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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威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国家太平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柄。法度是君臣共同掌握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柄是国君独自控制的。国君失去权柄会很危险。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定混乱。确立法度明确界线，并且不因私利损害法度，则国家就会太平。国君独掌权柄就树立威严。百姓相信国君的赏赐，功业就会建立，相信君主的惩罚，奸邪就不会发生。只有贤明的国君才珍惜权柄，重视信用，不会以私利损害法度。所以国君许下很多空头恩惠而不能兑现，臣下就不肯效力；屡次颁布严厉的法令却不能执行，百姓就轻视死刑。凡是奖赏都是文治，而惩罚是武治，赏罚是法度的纲领，所以贤明的国君重视法度。贤明的国君不被蒙蔽叫贤明，不被欺骗叫明察。所以重赏树立信用，重罚成就威严。赏赐不遗漏疏远的人，刑罚不回避亲近的人。所以臣子不会蒙蔽国君，下级不会欺骗上级。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 世上的统治者，大多抛弃法度而听由私人的意见，这是国家混乱的原因。先王制造权衡，确立尺寸，至今还在效法，因为标准明确。如果抛弃权衡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推测长短，即使很准，商人也不会用，因为那是不确定的。所以法度是国家的权衡。违背法度而听任个人意见，都是不懂事理。不用法度，可断定人的智慧、愚笨、贤明、无能，只有尧，但世人并非全是尧。所以先王知道不能靠私议和私人称誉治理国家，必须确立法度，明确职分，符合规章的就奖励，危害公家利益的就惩罚。赏罚的法度不失标准，百姓就不会有争议。如果授予官爵不按功劳，忠臣就不会效全力；行赏赋禄不按军功，战士就不会出力。 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天下，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大臣侍奉国君，多数是投国君所好。国君喜好法度，大臣就以法度侍奉国君，国君爱好言谈，大臣就以言谈侍奉国君。君主喜好法度，正直的人就会出现在面前，国君喜好言谈，奸臣就会出现在左右。公私界限分明，小人就不会忌妒贤人，无能的不会忌妒有功的人。尧舜治理天下，不是独占天下利益，而是为天下治理天下；选拔贤能传位给他，不是疏远亲生儿子而亲近外人，而是明白治国的道理。三王靠仁义取得天下，五霸靠法度匡正诸侯，都不是独占天下利益，而是为天下治理天下。所以有功名的国君，天下的人都喜欢他的统治，没有谁能动摇。现在乱世的君臣都渺小地独占一国的利益、掌管一官的权力，以此追逐私利。所以公私是否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废除法度喜好私议，奸臣就会出卖权柄追求私利，一般官吏就会隐瞒民情，侵害百姓。谚语说：“蠹虫多，树木折，缝隙大，墙毁坏。”大臣争夺私利而不顾及百姓，百姓就会远离国君，这是国家的裂痕。国家的一般官吏隐瞒民情，侵犯百姓，这就是百姓的“蠹虫”。而国家有蠹虫、裂痕而不灭亡的，天下少有。所以贤明的国君确定法律摒除私利，国家就不会有蛀虫、裂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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