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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大授衔之后,为何专门给2名将领补授上将?

 兵说 2022-01-23

作者:相忘于江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一共产生了多少位上将?
2022年1月21日,随着刘青松、张红兵等7人晋上将,建国以来我军共有34批次授予266位将领上将军衔。那么,266人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1955年~1965年参加授衔的,通常称为“开国将帅”,其中开国上将57人。1965年取消军衔制,1988年恢复实行新军衔制,又有31批次授衔产生了209位上将(含9位武警上将)。
一、开国上将中12人有大将资历、准大将资历
1955年开国上将有55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三杨”和“二萧”。
志愿军“三杨”是指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二萧”是指萧克、萧华。乌兰夫、阎红彦虽然到了地方仍被授上将,而董其武、陈明仁、陶峙岳则是绥远、湖南和新疆和平起义的有功之臣。
1955年授的55位上将中,有5人具备大将资历:萧克、张宗逊、王震、宋任穷、周纯全。另外还有7人也具备“准大将”的资历:许世友、刘亚楼、杨得志、邓华、彭绍辉、陈再道、王宏坤。
【洪学智1955年、1988年两次授上将】
而公认最能打的开国上将,则是韩先楚、吕正操等人。韩先楚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军事生涯保持不败,吕正操土地革命时期履历空白,但是抗日战争战绩太亮眼。
另外,还有2位开国上将是后面补授:王建安1956年补授,李聚奎1958年补授。
【开国上将王建安】
二、王建安是“太骄傲”还是“养病”?
王建安来自湖北红安,成长于鄂豫皖,红军时期任红4军政委,搭档许世友。抗战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鲁中军区司令;解放时期任华野8纵司令、山东兵团副司令、7兵团司令;抗美援朝轮战任志愿军9兵团司令兼政委,妥妥的上将资历。
王建安1955年没有被授予上将,一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犯上”和陈毅、粟裕都有过不愉快,被主席批评“太骄傲”建议授中将,后来在聂帅和罗帅劝说下补授上将。一说由于一直在养病,而授衔材料必须本人签字,所以直到1956年1月才补授上将。
李聚奎平江起义时拿下叛徒,勇救彭德怀,第四次反“围剿”率红7师击溃敌52师,生擒师长李明;长征时期率红1师屡立奇功,西征失败,乞讨50多天返回陕北;抗战时期,又在日军枪口下眼疾手快救了刘伯承;抗美援朝期间,更是发明了炒面。
1955年7月,距离大授衔2个月,李聚奎被总理点将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很快克拉玛依发现了石油,又在松辽平原大会战。1958年2月,李聚奎重回军队,任总后政委,补授上将军衔。
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所以李聚奎也成了最后的开国上将。

【李聚奎】
三、1988年17位上将,有2位健在
1988年9月,时隔33年后我军恢复军衔制又诞生了17位上将。
其中来自二野系统的6人,包括开国中将秦基伟(上甘岭一战成名),开国少将刘华清(中国航母之父)、向守志、尤太忠、李德生,以及开国上校杨白冰。
来自三野系统的5人,张震是解放战争后期粟裕的参谋长,开国中将;郭林祥是“中原突围”大放异彩的皮旅副政委,开国少将;海军上将李耀文是长津湖战役26军政委,开国少将;万海峰是高敬亭的警卫员;迟浩田成名于上海战役,3人俘敌1000余人。
来自四野系统的4人,包括,两次“六星上将”洪学智;其余3人分别是开国少将刘振华,“后勤将才”赵南起,以及东北老航校飞行员王海。
来自原一野的2人,包括华北军区徐向前、贺龙元帅和周士第上将麾下18兵团61军的王诚汉(中原突围皮旅1团团长),以及华北军区杨得志、罗瑞卿麾下19兵团63军的徐信(抗美援朝187师师长,第五次战役突破临津江,参加铁原阻击战、开城保卫战)。
1988年17位上将目前健在的,只剩下万海峰(102岁)和迟浩田(93岁)。
【万海峰上将】
四、1993年~2004年晋升的上将,多有战功
1993年和1994年授的上将,有一个突出特点:都有解放战争的历练。
1993年6位上将大多出生在1930年前后,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张万年来自三野,参加过抗美援朝,成名于对越自卫还击战;于永波来自四野,参加过抗美援朝;傅全有来自一野,朱敦法、曹双明来自二野,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张连忠来自三野和海军。
1994年19位上将,多出生于1930年以后1935年之前,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
徐惠滋、李景、李文卿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杨德中还参加过抗日战争。、张太恒、宋清渭、刘精松经历过解放战争洗礼,而固辉、李九龙、史玉孝参加过对越反击战。
1996年~2004年的上将也多有战争历练,比如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
1998年晋升上将的张志坚(时任67军军长)、李新良(时任41军121师副师长)、陶伯钧(时任武
汉军区炮兵作训处处长)。
【廖锡龙通过沙盘讲解作战部署】
2000年廖锡龙(时任11军31师91团副团长)、吴铨叙(时任1军参谋长)、钱树根(时任47军军长)、王祖训(时任14军副军长)、徐永清(时任27军政委)、杜铁环(时任67军199师政委)。
2002年梁光烈(时任武汉军区作战部副部长)、钱国梁(时任27军军长)、姜福堂(时任67军政委)。
2004年李乾元(时任1军副军长)、刘冬冬(时任47军139师政委)、朱启(时任14军42师126团团长)。
【梁光烈上将】
五、新时期晋升上将增加了科技元素
新时期晋升上将,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武警占了一定比例。
这说明与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战将”相比,和平年代我军高级将领的实战机会减少,但是知识水平和科技含量有了质的飞跃。这也是和平建设时期,打赢现代战争必须与时俱进的转型和升级。
1988年以后的上将,有一些开国将帅的后代。比如1994年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是聂帅女婿、聂力中将的丈夫;彭小枫,是彭雪枫之子,刘源是刘主席之子,张海阳是开国中将张震之子。
在这些晋升上将中,属于武警部队系统的就有9人:
1998年司令员杨国屏,2000年政委徐永清,2004年司令员吴双战、政委隋明太,2012年司令员王建平、政委许耀元,2015年司令员王宁,2020年司令员王春宁,2022年政委张红兵。
恢复实现新军衔制后,总共产生了上将军衔(警衔)209位。考虑到后来有3人被取消上将军衔、1人被剥夺上将军衔,实际上共有上将205人,加上57位开国上将,建国以后上将合计2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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