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话题 《凯风》是《诗经》中的一首著名作品，也是中国古诗当中描写母子情的开山之作。客观地说，这首小诗的创作是有瑕疵的，算不上完美的作品。可是为什么却被后世作者一再仿写呢？《凯风》的魅力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从小就喜欢看武侠电影和武侠剧。只是有一个事儿，很多年来我一直闹不明白： 为什么武侠故事里边儿那些个身手绝顶的大反派往往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像《洪熙官》里的白眉道人，《笑傲江湖》里的任我行，《白眉大侠》里的武圣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练家子们常说，“拳怕少壮”。 真要是上了点儿岁数，在擂台上撑不过几个回合，就会因为年龄、体能而露了怯。拳架越来越沉，端都端不住。  50多岁的泰森复出擂台之时，不少外国拳迷担心老爷子英雄“气”短，威风不在。都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可为何中国人写的武侠故事里边儿，比泰森更老得多的江湖人物却大杀四方，所向披靡呢？ 这怕不好从体育竞技的角度，而只能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解释了。南朝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
刘勰说，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总觉得那些已经作古的人，或者经过了岁月沉淀的东西会比较好。 就说汉武帝吧。根据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武帝很喜欢辞赋。登基之初，他偶然读到了一篇名为《子虚赋》的文章，大加称赏，感叹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在从前的旧文里，我曾就汉武帝的这句话做过详细的考证，证明武帝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把《子虚赋》的著作权错算在了已故辞赋作家枚乘的头上。 枚乘已然谢世，武帝倾慕无及，连称懊悔。可奇怪的是，狗监杨得意把《子虚赋》真正的作者，正当年富力强的司马相如推荐给了汉武帝，武帝却又不把对枚乘那股子倾慕的劲头移情到司马相如的身上了。 虽然相如也曾短暂地博得过汉武帝的赏识，但很快就无奈淡出宫廷。汉武帝甚至安排他去给先皇守陵园，用“孝文园令”这么个闲衙冷曹的职位把“当代赋圣”远远儿地打发了事。 要论写辞赋的水平，枚乘不能比司马相如更好。可司马相如不能像枚乘那样博得汉武帝的青眼，其中原因，刘勰说，只好归咎于司马相如还没有作古。只因为他是个“今人”，就无论如何比不过“前人”枚乘。   枚乘的作古和武侠故事里的白发都是岁月做成的“滤镜”，透射着中国人谜一般的崇古心态。这样的心态到今天也还有，甚至更加泛滥，坊间俗语，名之曰“远古吹”。 司马相如生前落魄，死后也渐渐成了崇古的谈资。所谓唐诗、晋字、汉文章。后人心中大汉文章的象征可不就是司马相如吗？ 但无论枚乘也好，司马相如也罢，都还不是崇古心态在文学史上最极端的表现。要说最极端的案例，非《诗经》莫属。 作为中国文学的开山鼻祖，《诗经》里边儿的305篇作品，古时候传说是经孔圣人亲手删定，因此收获了太多的溢美之词。 这些诗作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个人私意以为，至少其中一部分是有瑕疵的，算不上名副其实的第一流创作。比如这首《凯风》：
每回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总想起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和《赵氏孤儿》来——这两部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开篇写得挺好，到后来却成了狗尾续貂——《凯风》也是这样的“半截好戏”。它的首章是精彩的，精彩在栩栩如生的画面感上：  温暖的南风吹拂着正在吐芽儿的酸枣树。在南风轻轻地摇曳中，蜷曲的嫩芽儿渐渐舒展开来。那幅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位慈祥的母亲怀抱婴儿，悉心呵护着他的成长。 直到有一天，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回想起童年往事，对母亲的哺育心存感激，这自然是人之常情。 可是《凯风》的作者却给我们讲了一个别样的故事。“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诗人说母亲是如此的慈祥而伟大，可她的孩子们却都不成器，无力回报母亲曾经的养育之恩。 为了渲染出孩子们的这份愧疚感，诗人还特别写了这么两句：
把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这两句放在一起读，很有意思：“有子七人”这个核心要素被强调了两遍。 之所以要强调，是因为在这个要素上集中了一对矛盾：一位母亲要抚养七个孩子，该是多么的辛苦？可这么多孩子里却没有哪怕一位能给她带来安慰，这又该是多么的遗憾呢？ 话说到这儿，我想，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会情不自禁地问上一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些孩子们无法安慰他们的母亲呢？恰恰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诗歌的文本提供不了任何答案。 换句话说，《凯风》构建的情境是有残缺的。而后来解诗的学者为了弥补这个残缺，就不得不发挥想象，在这位母亲身上编排故事，比如《毛诗传》是这样说的：
 《毛传》的意思是，这七个孩子之所以不能给母亲带来慰藉，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在外头“有人了”。当妈的想要抛下这七个孩子去追求新的感情生活。她的心思已然不再这个家里了，当然孩子们也就安慰不了他。 虽然《毛传》自诩继承了孔子的“诗教”精神，但是它带着道学家的有色眼镜来改编《凯风》，藉以证明卫国的所谓“淫风流行”，这完全是焚琴煮鹤，把一首情深款款的母子之歌生生改成了撕裂与背叛的黑色家庭悲剧。 不过话说回来，《毛传》愚蠢的改编倒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起码它证明了《凯风》描写的情境的确不完整。因为这个不完整，所以它是一首有瑕疵的作品。 可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个瑕疵却为后来的作者提供了模仿和续写的空间：只要能够设定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七个孩子无法安慰母亲的理由，那么随着新的解释思路的诞生，《凯风》这首并不完美的古诗就有可能再次迸发出光彩。 而当这些精彩的继作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凯风》不知不觉也就成了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母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凯风》虽不完美，但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或许有人会好奇，《凯风》要怎么改编才算精彩呢？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由《凯风》改编的汉乐府《长歌行》吧：
改编《凯风》的时候，这首《长歌行》的作者很聪明地为故事加入了一个当代背景。他说，孩子之所以无法报答含辛茹苦的慈母，是因为他去了洛阳。去洛阳干什么？诗人没有交代。 不过我相信，多数汉代读者是能够心领神会的，因为汉代游学之风大盛，到洛阳去求学谋官，是士子们普遍的选择。《后汉书·郭太传》记载：
 上面这段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游学洛阳的士子的经历。故事的主人翁郭太出身寒门庶族。在东汉这个极其看重门第阀阅的社会里，他要想出人头地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早年失怙，由母亲一手拉拔长大，母亲本打算让郭太就近到家乡山西介休县的衙门里去做个小吏，这样母子之间也能相互照应，有个依靠。可郭太不接受这种安排。因为吏员身份卑微，没有迁升空间。 要想鱼跃龙门，跻身上流社会，摆在郭太面前几乎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治经学，举孝廉。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当上一个体面的“官”而不沦为微末的“吏”。于是，郭太告别了母亲，从山西介休南下成皋，拜师学艺，而后又辗转游学洛阳，终于成了“洛漂”一族中的成功人士。 《长歌行》中的那位主人翁大概也是郭太这样的“洛漂”，只不过来到洛阳求学谋官，他恐怕不如郭太那么成功。 因为诗人说“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西河”的典故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吴起当年背井离乡、游宦天下之前，曾与母亲誓言诀别，声称不做到卿相之位，他绝不回来。后来吴起的母亲去世，吴起也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誓言，拒绝回家奔丧。 《长歌行》主人翁眺望着吴起曾经担任过太守的西河之地，泪下如雨。他大概是担心自己久宦在外，功名未遂，而家中的慈母却已风烛残年，不堪久等。 倘若有一天落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地步，岂不是追悔无及？因此，情不自禁流下泪来。他这一哭，混杂着对母亲的感念，对仕途的失望以及作为儿子的歉疚。读起来，是不是比《毛传》编排的故事高明得多呢？  参考文献： 范晔《后汉书》；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不是表达子女的不成器，而是说子女不能代替父亲在母亲心中的地位的一种无奈——明知母亲因父亲而郁郁，又无法规劝父亲也无法宽慰母亲。作者的解法完全没有吃透这首诗，仅仅停留在借鉴成说的层面。 “有子七人”，也并非单纯表达母亲生养子女的劳苦，也表达母亲子女众多而应得又未得的天伦之乐。强烈熏染其中的遗憾。 像《诗经》里的风、《古诗十九首》、《乐府》等，多是以先民口语方式创作的，以后世所谓诗歌理论去做评价是片面和肤浅的，无视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 所以对于文章所谓“瑕疵”，本非专业群众表示强烈的不认同。 非但如此，个人以为《凯风》无论是在诗歌上的成就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在《诗经》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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