前曰天，后曰上帝，何也？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则若两物然。”56借此可明“天”与“上帝”以二而一、一而二为皈依。

《孟子》2·3第二节将其核心观念“勇”分作两种：一是匹夫之勇，明言为“小勇”；二是文王之勇、武王之勇，暗指为“大勇”。从孟子王道政治学看，仁者与智者无优劣、乐天与畏天无高下是其根本智慧，文、武之勇志在安民是其终极诉求。南宋孟学史基于天理人欲之辨，将匹夫之勇视作血气之小勇，将文王之勇、武王之勇视作理义之大勇。先看张栻（1133—1180）《孟子说》卷1《梁惠王下》：“宣王知孟子之言为大，内顾不能胜其忿戾之私，故以好勇为言。孟子因而扩之，所以明天理而遏人欲也。夫勇有大小：血气之勇，勇之小也；义理之勇，勇之大也。以血气为勇，则其勇不出于血气之内，势力可胜、利害可绌也。义理之勇，不以血气，势力无所加、利害无所绌也。故曰'王请无好小勇’，欲其扩于义理也。”“然则此怒又岂可无乎？知彼之不可有，而此之不可无，则可以见情性之正，而识天理人欲之分矣。”57再看《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〇此章言人君能惩小忿，则能恤小事大，以交邻国；能养大勇，则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张敬夫曰：'小勇者，血气之怒也。大勇者，理义之怒也。血气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知此，则可以见性情之正，而识天理人欲之分矣。’”58朱熹前言“义理”、后言“理义”，但将张栻（张敬夫）的“血气之勇，勇之小也；义理之勇，勇之大也”改作“小勇者，血气之怒也。大勇者，理义之怒也”，表明《孟子集注》深受《孟子说》的影响乃是不争之实。从论勇看，《孟子》2·3、3·2既有内容相近的互文，又可由此及彼地互释。

通观《孟子》2·3，整章以第一节的“畏天之威”、第二节的“一怒安民”统摄全体、涵盖乾坤。《孟子正义》卷4录赵岐注：“《章指》言：圣人乐天，贤者知时，仁必有勇。勇以讨乱而不为暴，则百姓安之。”59张岱（1597—1679）《四书遇·孟子·梁惠王下·交邻章》指出：“此时宣王以合从连衡之说交战胸中，讫无定见。交邻其所最吃紧之事，故以为问。孟子说以大事小者：汤事葛，而后又伐葛；文王事昆夷，而后又伐昆夷。以小事大者：太王事獯鬻，而周人终伐獯鬻；勾践事吴，而越终伐吴。孟子言此，政自有意。孟子决不以割地事秦之策为得计也。后言一怒安民，则孟子之芳心尽露矣，明眼人不可不知。”60以大事小、以小事大，皆为畏天；文王之勇、武王之勇，总归安民。民有其怨，天必有怒；不畏天怒，如何安民？“天”“怒”二字掷地有声、出神入化，是以《孟子》2·3浑然一体、自成高格。

原载：《孔子研究》2021年第3期

注释：（滑动可浏览完整版）

1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为据，下同；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兹不一一注明。

2姚永概撰、陈春秀校点：《孟子讲义》，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2页。

3高步瀛：《孟子文法读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1979年版，第13页b；按，各卷分署页码，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

4高步瀛：《孟子文法读本》，第14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5,215页。

6《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5页。

7《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页。

8《史记》第9册，第2881、2882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9《汉书》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44、3745页。

10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1,111页。

1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1页下栏，2678页上栏。

12陆德明撰、黄焯汇校、黄延祖重辑：《经典释文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2页上栏、205页上栏、207页上栏，172页下栏。

13臧琳撰、梅军校补：《经义杂记校补》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03,203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15《史记》第1册，第113页。

16《史记》第9册，第2879、2880、2920页。

17《汉书》第11册，第3743页。

18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6页。

19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第111页。

2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21赵晔撰、游桂校：《吴越春秋》，王谟辑：《增订汉魏丛书·汉魏遗书钞》第2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下栏-311页上栏。

22《史记》第5册，第1742页。

2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588页下栏。

24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第112页。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5,215页。

26《朱子语类》第4册，第1226,1226页。

27参见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3页。

28徐炜君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29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页。

30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6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1李贽：《四书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5、175、176、176页。

32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3参见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页。

34参见郭庆藩辑：《庄子集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3页。

35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第114,11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5,216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7李贽：《四书评》，第174页。

38高步瀛：《孟子文法读本》，第14页a。

3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521页上栏，521页上栏。

40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

41孔广森撰、张诒三点校：《经学卮言（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7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42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1页。

4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521页上栏，第180页下栏。

44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第216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45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6、269、308,215-216、216页。

46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第115、115-116、116页。

47参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30页。

48臧琳撰、梅军校补：《经义杂记校补》上册，第5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49王鸣盛著，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尚书后案》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1,761页。

50参见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第117,115,436页。

5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6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2臧琳撰、梅军校补：《经义杂记校补》上册，第55,5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5册，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0、113、109页。相关研究，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33-34页；梁涛：《清华简〈厚父〉与中国古代“民主”说》，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11期，第40-50页。

54臧琳撰、梅军校补：《经义杂记校补》上册，第5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81页下栏。

56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5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7张栻著，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上册，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259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5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5、216页。

59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第117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60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384-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