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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明//老家 老院 老妈(八)老院

 后稷文苑 202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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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  老院  老妈
(八)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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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老院

老院的门楼和东墙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黑黢黢的墙壁跟北房房顶一般高,很是古朴伟岸。在一人高处,嵌着两块拴马石。日积月累,整块石头及穿绳子的孔洞都被磨得溜光。

我家那头温顺的老黄母牛就常卧在那块石头下,一边悠闲自在地返嚼吃进的草料,嘴边的白沫子像是现磨豆浆;一边眯眼望着我,将它的粪从圈里担出来倒在门外,又将门外的干土垫进它的圈里。这时,我心里竟替牛感到一丝儿平衡。不知道牛心里是否也有些许舒坦?

现在,胡同里再不见牲畜了。门口那两个石头门墩儿与拴马石一样,很无聊地守候在那里,像是睡着了一般。我似乎看见放学回来的自己,也坐在门墩儿上睡着了。

不知母亲是几点从地里回来的,反正等我“醒来”时感觉已不是坐着了,而是往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下坠!忽而像一块死沉的石头,忽而又像一页飘摇的纸片儿。我感到很恐惧,像是要死去,想大声喊“妈”却张不开嘴。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张开了眼。在黄豆般的煤油灯光下,我看见了焦急的母亲,看见了保健站的宝翠姨。更吃惊的是,还看见自己竟紧咬着母亲的大拇指!原来,我在门口等母亲回来时受凉了,发烧了,还抽风了。

我从未因此责怪过母亲,反而因为母亲为了这个家,为了多干地里活过度的透支身体而深感不安。母亲牙齿不好,常因上火闹牙疼,有时半个脸肿的像包子,吃喝不下,也放不下地里的活计。但她毕竟不是铁打的,在我大一的时候,母亲还是病倒了,得了宫颈癌。好在经过规范的放疗得以痊愈。后来,母亲还是该干啥干啥,像没事似的,还说医院里给她瞎诊断、咋呼人。

“吱扭——”一声,那扇笨重的老门喘着粗气被我推开了。木门表层的黑漆早已掉光,裸露出来的粗糙纹理,像是它健壮的肌肉;身上的两处“小鬼子”弹孔伤痕,显示出它对这个家曾经的贡献。“咚啷——”,门顶那口锈迹斑斑的大铃铛,睁开昏花的眼对我打了个招呼,沉闷略带嘶哑的声音中,充满了一种老迈的沉重,又暗含了几分慈祥。

门洞靠墙堆着几排蜂窝煤,那是母亲前年就买下的,自己不用也一直没舍得给别人。按说在国家狠抓环境污染的今天,我们村还算是幸运的,既可以烧柴火、烧煤做饭,还可以生蜂窝煤炉子取暖。而不像某个村,有位老太太因为夜间偷用柴火烧炕,且“屡教不改”,被村干部发现后捣了土炕。

长方形的门洞约有六平米,地面的砖是父亲重盖北厦时铺的。在酷热难耐的夏天,那里既是我家的餐厅,也是我们弟兄夜间的床铺。那里,既有我和二哥早上起来找不见妈,光着身子拍门、打滚的哭闹;也有我们弟兄几个互相撩逗、你推我搡的欢笑;既有母亲花了两块钱炖了一锅牛杂碎的肉香;也有我们就着月光剥着玉茭皮,东倒西歪、瞌睡打盹的煎熬……

  迈下台阶,走进院子,我突然想习惯性地大声喊一声“妈!——”北厦东、西屋的门都紧锁着,两扇落满灰尘、由各色花布拼凑缝合到一起的棉门帘,正直溜溜地挂在那里,像母亲刻满皱纹的脸。

我扭过头,分明又看到母亲围着锅台,为我们做饭的身影;看到冬日的夜半,我们一觉醒来,母亲还在流着清涕、纺着花;看到母亲跟三婶站在院子里,一头一个,身子有节奏地后仰,抻着刚织出来的土棉布;看到母亲将刚冲好的熟面,小心翼翼地端给东厦拄着拐棍的爷爷;看到母亲挂晒在铁丝上的红薯片、茄子条;看到母亲望着堆满院子的玉茭穗子,独自痴痴地笑……

  一股冷风吹过,我回过神来。西面的院墙是彻底塌了,能看得见良娃叔院里的一切。红薯窖早已被倒塌的墙土覆盖,周围的枯草足有两尺高,唯有脚下的砖院子还是原来的模样。

  老院原是个四合院。在我有记忆时,父亲弟兄们已分了家。大伯拆去了西厦和两间北厦出去重盖了,三叔要了“牛院”那个大院子。老院剩下的两间北厦、三间东厦和南边的饭厦,住着爷爷奶奶和我们一家。即便是少了曾经的“热闹”,也难免时起“风波”。有爷爷用拐棍“噔噔凳”的跺地声,有父亲充满怒火的训斥声,也有母亲委屈的哭泣声。

后来,父亲在四十岁时终于将北厦重盖了,还增加了两个耳房;东厦也“翻瓦”了一下。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盖新房时的情景:院子西南角那个茅房还在;上迪村的赛民叔叔蹲在房檐上干着活;三叔和钢牛舅舅他们站在木椽做的夹板里,一边提着筑墙用的石头杵子,嘴里一边喊着号子:“起立窝!嗯——着!再一窝!嗯——着!窝倒窝!嗯——着!南边挪!……”北房盖好后,父亲还专门把爷爷、奶奶从大伯家接过来住。可惜,奶奶没住几天就去世了。那年,我六岁。只记得家里乱哄哄的,我坐在北厦门槛上哭。倒不是伤心奶奶的去世,而是爷爷嫌我欺负堂妹,用斧头砸烂了我的“洋火枪”。

“包产到户”后,爷爷搬走了。母亲终于入住“东宫”,算是正式“当了家”。先是与三叔伙用一头老驴,后来母亲单独买了牛,又打了一辆平车,带着我们弟兄下沟铲堰开荒地,大干责任田,还独自在院子里挖了个丈余深的红薯窖。每当看着自己地里产的那么多小麦、玉米、绿豆、棉花,再想想以前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母亲更有使不完的劲儿。

再后来,大哥、二哥相继结了婚,也都划了院基盖了新房,老院分给了我。一年又一年,母亲在老院将一个个孙子、孙女带大,一个个上学后又送回他们的家。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老院还是父亲手里的老院。

我推门进了屋。木凳子,旧沙发,那张老式平桌,拥挤而又整齐地摆放着。中堂还挂着父亲在世时的条幅,两旁相框里的各色照片,讲述着全家五代人的不同时刻。平桌上摆放着先人们的遗像,每遇重大节日,我们都会依例祭拜。母亲自从信了“耶稣”后,虽不再在乎“磕头”那些传统礼节,但也并不阻拦。

掀开隔扇的门帘,冰箱、电视、电磁炉等“各就各位”,案板上的碗柜用一块旧花布盖得很严实。母亲常坐的那个木墩子静卧在灶台前,边上还有几把柴火。炕上,依然摆放着接雨的脸盆、水桶,母亲用塑料布裱的顶棚耷拉在半空,下面落满的泥块已经干结。

二哥说,再修也修不成样子了,要不费点事重盖吧。我说好。

老院是分给我的,只要母亲在,这里便是我们共同的家,我有义务维护。十几年来,我跟母亲提过几次盖房的事。母亲总说:“花那钱做甚呢,咱这土房子冬暖夏凉、不漏不塌的,比他们的砖房子还好哩。你们自己过好就是了。”

可是现在,屋子漏了,墙也塌了……

临走前,我告母亲说:“妈,明年开过春把老院拆了重盖吧。”

母亲有些担忧地说:“我是说,娃在外念书花得多,将来结婚、买房子,也都得花钱呢……”

“那你不用操心,有呢。我就担心一动工,你着急上火。”我说。

“妈现在甚心都不操了,你放心。”母亲轻松地说道,眼里隐隐闪烁着孩童般的憧憬和喜悦。



杨立明,男,1970年生,稷山阳史村人。医学硕士,重症医学专业主任医师。从医二十余年,工作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孤芳自赏。发表各类医学论文近三十篇。

——发刊制作:薛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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