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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神的名义统治人间—反对祭祀权的社会运动

 迈克木清 2022-01-24

尼赫鲁,1889年11月14日—1964年5月26日,印度开国总理。著有《印度的发现》一书,其中提到古代印度佛教的起源,佛教的起源,反对婆罗门祭祀权的社会运动。笔者深有感触。

一、 有信仰的白人

雅利安人来自伊朗高原,是古代“拜火教”的传承。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在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也是中亚等地的宗教。

古印度是部落文明,在雅利安人看来是低贱的人,这是最早的种族歧视,也是种族歧视的根源。雅利安一词一说源自伊朗的波斯文,意为“有信仰的人”,另一说意味“高尚”。雅利安人相对于古印度土著人就是“有信仰的高尚人”,这本身就是对土著人的歧视性用语

雅利安人的信仰是“有神论”,其神话故事和古希腊的宙斯神话几乎一致。雅利安人统治印度,给与印度的是宗教崇拜和雅利安人的祭祀权。祭祀权就是向神说话的权力,一方面,有神论的信仰向大众推广,另一方面剥夺其向神说话的权力,将其归为自己一族的“特权”。这就是雅利安人的统治,这就是信仰的本质?高尚的本质?或者说是统治的本质?

现在的人们思考过吗?所谓“信仰”,所谓“有神”的本质,就是来自歧视性的社会统治,所造就的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它人为将社会划分了等级,出现了“高尚”与“低贱”之分,“光明”与“黑暗”之分。

二、 古佛教的无神论思想

在雅利安人的统治下,造就了种族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受苦受难,为了打破婆罗门的祭祀权,古佛教应运而生,它以无神论的思想否定了神的存在,从来否定了祭祀权,古佛教的思想是一场社会革命运动,目标就是否定特权,倡导众生平等的人权。

古佛教的兴起,在古印度得到了刹帝利、商人等社会上层的支持,因为在祭祀权之下,神权高于社会权,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的人也是神权的受压迫者,于是,他们参加了古佛教,带领下层的贫民和无产者反对高高在上的婆罗门祭司们。婆罗门祭祀们妥协了,垄断祭祀权结束了,刹帝利和贵人们各自造神,众神平等的社会到了。失去了上层支持的古佛教社会运动结束了,佛教在以后的历史中也逐渐被驱逐出了印度,婆罗门和贵人们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统治秩序,而不平等的社会仍旧存在至今。 直至今日,印度的有神论仍旧是社会不平等的,是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

佛教的社会运动在印度的历史看出,无神论是人民平等的思想,是反特权、反神权的。神权与特权一体两面,形成新的不平等,社会等级经由思想信仰合理化。

三、 中国对古印度思想的批判接收

婆罗门与佛思想作为印度思想的两面都在中国出现,而中国对待两者是批判接收。对于祭祀权,以及有神论,一个古代的故事——西门豹将巫婆投江。战国时,西门豹治理地方,河水泛滥,民不聊生,巫婆提出用人投江献祭“河伯”神,西门豹说,巫婆你和河伯比较熟悉,还是你和河伯神说一声吧,结果,巫婆被投江,西门豹带来人们修理河渠,治理河道,平息了水患。

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对待婆罗门的态度。婆罗门被当作巫术,不被信任,人们相信自己的劳动,填海造地,治理水灾的历史在战国时代就充满了科学精神。佛之思想在中国收到承认,其高点在于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士族垄断了社会权力,压制了底层人们读书、就业权。唐朝时候佛教兴盛,也产生了科举考试,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社会豪情,李白来自四川,出生时放牛娃,这样的社会需要佛之众生平等的思想。佛在中国社会化的运动中仍旧扮演革命的角色,促进了社会平等、包容、和谐的建设,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意义。而婆罗门教的巫教,成为不入流的角色。后来,当佛教被用作统治的工具的社会,婆罗门的祭祀权结合了佛,形成了中国的佛教,佛成了神,拥有了祭祀权。这时新的特权,时佛与上层统治结合的产物,而非古佛教的精神本源。所谓“大乘佛教”难道不是和婆罗门结合的神教吗?于中国传统无神论之思想背道而驰。

四、 道路选择的区分

有神与无神是中国(儒家文明)与西方(包括现在印度)的区别,纵观地球上的文明,除去原始部落文明,在顶端的文明中国是特殊的,唯一的无神论文明,而其他都是有神论文明。有神与无神的起源不谈。从佛之例子,可以看出,有神的本质是阶级的、不平等的,而无神的本质是宽容的、平等的。

不论好坏,这是信仰道路选择的不同,但都面对解脱、超越这一命题,走向了不同的解脱之路,造就了不同的人的“特质”——大我与小我

有神论都是“小我”,包括古印度佛教,是通过个体的自我修炼,达到超脱、出世的境界,后来的瑜伽、静坐、朝拜、咒语、祈祷等等,都是这个路子,从个体去朝向神之彼岸的解脱之路。

无神路都是“大我”,之所以佛教在中国是中国化的佛教,正在于小我之佛融合了儒家“义”,融合了道家的“无”。孟子云“舍身取义”,这就是大道!这就是无神论的精神实质,这是一种牺牲小我的精神,谈到“牺牲”用西方的观念总是嗤之以鼻,仿佛是泯灭人性,是的,有神论的宗教可以通过保存身体,用心灵的虔诚来皈依神走向解脱之路,而无神论者无神可皈依,人之心灵超脱需要牺牲,舍弃凡人俗物实现“意义”,这是道路的不同,两者都需要解脱。

舍身取义的大我,并不存在西方心灵学说的“本我”“超我”“自我”这些面向神的性格之分。大道与我共存焉!心灵的实体是“无“的,没有”本“超”自“,只有”真“与”假“,而真、假都是归”无“的。只有无神论者才是平等的追求者,才是为他人服务的牺牲者,才是天下关怀的仁心者,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小结:

从古印度佛教的发展以及中国化的过程,佛教在中国是有孟子“舍身取义“精神的,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修行,兼有社会的牺牲,佛牺牲小我,解救众生的故事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而在古印度,仍旧是个人解脱之路的小我存在——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神的崇拜以及婆罗门的祭祀权,仍旧是有神国的统治精神,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用超我代替了神,用绝对精神代替了神,用人格代替了人。高举个人主义的人权大旗,不知道如何面对无神论者的“天下情怀”。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神的名义来统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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