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辈与他们的岁月 盛玉峰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叔叔  一 2022年1月19日中午11点30分，时间永远定格。 叔叔走了，享年83岁。 今年春天，听说叔叔身体不好，我去看望过一次。一个多月前，他从医院回家，我又去萧山云石探望过。 父亲远行后，叔叔就是我父辈唯一的亲人。噩耗传来的那天下午，放下电话，泪水就在眼眶中打转。父亲走的时候，我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现在回头想，这样的“坚强”，缘于当时忙于承担长大的责任——安排父亲的后事而无暇悲伤。 最近二次探望时，叔叔都跟我聊了许多他的人生经历。不知何故，其中不少内容，父亲从未向我说起过。 叔叔与我父亲并非一母同胞，而是堂兄弟。他们俩一个五岁，一个六岁，还没来得及存下对于家乡的记忆，就离开故地，离开自己的父母，来到了富阳。不过，正是幼时短短的五、六年共处，让他们拥有了比同胞兄弟还要深厚的感情。这感情，还延续到了我们这一代。在我心里，一直觉着叔叔就是亲叔叔。 在我幼时，父亲几乎从来不跟我谈及他的身世，更不会跟我提及自己的老家。于是，在我念小学三年级时，叔叔的“忽然”出现，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我对于自己的“根”的好奇。于是，我从父亲口中得知，我们的老家在新昌靠近天台的一个叫中彩乡的地方，父亲的父母、父亲的兄弟姐妹都在那个地方。当时的我，觉着那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 好奇最终变成了实际行动。结婚以后，我第一次去往“祖籍”所在地，寻找、接续我的“根”。  二 重新联系上叔叔，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我读小学三年级那一年，母亲去乡里开会，意外收到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信封上只写了富阳县新义乡，却没有具体的村。因为新义姓“盛”的人不多，所以就很确定这是写给我父亲的。 在信中，叔叔讲述了他目前在云南工作，但是婶婶却在富阳隔壁的萧山云石乡，因为家庭与工作单位相距太过遥远，很难照顾家里，殊为不易。他问我父亲，能不能找找关系，帮他调回萧山或者富阳来。 读完来信，父亲兴奋不已。听着父母的谈话，我则颇为好奇，怎么忽然冒出一个云南的叔叔来？ 没隔几个月，叔叔就来到了我家。我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叔叔时他的清瘦的面容。此后的几十年，他的清瘦模样一直没变。很快，叔叔从云南调到了富阳，在富阳房管处汤家埠的钢窗厂做电焊工。虽然萧山与富阳之间往返依然不是很方便，但与云南比起来，叔叔离家的距离不知缩短了多少。 我清楚，父亲是一个只知道埋头做事的老实人，对人和善且亲切，朋友也不多，没有什么人际关系，更不懂得怎么去求人。因而，至今不清楚他当时是怎么把现在看起来都很难的叔叔的工作调动这件大事给办成的。 从此，每年春节，我们与叔叔一家就开始走动起来。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去萧山叔叔家拜年，父亲骑自行车带我从新义到富阳街上，然后坐船到渔山，上岸后再到渔山的五村还是六村山脚下找了户人家寄存自行车，再花几个小时翻越石牛山。叔叔的家就在石牛山脚下。早上出发，傍晚才到。  三 现在很难细想，弹指一挥四十年就过去了，父亲也走了十余年。 一直记得，父亲病重、弥留之际，叔叔一次次地去医院看望。父亲走后，叔叔每年都来看望母亲。 因为我去了几趟老家，联系上了我的嫡亲伯父；后来，我的嫡亲叔父也结束漂泊，在临安安家落户，并联系上了我父亲。但是，平时的走动依然很少。在父亲的心里，童年时与叔叔少小离家、患难与共所形成的情感，才是生命里最深厚、最珍贵的；而对于自己的故乡与一母同胞，因为距离，情感总是很淡漠。 幼时的我，曾经颇为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从离家后直到去世，也就回了二次老家。如今的我，已能感同身受：父亲幼年离家来到富阳，成为别人的继子，六岁就靠“看牛”混口饭吃，没能上一天学，长大后招工出去建德工作。寄人篱下、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样的经历，在他内心是无以复加的惨痛，虽说他从没说过一句怨恨我爷爷奶奶的话。 比起父亲来，叔叔的经历要坎坷得多，曲折得多。而他一次次地跟我谈及生命中那些曲折苦难时，也从没有过抱怨。 我不知道是生活让他们学会了承受，还是经历的太多的风雨让他们变得平和与宽容，但是，他们对生活不抱怨的态度，却值得我们好好感悟。  四 我的祖父是贫农。据说在我幼年的时候，祖父也曾来过富阳讨生活。那时，老家与富阳相比，生活水平确实有着大差距。这差距，直到1995年我第一次回老家时还能清晰地感受到。有时想，如果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说，父亲来到富阳，反而是幸运的。 叔叔的父亲则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据说最后拥有了国民党少将军衔。解放前夕，他不愿去台湾，回到了新昌老家，然后来到富阳把叔叔给带了回去。我最后一次看望叔叔时，还曾问他父亲的名字，可最终无果。他只记得家里曾有笔挺的军大衣、一把军刀，还有一本不知道是不是黄埔的毕业证书。而所有这些物证，早已在那个年代给毁掉了。 叔叔回老家后没多久，他的父亲就成了被众人疏远的人，在抑郁与批斗中很快离世。叔叔成了孤儿。 后来，一个远房的姨妈看着叔叔实在可怜，就把他带去靠近县城的一个村子里“看牛”。因为老实肯干，国家招工时，叔叔被推荐招工去了宁夏工作。“那时候啊，很多次组织找我谈话，想让我入党和提干，我总是找各种理由给拒绝了。”叔叔如是说，“我就怕要做政审，单位会派人去老家做调查。” 再后来，叔叔报名去了比较艰苦的云南参加工作。直到三十多岁，才在工友的介绍下，与萧山的婶婶成了家——潜意识中，他总觉得自己的根在浙江。 等到孩子十多岁了，迫于无奈，叔叔便找我父亲想办法调回浙江。写信时，他对于我父亲的记忆，也只是记得人名，而不记得村名了。 叔叔在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最后一次，他还特地告诉我老家一位老先生的姓名与联系方式，让我明年清明回老家去看看。这位老先生，十年前曾负责家谱编制，现在每年清明节都在组织老家“盛氏”祭祖。此时我才知道，叔叔调回来以后，每年清明都回老家去扫墓。父亲在离世前一年，第二次去了老家——是被叔叔拉去的，因为老家正在做家谱。  五 我回过老家二次。 第一次是1995年新春。那一次，我见到了亲伯父，亲姑妈，堂兄弟，表姐妹。大伯带着我去给祖父扫了墓，堂兄带了我去看了宗祠。印象最深的是，出了新昌县城，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绕来绕去地摇晃了一个多小时。老家的路，悬在村子的顶上；坐落于山坡上的村子，散落着一片破旧的民房。房前屋后，到处是草棚作顶的开放式的简易茅坑。大伯家因为用水泥建了一座20来平米的平台房子，在村里便显得最为现代。 这次去老家，原本计划来去二天，但因碰上一个祖父辈的长辈过世，大伯留我参加葬礼，于是多呆了好些天。葬礼仪式特别复杂，至今记得至亲得一步一跪地出村，一大群人都是披麻戴孝的。伯父带我拜访了房族中的很多人家，向我介绍他是什么爷爷、他是什么叔叔。惭愧的是，我当时就懵懵懂懂的，现在更是一个都不记得了。 不过，我知道，在老家的村里，盛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整个新昌，盛氏应该也是一个大姓。据说祖父这一辈有八兄弟，曾祖父这一辈也是八兄弟。那年做谱回来，父亲曾跟我说有上万人参加圆谱仪式。伯父还曾说，以前村里每家每户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下雨都不会打湿鞋子。 第二年，我们又去了一次。这次，叫上了我姐与姐夫。行程却短暂，去大伯、姑妈家拜了年，第二天就回了富阳。 自那以后，就没回过老家，虽说心中一直记挂着。前年春节前联系了堂兄，打算正月初二带女儿去认一下自己的“根”，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将行程耽搁了下来。 常有人问我：“盛老师，你是上官人吧？”我的回答是：“我是新义的，父亲是新昌过来的，与上官的不是同一支。或许，我们与上官盛氏，五百年前是一家吧。”作此回答时，平时深埋着的“根”的意识，立即涌上心头。 随着叔叔的离去，我再也无法弄清楚父辈坎坷与苦难的具体细节。但是我知道，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却脚踏实地的人。为了自己的家庭，他们付出了一辈子的辛劳。他们离世的时候是幸福与平和的。 新的一年又要来了。我想，应该安排好时间去老家走走，去寻找父辈散落的那些故事，因为这就是“根”。  撰文｜盛玉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