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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刘春是上世纪末以来广西最优秀的青年诗人之一，他为广西诗坛乃至华语诗坛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梳理刘春的诗歌写作，可以更好地理解刘春诗歌的创作、窥见诗坛流向。本论文从刘春诗歌写作进程的几次调整入手，联系当前的诗歌写作环境和刘春本人的生活、阅读、思想变迁，着重分析了刘春诗歌写作的特点、受外部环境及内心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系列写作效果，概括了刘春诗歌写作调整的大概步骤，为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刘春的诗歌写作，把握当代诗歌写作的某一个侧面提供了观照。本论文引用的资料详实，论据充分，论证过程严谨，并提出了论文作者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刘春；诗歌；特点；调整；贡献
刘春，曾用笔名西岩、刘项等，20世纪70年代初期生于广西荔浦县歧路村。20世纪90年代开始，刘春的诗歌就大量刊发于《人民文学》、《诗刊》、《上海文学》、《星星》、《北京文学》、《天涯》、《南方文坛》、《山花》、《江南》、《芙蓉》等刊物，入选过数十种选刊和选本。并出版有《忧伤的月亮》、《运草车穿过城市》、《幸福像花儿开放》、《刘春卷》等诗集。获得过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广西人民政府“铜鼓奖”、 第二届宇龙诗歌奖、北京市文艺评论奖、广西文艺评论奖等，2002年参加第18届青春诗会。
刘春的诗歌，在中国诗坛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广西诗坛上更几乎可起到领军人物的典范作用。广西华文诗歌研究所副所长陈祖君这样评价刘春：“他的诗，不像是在口号林立、争论纷起的九十年代语境中写出来的，……那种对社会、对生命的执着关爱和诗中体现出来的对艺术理想的不懈追寻，让我看到了一位年青诗人在这个浮泛的非常时代里对于诗歌尊严的崇敬与坚持。”[1]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评委叶延滨说：“刘春的诗充满着激情和发现的冲动，他常常为诗的题材所兴奋不已，同时这种激情让他的诗歌充满了活力。世俗经验和精神的经历是他同样重视并且善于表现的诗歌领域，而认真处理这些材料所展示的是诗人较为宽广的胸襟与丰富的技艺。”[2]刘春所创办的扬子鳄诗歌论坛，是中国创建较早也是访问率最高的文学网站之一。网站吸引了一大批70后、80后的年轻诗人，彼此争论、探讨诗歌创作问题，交流对于诗坛现象的看法。这些年轻诗人的创作，不能说全都受到过刘春诗歌的影响，但他们之所以到扬子鳄论坛上发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刘春对诗歌的热诚。正是这种对诗歌尊崇、虔诚的态度，影响着一批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
本人认为，剖析、研究刘春的诗歌写作，对于研究广西诗歌乃至中国诗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变动与走向，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而对于诗歌创作的个体而言，分析刘春的诗歌写作，不难发现，其中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梳理这脉络对于更好地理解刘春诗歌的创作、窥见诗坛流向，具有一定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梳理并不一定按照刘春诗歌创作的时间先后为顺序，而是试图分析他在诗歌文本当中呈现的调整与效果。这种调整通常是细微的，但也可能是大动作的；可能是一次过的，也可能是反复的。因而呈现的效果，可能是几年前与几年后都有所相似的，也可能是某一类型的诗歌只集中于某一时间段出现的。下面对此一一试述之。 一、坡上的草垛：审美幻觉之纯美写作 童年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尤其对一个诗人而言。刘春自己也说：“在我去四川求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我的老家荔浦县，除了初中二年级有一次与学生会的同学到柳州高中学习过一天之外，我的脚步从来没有迈出过荔浦地域一步。而在荔浦的十多年之中，除了初中三年在县城中学度过，其余所有时间都与我的老家歧路村相关。我的少年生活充满了乡野气息……”[3]
因此，在不算短暂的诗歌写作历程中，与童年、土地有关的意像，一再地出现在他的诗作当中。如《坡上的草垛》： 如果我写下：“草垛”。我清贫的二姐刘青禾
是否会从歧路村某一块土地里
抬起头？那些高明的读者是否会发出不屑的嘲笑——
“什么年代了，还在描绘
那些土老冒的生活？”
而我写下它，义无返顾。我甚至写下了
另一个破旧的词语：“坡上”。坡，山坡的坡
土坡的坡；上，上面的上，上方的上，甚至是
上访的上、上帝的上、苍天在上的上，而不是
上司的上，高高在上的上
接着是“草”，青草的草，干草的草，“离离原上草”
的草。偶尔，也是草包的草、草率的草
但必须有激情，有泥土的清新和炊烟的温柔。
然后是“垛”，柴垛、土垛、棉垛、木垛
温暖、塌实，与土地和乡村有关
与一家人的生计和冬日的长度有关
再深入些：与一个叫小朵的女孩有关，那一个
下午，她红着脸站在十二月的土坡上
期期艾艾手足无措，她的情人甚至还来不及
替她拈掉鬓边上稻草…… 这首诗里细致的叙述与抒情，层层叠加递进，一个简单的词组“坡上的草垛”，在被诗人拆开、赏玩的同时，也带领着读者触及了诗人记忆深处对于故乡的那种眷顾之情。由草垛牵连波及，姐姐、泥土、炊烟、女孩，这些记忆中的细节一一被串在诗中，犹如项链上的珠子，闪闪发亮。整首诗的情感柔软、温和，但第二节中，对“上”字之解，却让这种温和的情感多了某一种凝重。那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对父老乡亲深怀着的一种悲悯之情。是悲悯，而非同情。这一点尤其珍贵。
谈及自己的写作师承，刘春提到了柳永、席慕容等人。这两人当中，柳永是我国古代著名婉约派词人，席慕容是台湾当代著名的抒情女诗人。刘春受此二人影响——当然也不仅仅是受此二人影响，大部分诗歌的抒情意味很浓、意境纯美忧伤。除上上述所举《坡上的草垛》这一首外，尚有如《歧路村》、《干草》、《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鸟羽》、《童话：虹》、《琴声中的玫瑰》、《芦苇花》、《一个字：爱》、《雨中的灯笼》等等。正如青年诗人黄芳所说：“关注微小事物是刘春诗歌的一个特点……抒情对象往往是纯、美、洁净之物。”[4]
在这些诗作中，诗人充分显示了他对于语言的驾驭能力。他选择了大量华美的词语，使用了很多柔美的意象，不断地锤炼着自己的写作技巧，营造出一个空灵、温软、深情、纯美的诗歌世界，从中寄寓着诗人内心留存的与爱、感动、真诚相关的美好的一角。即使是在90年代之后，诗坛上争论不断、流派纷呈、高潮迭起之际，“口语诗”、“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百家争宠”之时，刘春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抒情立场。这一点让他的诗歌在某一时期似乎比同龄人要慢半拍。而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这慢，使刘春没有在泥沙俱下的时代大潮中丧失自我。而且也是由于这慢，让诗人与当前的喧嚣纷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而更清醒更理智地继续自己的抒写。
当然，也应当可以看到，刘春的诗歌写作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成长的过程。他的某些诗歌由于过分注重抒情、追求优美的意境，有时候会显得意境重复、内涵稍嫌苍白，给人以玩弄词藻的感觉。本文正是试图从刘春的写作历程、诗歌类型中梳理出其调整与成长的大致步伐。这种纯美之诗的写作，贯穿刘春诗歌写作的始终，是现实生活在诗人内心所投射的审美幻觉。而接下来我要谈到的是，刘春如何试图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个人写作的“微调”。 二、梦见一个死于车祸的朋友：对生活真实介入之叙事写作 刘春诗歌写作上的“微调”，首先遇到的就是叙事问题。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诗坛，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诗歌”大量涌现，诗歌的叙事功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诗歌被强调要求有阅读快感，要求清算那些过美过纯的词语，要求汉语的每一个字都能获得“平等地位”。出现了一大批以叙事为主要目的诗作，一些不雅字、词，如“屎”什么的，都开始出现。这些诗作，在很多人眼里看来，就是“大白话”，如果不分行，一首诗就是一个小段子，一个生活片断的记录，甚至一个小笑话。但在某些人眼里看来，这样的诗才是真实反映生活的诗，才具有诗歌应该具有的现代性。
在这种情况下，刘春的诗歌写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冲击。刘春自己记述过这么一段往事：“2000年8月衡山诗会回来后，我写了三首'口语诗’，其中一首叫《莎士比亚》，内容就是'在诗歌里用小笑话和黄段子一个劲地讽刺别人’，后来这首诗发在中岛《诗参考》上，我后悔得要命，连把《诗参考》打开的勇气都没有！”[5]
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很想把这首诗找出来看看，可惜没有找到。我想，就刘春的水平，即使是写口语诗，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我更注重的是，从刘春的这一段自述当中，可以看出他在写作上一贯保持着的那种警惕性和自觉性。一步位移之后，他马上收回了自己仓促踏错的步伐。他仍然回到了以抒情为主、保持语言洁癖的诗歌世界。但是，那位移的痕迹，已经在他的诗中得到了体现，相当一部分叙事性、戏剧性元素开始在诗中出现。
如《梦见一个死于车祸的朋友》： 许多年了，我不止一次经过那个地方
仿佛去看一部没有结局的旧电影
金属镜架把他的鼻子压得很低
笑容随意，不说话
又仿佛有什么东西秘而不宣
生活随意的男人，圈子内知名的
花花大少。从他的脸色看不出
几分钟后的恐惧、绝望
和对尘世难以言表的眷恋
唉，一个国家所有的形容词也描述不了
几分钟后汽车来临时的突然
一切都毫无征兆——
我和未婚妻上街，买席梦思
他勾着一个女人的脖子，在对街
朝我大喊大叫，笑容带着纵欲后的疲倦
和找到归属般的温情
“要结婚了。无论是谁都应该结婚
好好地爱一个女人。因为
那是你幸福的根源。”我注意到
他说话时，左手抬了抬鼻梁上的镜架
一个性格众所周知的男人，在某个特定场合
对另一个他了解的男人说些
违心的话语，是可以理解的
而我多么后悔当时的参与——
“是的，花心的男人，迟早会被汽车撞死。” 细析一下这首诗。场景、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甚至戏剧化因素、对话、形象描写、细节等都应有尽有，完全可以当一个小小说来看。两对男女、两种不同的气氛，一边是家常的、普通的，一边却是神秘的、情欲的。作为主角的男人最终被车撞死，而通过刘春的笔，我们仿佛从字里行间看到这个男人的脸上那种种变幻的表情：神秘、纵欲、疲倦、得意，接下来是恐惧、绝望、眷恋。“唉，一个国家所有的形容词都描述不了/几分钟后汽车来临的突然”，这一句似乎是诗人的神来之笔。一个诗人应该熟悉相当多的形容词，但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形容词都描述不了这种命运的无常转折，诗人对这样的戏剧性，似乎也来不及作出自己的反应，唯有“而我多么后悔当时的参与——/'是的，花心的男人，迟早会被汽车撞死。’”。
读了这首诗，不得不承认，在诗歌中要求“阅读快感”是有一定意义的。当然这阅读快感需要有一定的含义支撑。而这首诗不管是叙事技巧还是结构安排以及内涵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第一节“仿佛去看一部没有结局的旧电影”，垫定了全诗的回忆角度。然后切入的是一副金属镜架的特写，一个男人平庸、暧昧的脸。镜头拉远，是平淡日常的街道情景，两对男女的对话，动作，心理分析……这些都仿佛是一幕幕的分镜头，最后那一句话，仿佛是镜头拉远之后的画外音，一遍又一遍回响着。
我认为这首诗是刘春的叙事诗中相当优秀的一首。刘春的同类诗歌——也即是叙事成分显著增加甚至超过抒情成分的——还包括《白日》、《吸烟的女人》、《晚报新闻》、《中山路》、《基本功》、《盗版之累》等。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也有少数一部分，因为过于看重叙述功能、兼顾现代性，而变成了现象的罗列，自然主义式的手法，造成了诗意的缺席。
总体而言，刘春的这类叙事成分大于抒情的诗歌数量不算很多。我想，这也正是刘春在写作上的自觉性的某种体现。当他明白自己不适合，便不再勉强，而是继续“微调”。 三、低音区：叙述与抒情相融的“暧昧”写作 关于刘春本世纪初以来的诗歌写作，青年评论家荣光启如此评价：“在为读者所诟病的'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刘春的写作实在是提供了一个第三种文本，在古典性、抒情性、叙述性和戏剧性之间的文本。”[6]
荣光启将《或者葵花》、《吹过》、《命运》、《北方在下雪》、《梦见一个死于车祸的朋友》、《基本功》、《外遇》等诗归为他所定义的“第三种文本”，有一定的道理。但本文在这里，是要把刘春的诗歌文本中，将叙述与抒情结合得比较好，甚至看不出谁轻谁重的比较“暧昧”的诗歌抽出来作为一类来分析。比如《生活》、《命运》、《低音区》、《第三首关于父亲的诗》等等。
试看《低音区》： 有一种事物在楼顶盘旋，回环、跳跃
像装修工人用指头敲响新鲜的玻璃
但更优美、连贯，要与世界和解而不是对抗
体内的泪水，要成为上升的空气
我在新近落成的房屋里设计生活——
这里该摆上一张双人床、这里是茶几、沙发
除了电视机、会客室、梳妆台
还得腾出一小块灵魂休憩的地方
那声音漫开，先是柔板，然后
变得激越。一些陌生的召唤
从门窗缝隙流进来，挑拨耳垂
那令人心悸的震颤，终止了我的思想
把感情投入另一种情境之中
自己成为自己，与上午的小报编辑有了区别
哦，弹奏者应该是一个诗人
漂亮而好客，像梦中的茨维塔耶娃……
我清醒过来，透过被防盗网割裂的天空
观察其他户主的反应。乐音越来越响亮了
笼罩住整个居民区，为什么没有人出面抗议
甚至所有的民工都停下了手中的钉锤
一道光从体内滑过，像荷叶上的露珠
细微、安宁、转瞬即逝
我开始颤抖：除了这些令人心动的细节
还有什么值得一个男人去哭泣 我很喜欢这一首诗。在无法安静的庸常的生活里，忽然有了那么一些美丽的声音与事物，让我们眼前一亮，生出了久违的感动。诗歌的灵感如果是闪电的话，这些细小的感动比闪电来得更为可贵。而且，这些诗歌更接近我所喜爱的“刘春的诗歌”，语言上温和平静，充满爱与怜悯，也不需要隐藏什么，读着是那么自然。相对于青春期的风花雪月，这些诗歌让我看到一个完全地拥有自己的生活与思想的刘春，那些虚渺的东西沉下来了，厚实的底子让诗歌的节奏行进得不慌不忙。我相信，诗歌写作应该对生活的“介入”与诗人心中所坚守的诗歌要表达的“爱”与“感动”，在这样的诗歌里达到了和解，接近了刘春孜孜以求的“暧昧”。
说到“暧昧”，不得不提到刘春对于“什么是好诗”的定义：“如何衡量一首诗的好坏，我首先要看这首诗是否存在'爱’。……除了爱，还应该灌注悲悯之情。……'爱’的更高层次，是'暧昧’。……之所以暧昧，不是有意的遮掩，而是因为有的话不需明说，或者不能明说，但你细思之后能够感悟得到其中的深意。……'暧昧’的诗歌的巨大活力在于它能让一个人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的罪、悔、爱和需要。”[7]
也许可以这样说，不管是叙事还是抒情，只要处理得好，同样可以让一个人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的罪、悔、爱和需要。但我觉得，如果再加上表达手法上的“暧昧”，即叙事和抒情不那么泾渭分明的话，似乎更能丰富这个关于“好诗”的定义。
像《低音区》一类诗，它无疑具有一定的叙事成分，但抒情在诗中也同样重要。你不能将任何一种成分单独抽出来，抽出来之后它就不再具备完整的这首诗所具备的要素。所以可以这样说，这一类诗是刘春的诗歌写作经过数次“微调”之后达到的对叙事与抒情要素运用自如的一种结果。这种文本呈现的结果很明显，恰巧符合了荣光启所说的介于“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第三种文本”。 四、卡夫卡：思想抵达的可能之玄思写作 上述一、二、三个小标题下，我所说的都是刘春在叙事和抒情两种方向之间所进行的“微调”，而在这一节里，我要谈到的是作为一个诗人，刘春从单纯的“纯诗”写作开始转向更深更广的思想哲学领域。这种转变的起因，与刘春的生活经验、个人阅历是分不开的，当然与他的阅读经验更是紧密相连。
刘春自己也说：“ 2001年，我开始阅读各种思想性的随笔，因为不知渊源，故读得极滥，不知拣选。基本上是听说什么书好，就去找来读。我这人天生有些'个性’，更易于接受那些'背经叛道’、边缘的、个人化的著作，它们打开了我的思维的另一扇窗口，让我关注到比文学更宽广的东西。也是从2001年开始，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吸引了我的目光，趁着那份热情，我回过头阅读了不少90年代的思想文本。通过对非文学著作的阅读，我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明显的改变，诗歌在无形中也发生了变化。”[8]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刘春的这一类诗歌并不是太多，大概在20首，而且多以“献诗”的形式出现。包括《一个人的一生——献给穆旦》、《黄昏的星——献给戈麦》、《灯心草——献给顾准》、《坚持——致柏桦》、《卡夫卡》、《蚂蚁上树》等。这类诗对于不了解诗作所描写的对象的读者而言，一定是隐晦的；即使是了解诗作所描写的对象，其阅读感受也不一定就是清晰的。这些诗歌当中融入了刘春对于世界以及自身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当他写出这样的诗歌，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已经涉及到思想与哲学的领域。作为一个写作者，可以说，他开始接近了真正的成熟。
试看《卡夫卡》一诗： 还有什么不能被展览？还有什么
不会被吃掉？我在笼子里撕我的身体
??围观者在笼外啃他们的良心
??我的胃在冒火，而他们比我更饥饿
??
??这是命，时代的肺结核
??感染上面目模糊的祖国。再也没有什么
??值得讨论的了，结果早已被商定
??广场上，乡村医生对人群举起了针筒
??
??我曾用十年的光阴构造一个国度
??它的肮脏与黑暗、它的光明与向往
??它许诺过自由，而现在它在咳嗽——
??开往纽约的列车停下了引擎
??
??如果留下，我可以做一个称职的保险公司办事员
??（但做不了合格的儿子与兄长）；如果
??要成为一个“人”，那么只有先变成甲虫
??在被遗弃之前，自己流放自己
??
??而我需要的不是食物，不是药剂，是一场审判
??秋风中舞动的心，需要一个解释
??人变成甲虫算得了什么？
??甲虫变成人，这世界才会睁大它的眼球！
??
??“烧掉这些不合时宜的纸张吧，
??更不要为它们添上结尾。”这是
??倦怠者对现实的否决，是普通公民的尝试——
??他是否有资格支配自己的一生？ 那种对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对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愤怒，在字里行间喷薄欲出。所有读过卡夫卡的人都会知道人变成甲虫的故事，但当刘春说：“甲虫变成人，这世界才会睁大它的眼球！”诗人的那种痛苦，那种哀伤，那种无奈，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但由于技巧的渐趋成熟，刘春的表达控制得很有节制，使诗歌不至于滑向“愤青”。
这一类诗歌在70后诗人的诗歌创作中不是没有，但并不多见。刘春仿佛冲出了“纯诗”这个幽深的曲径，而来到了一个更开阔的起点上。但这又不免使人忧心。这种抵达对作家刘春来说，自然是好事；但对诗人刘春而言，则未必是好事。当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对以往的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时，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调整，进步更快；二是干脆转向，进行另一种写作。而且诗歌的创作是最需要激情的，但一个人如果对社会现实、人类命运看得过于清楚，即容易悲观；而悲观之后，激情即容易消退，亦可能影响诗歌的创作热情。
刘春近两年的诗歌新作趋向减少，诗歌创作速度减缓，大量思想性随笔开始见诸报刊，这仿佛是预示着某一种迹象。但不管如何，刘春对于广西诗坛乃至华语诗坛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这些贡献包括：给广西诗坛增添了一种雍容的气质，在当前喧嚣的诗歌环境当中，固守着内心的需要，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保持着一个诗人清醒的自觉性，一种难能可贵的怀疑与反思；其文本写作在汉语言运用上有相当多独具特色、翻新出巧的地方；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时代的写作者的责任，撰写了大量反映当代诗坛的现象、诗人、诗作的随笔文章，其专著《朦胧诗以后》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梳理朦胧诗以后20年诗人创作和诗人现象的著作。
[注释]
[1]陈祖君《两岸诗人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2]引文见刘春著《幸福像花儿开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封底。
[3]引文见刘春著《死神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诗参考》2002年总第25期
[4]引文见黄芳著《言情体物 穷极工巧——刘春诗歌特色浅谈》，《南方文学》1998年第5期
[5]引文见刘春著《散简与残篇》，《扬子鳄》诗刊2003年1月，总第四期，第126页
[6]引文见荣光启著《历史焦虑中坚持的“美”》，《新诗界》2004年卷
[7]引文见刘春著《什么是好的》，《扬子鳄》诗刊2001年10月总第二期，第58页，第61页。
[8]引文见刘春著《幸福像花儿开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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