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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对各级官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考核制度，称为考课，也叫磨勘。考课由吏部考功司主持，根据考课等级进行奖惩，事关每位官员的仕途升迁，大家都看得很重。考课结果由主管部门当众宣读，考官有酌情处置权。有个叫卢承庆的人，在朝廷担任考功员外郎的职务，负责对官吏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校评定。 有一次，他给一个负责从运河运送粮食的官员打评语，因为这个官员曾在运粮时发生过一次事故，粮船也沉没了，损失了不少粮食，因此，卢承庆给他打了个“中下”的评分。卢承庆把评语拿给那个人看，那个人容色自若，一句异议也没说，非常平静地退下了。 卢承庆看到这个官员气度非凡，又觉得那次事故也是个意外，并不是这个官员有什么过错造成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人都的确无能为力，也不是这位官员的责任，这样给他评分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卢承庆给他改为“中中”。 卢承庆又把改评的事告诉了这位官员，他以为这位官员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业绩评定毕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会影响到一个官吏的升迁、俸禄，这可是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啊！ 可是这位官员依然非常平静，不但丝毫没有喜悦的表情，也没有因为褒奖露出愧色。卢承庆见了，非常欣赏，心中暗暗赞叹：“得宠或受辱都能做到镇定自如，心胸真是宽阔！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卢承庆又把他的评分改为“中上”。 “宠辱不惊”典故由此故事而产生。运粮官的淡定从容、卢承庆的超人见地，都成为了千古佳话。 清代李渔认为，卢承庆之所以几次更改考评，是出于怜惜人才的好意，但他的心意虽值得嘉奖，行为却不可以效仿，考虑到恐怕会让后世人大开反复无常的风气。凡是那些因为受贿而改“下级”为“中级”、“中级”为“上级”的人都会说：“我打算做卢承庆罢了。”这就是改公案为私利之门了，而私利正是循私舞弊的根结所在。不必说循私舞弊的事情不能做，即使是为大众兴办有利的事业，也不能在规定的法制之外随便动手。 这当然是对的，人治代替法治，那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干部考核要有过硬的、便于操作的、量化的考核指标，有科学的、严格的考核程序，尽量减少考核者主观因素对考核结果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行使权力的领导，要尊重按照考核办法得出的结论，不能滥用职权，使标准不算数。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的被考核干部又有谁有当初运粮官的胸襟气度？面对即将来临的升迁机会，谁又能够做到宠辱不惊？只怕候选人早就早考核的前期做足了功课，而合适的候选人已经稳坐钓鱼台。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今社会，法治依然无法盖过人治，权力的集中和缺少监督使得考核依然不过是一种形式。 照这样看，如果我是被考核干部，与其在暗箱操作中败得不明不白，我宁愿输给宠辱不惊的运粮官，宁愿遇上远见识人的卢承庆。那样至少我输得心服口服。 这其实是我们时代的悲哀，千年传承的精华已被我们遗忘，而封建的官僚制度和官僚作风却扎根在我们心里。到政府机关办事，不少公务员们大摆官员架子，“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曾记否，当年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在国家机器面只是一个弱者，我只能要求自己朝着宠辱不惊的目标靠拢。而那些拥有人民赋予他权力的人，是否更应该思考自己身上的责任呢？ 当然，我们的制度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那不是借口，而是努力的方向，去改善这些不完善的制度，在还不那么完善的地方发挥才智，让这个社会变得温暖明亮一点。 最后，我用苏东坡的《定风波》来做结尾，与朋友们共勉。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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