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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1月8日，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结束，志愿军虽然取得了将敌人击退到三七线并占领汉城的伟大胜利，但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更何况是和火力强大的现代化的美军打仗，第一批入朝参战的部队，来自第四野战军的第38、39、40、42、50和来自华北军区的第66军已经连续作战两个多月，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兵员的重大损失也未得到补充。 本来志愿军是打算休整2个月，补充兵员、弹药、物资之后再发动春季攻势，但是此时他们的对手已经换成了老奸巨猾的李奇微。  李奇微早就洞悉了志愿军补给差的弱点，而利用美国强大的补给能力迅速完成了联合国军的兵员物资的补充，三次战役中主动放弃汉城也是想避其锋芒，他知道志愿军无法连续发动攻势，于是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半个月之后即对志愿军发动全线反攻，使得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成为泡影，不得不仓卒应战。 第四次战役使得本来已经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的38军等部队再次遭受重创，在南汉江阻击战中，第50军、38军虽然顶住了美军疯狂的进攻达20天之久，但是自身损失也很严重，其中万岁军38军又损失了一万余人，加上前三次战役的损失，几乎损失了50%的兵力，而且损失的大多都是军中骨干，很多连队都被打光了。  在战斗的关键时刻，许多执行命令及其坚决的干部战士面对惨重的伤亡，奇缺的弹药、粮食，开始气愤得怒吼：“还要不要三十八军啦？一定要把四野这支王牌主力同敌人拼光吗？有这么打仗的吗？要是林总指挥，怎么舍得这样用三十八军，骨干全打没了！” 连死都不怕的万岁军干部战士们都发出了这样的牢骚，可见情势已经危急到了何等地步！ 于是从2月17日开始，志愿军开始改变战略部署，决定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部署三道防线，每道防线力争坚守20～30天，共争取两个月的时间，掩护第三批作战部队开进集结和进行反击准备，待“联合国军”深入后再行新的反击。 必须得投入生力军了。  在志愿军组成之前，早在1950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检查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曾设想，边防军出动参战后的补充问题，最后决定采用轮番作战的方式，即准备第二线部队作为后备，待第一线部队作战后需补充时，可以派第二线整补。 于是在东北边防军出动作战后，中央军委同时准备了第二和第三线部队。 第二线部队即第驻扎在陕西的国防预备队第19兵团以及隶属于西南军区的第12、第15、第60军组成的第3兵团，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和长途跋涉终于在4月中旬抵达三八线附近。 支援部队终于赶到了，于是从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一直不间断打到现在的38、39、40、42四个军退至朝鲜北部后方休整，50、66军奉命回国整。  新入朝的19兵团、3兵团以及结束休整的第9兵团，将成为第五次战役的主角。 其中来自大西北的第19兵团前身是华北军区的第2兵团，1947年5月成立，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兼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耿飚任参谋长，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后来杨成武率领部分部队从第2兵团分离出来组成第3兵团。 1948年11月-1949年1月，第2兵团参加平津战役，在新保安歼灭国民党军傅作义王牌第35军，在此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2兵团改称第19兵团，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 1949年4月下旬，第19兵团参加会攻太原，后转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后来第19兵团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役，解放后兵团机关及下辖三个军驻扎在宁夏和陕西，第19兵团和四野第13兵团（驻扎在河南）都被定为国防预备队，准备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开动，随时准备作战。  第19兵团进入朝鲜之后，虽然也打出了一些漂亮仗，比如第63军出其不意突破临津江，歼灭了英军29旅的比利时营、功勋部队皇家陆军双徽营-格罗斯特营，其中战士刘光子一人俘虏63个英国人，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孤胆英雄”的荣誉称号。 在朝鲜战场表现一直很活跃的英29旅惨遭重创，减员50%以上，英国朝野为之震惊。 然而19兵团后面却遭遇了严重的损失，首先是第64军无法渡过临津江之后迟迟无法突破敌军防线，导致64军、65军五个师的兵力约六万人拥挤在20平方公里的平地上，遭受美军地空炮火的沉重打击，损失约1万人。 其次是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在北撤途中突然遭受美军大规模反击，大量部队被敌军穿插包围，为了争取时间建立新的防线，第63军在铁原宽达25公里的正面上，挡住了美军4个主力师、1600门火炮和400辆坦克、无数架飞机整整十几天的猛攻，为了大局，彭总已经做好了将63军打光的心理准备。  铁原阻击前63军已经减员三分之一，铁原租金63军又减员一万余人，这对于只有3.6万人的63军来说，减员已达三分之二，无力再战，战后彭总亲自慰问63军，军长傅崇碧只说了三个字“我要兵”，彭总说：“给你补两万”。 虽然最终志愿军稳定了防线，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但是第19兵团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五次战役先胜后败之前已经分析过原因，其中重要一条是轻敌，而轻敌又是因为新入朝的部队没有和强大现代化外国军队交手的经历，只是依据自己在国内打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的经验。  从第19兵团成立的历史可以看出，他在解放战争中的主要对手是傅作义、阎锡山的部队、后来还去西北打过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马家军，并不像四野和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全美械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交过手，三野和全美械装备的整编74师交过手，二野和美械的第18军、第5军交过手，国民党五大主力他都没碰到过，没有和美械装备部队交手的经验。 四野13兵团曾经和由美军训练的全美械的新一军、新六军交过手，这两个军除了军官士兵都是中国人，其他和美军没啥区别，火力也非常凶猛，这导致早期习惯于密集队形冲锋的东北民主联军吃了大亏，后来不得不改变战术，如三三制、四组一队、一点两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等等，在朝鲜战场上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面对火力更加凶猛的美军，使用人海战术极易导致大规模伤亡，将五个师兵力集中在20平方公里的平地，而且是背靠临津江的死地，这么多百战精兵以这种方式伤亡非常不应该。 其次是第19兵团各军相对于早期入朝的各军在兵力上处于弱势，每个军只有3万多人，最多也就是第64军3.8万人，19兵团总兵力加起来才11万人，而最初入朝的六个军兵力最少的是第50军3.6万人，其他五个军都在4万人以上，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第42军，有5.3万人。  后来入朝的9兵团在出发前每个军都补充到了5万人，整个兵团有15万人。和19兵团同时入朝的3兵团也有接近15万人的兵力。 第19兵团就兵力而言是最弱的一个，而且还在遭受了巨大伤亡的前提下第63军死守住了铁原，实属不易。 那么付出了重大牺牲的19兵团下属三个军第63、64、65军后来的军政主官授衔情况如何？ 第63军军长傅崇碧，16岁参加红军，入朝参战时年仅35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的是红四面方面，但是主要是在地方部队任职。  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参加百团大战和晋东南、冀中反“扫荡”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10旅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10旅旅长，第19兵团64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绥、太原、石家庄、新保安、宝鸡、兰州等战役。 可以看出傅崇碧资历比较浅，而且最开始也没有担任过主力部队的军事主官，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逐渐担任军事主官职务，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很优秀，尤其是铁原阻击战闻名天下，但是1955年他仅被授予少将。  不过回国后他担任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要知道北京卫戍区直接负责北京地区国家首脑机关的安全，傅崇碧长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显然是上级对他的绝对信任，而使他一战成名的铁原阻击战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63军入朝时政委是龙道权，17岁参加红军，入朝参战时37岁，他是中央红军出身，红军时期先后在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五军团担任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参加了长征。 抗战中后期担任团政委、军分区副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四旅政治委员、华北军区三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担任第63军副政委，参加了大同、正太、青沧、保北、清风店、察南、平津、太原、扶眉、兰州等战役。 可以看出龙道权资历一般，也未担任过军事主官，革命生涯主要从事政治工作，而且大多为副职，1949年也只是担任军副政委，属于副军级，抗美援朝时期为正军级，因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64军军长曾思玉，入朝参战时刚满40岁，他19岁参加红军22岁担任团政委，长征前夕担任红军精锐部队红一军团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红二师是林彪麾下两个师之一，师长乃是红军猛将陈光，此后一直到长征结束，曾思玉一直在红二师任职，担任团政委等职，在红军时期他相当于是嫡系中的嫡系。 抗战时期，他先后在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686团担任政治处主任等职，343旅之前也多次讲过，由红一军团改编而来，是林彪麾下两个旅之一，旅长陈光，685团、686团也是将星璀璨，出了上将肖华、邓华、李天佑等，此时同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梁兴初、张仁初等开国中将此时都在343旅担任营长职务。 1938年曾思玉又被调到115师另外一个旅344旅（旅长徐海东）担任团政委，相当于八路军最精锐部队115师的两个旅他都担任过高级军官，后来又担任过旅长、军分区司令等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曾思玉早在1947年6月就担任了纵队司令，1949年初4纵改称第64军，曾思玉成为首任军长。 曾思玉青年从军，打满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场，参加过长征、五次反围剿，平型关大捷、平津战役等，而且都是在各时期军队的主力部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身经百战，资历战功都不缺，虽然抗美援朝64军参战初期遇到挫折，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授衔，1955年他被评为中将。 第64军入朝时政委为王昭，他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中共晋察冀边区四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共石门（今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华北)野战军第4纵队政委，第19兵团64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政治部主任。回国后，1953年3月调入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二政委。 因他长期从事地方工作，授衔前也离开了军队所以1955年未授衔。 第65军入朝时军长是肖应棠，他15岁参加红军，入朝参战时37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红三军团担任排长，红军学校连长、营长、红军开始长征时担任干部团连长、长征途中担任红一军团一师作战部参谋。 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作战参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涞源支队支队长，第三团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平型关、黄土岭战役和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初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四旅旅长，第八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9年，任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副军长。参加了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 肖应棠在红军时期虽然是在红军主力部队，但是也只是担任参谋，并没有担任军事主官，而抗战时期也没有在主力部队担任过军事主官，到后期才担任新编部队的团长，军分区司令，资历上差很多，但是在抗美援朝时是正军级，因此1955年被授予少将。 第65军入朝时政委为王道邦，19岁参加红军，入朝参战时刚满40岁，王道邦资历比较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排长、宣传队队长、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1师第2团总支书记，第2师第5团代理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组织股股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黄土岭等战斗。 在黄土岭战斗中，指挥部队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蒙疆驻屯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1941年起，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代理司令员等职。参加指挥了任河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第13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3纵队第8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纵队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北军区第8纵队政治委员，第65军政治委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等职。 王道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主力部队任职，抗战时期115师独立团即是由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改编而来， 1937年11月独立团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并兼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2月，整编为军区第1支队兼第1军分区。 而王道邦在抗战初期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政治委员，相当于是主力部队的团级政治主官，解放战争中同时担任旅级部队军政主官，军政委，资历较深，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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