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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学》2021年第12期 1 张家村是我的堂哥，张和平是张家村的独苗。 张家村去世很早，听说是给生产队挑煤炭，坐船过河时，水大浪急船翻，船上八个人虽然都落了水，唯有堂哥张家村不幸身亡。尸体寻找了五天五夜，方在下游五十里远的河边找到。听说尸体已浸泡肿大，面目全非。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正在给自家菜地淋水，只见我父亲匆匆跑来，神色慌张地说，你堂哥家村翻船死了。说实话，我当时并无多少感觉，也没有什么悲痛，小声地嗯一声，继续洗菜，似乎不关张家的事情。阳光很烈，不然，我也不用跟着邻居一帮小伙伴淋菜了。我们煤矿家属都种有菜地，可以节省不少开支。 我老家位于武岗县的一个乡村，隶属朱溪人民公社，离我们煤矿二百八十里。我们兄弟从未去过，父亲自从分配到这个煤矿后，也未回去过老家。当年那种紧张的气氛，双方的动静都用书信联系。 我们四兄弟没有见过堂哥张家村，不知他长得什么模样。而且，关于老家的种种事情，都是听我父亲说的。我父亲似乎是个极其合格的联络员。 父亲也有四兄弟，他们这辈人，除了我父亲生了我们四兄弟，其他叔伯大多生的都是妹子，唯有二伯生了张家村，又唯有张家村生了张和平。如此说来，我那三个叔伯只留下张和平这根独苗了。 我父亲是他们四兄弟唯一出来工作的，俗称公家人，其他人都在农村务农。我父亲之所以能够从山村走出来，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他有读书的命，二是我祖父只送他上学。祖父的观点是，四兄弟只要有一个读书人即可，其他兄弟便用心守护家园。当年，我祖父也是大户人家，到后来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家道迅速衰落了。 我们四兄弟也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他们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去世了，我们尚未出生），也没有见过那三个叔伯（他们跟我家并无接触来往，似乎担心影响我父亲的前程，后来呢，他们便先后生病去世了），我们甚至没有见过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女儿都已嫁人，并无来往），我们唯一见到的就是堂侄张和平。 2 我父亲虽说读过大学，脑壳里还是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比如说，我娘还想生个妹子，我父亲便反驳说，我们有四个崽了，还生妹子做什么？养得活吗？父亲很清楚，张家除了我们四兄弟，唯有侄子张和平这根香火了。因此，父亲历来对张和平关照有加，至于那些女姱，他几乎视而不见。 堂哥张家村去世后，堂嫂很快改嫁，并没有带走张和平。据说，对方不愿意堂嫂带着拖油瓶下嫁。这样，张和平便成了孤儿，无人照料。那时候，他才十二岁。父亲念他可怜，很想把他接到家里来，想想，又不可能。我家房子极其狭窄，我们四兄弟滚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哪里还容得下张和平呢？父亲便咬紧牙关，每个月给他寄去五块钱。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能够让他聊补无米之炊，好歹保住一条小命。除此之外，我父亲还写信叮嘱其他亲戚，要他们多多照顾并帮衬张和平。至于他们如何关照和帮衬，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说，张和平肯定是在孤独的岁月中，顽强成长起来的。至于其间的寒暑冷暖，以及酸甜苦辣，唯他自知。 多年后，我终于见到了张和平，发现他不太像我们张家的后代。张和平个子矮小，仅一米五多点，且小手小脚，好像没有长大，也似乎是个侏儒人——当然，这有点夸张。而我们兄弟都在一米七以上，魁梧而高大，人称四条龙。当我见到张和平时，他已经有十八岁了，眼神里却透出精明和灵活，说话虽然小心拘谨，却很有条理，不急不慢，似乎见过世面，看来并非愚笨之人。至于张和平为何突然出现在父母家里，这个话题后面再说。 几年后，为了生计，张和平决定卖掉自己的老屋，而且，把这个决定写信告诉我父亲。张和平明白，多年来是我父亲在资助他，才让他留下一条性命，所以，他一旦有事，便要告知我父亲。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焦急，老屋怎么可以卖掉呢？张和平以后住哪里？我父亲不忍心让张和平居无定所，到处打流，这毕竟是张家的一根苗。因此，我父亲居然亲赴老家，实地了解。 那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了，我父亲早已能够自由地去老家了，这让他心情十分舒畅。其实，说起来也令人心酸，我家虽然离老家二百八十里，而我爷爷奶奶以及叔伯去世，他竟然不敢去老家奔丧，害怕别人指责他跟地主家庭没有划分界线。因此，每逢收到老家报丧的来信，父亲只敢躲在家里默默流泪。 我父亲迅速赶到老家，问张和平为何要卖掉老屋，老屋没有了，你哪有立足之地？张和平解释说，他要到镇上租个铺面，专修手表单车电动机电视机，等等。我父亲十分吃惊，问他是怎么学到这些修理技术的，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呢？张和平冷静地说，这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说他经常站在那些修理铺子里，看人家修理各种机械和电器，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我父亲听罢，很高兴，觉得张和平不愧是张家的后代，脑壳聪明灵活，终于可以自谋生路自食其力了。因为我父亲担心他手无缚鸡之力，今后的生活如何继续下去？现在，这个担忧就不存在了。当时，张和平还只有十七岁。因为他需要租赁门面，所以，要卖掉老屋筹集资金。我父亲很支持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不必像往年那样资助他了。而且，张和平走的是一条正道，靠自己的技术吃饭，这是我父亲最为放心的。因此，我父亲当即表态支持张和平卖掉老屋，另外，还慷慨地资助他两百块钱。须知，在那个年代，两百块钱并非一个小数。 我父亲甚至亲自出马，跟买主砍价。他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脸含笑意，频频地向对方发出温柔而强劲的进攻。其实，谈判比较艰难，从早上谈到太阳落山，直至双方满意为止。那时候，绚丽的晚霞已布满天空，炊烟四起，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柴火味道。在老家，我父亲充当了张和平的谈判首席专家。当双方终于画押时，买方只说了一句话，叔爷，你读书人还是比我们厉害多了嘞。我父亲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彼此，彼此。又迅速地递烟给对方。 张和平对我父亲感激不已，在前辈中，唯有我父亲才如此关心和帮衬他，尽力罩住他。其他前辈死的死、病的病，或自身难保，所以，关心和帮衬也就无从说起了。 那一次，我父亲在老家待的时间最长，总共待了半月之久。而且，他把老家周围都走遍了，似乎是想更多地闻到家乡的味道，并把它们深深留在记忆里。我父亲还让张和平带他去拜祖坟，不禁老泪纵横，感慨不已。我父亲帮助张和平摆平家事后，才回家高兴地对我们说，这下好了，和平的生活没有问题了，而且，他走的是一条正道，端的是技术这碗饭。还说，看起来，我们张家人还是比较聪明的。他这是专指张和平，因为张和平没有读过多少书，初中读一年就辍学了。至于那些修理技术，完全是靠他自己剽学的，连个师傅都没有拜过。 我父亲庆幸地说，和平没有走歪门邪道，这是他感到特别高兴的事情。在这点上，我父亲对我们兄弟也管教很严。我二哥是煤矿的描图员，多年来，连一张绘画纸都没有拿回家。我在省城的大学教书，父亲说，你要为人师表，要教好学生是很不容易的。小弟是煤矿的采购员，这是我父亲最担心的人，当时，大家对采购员的印象不佳，认为他们吃香的喝辣的，还要往家里拿东西。小弟却两袖清风，没有任何闲话让别人说，他说他牢记父亲的话，绝对不敢乱来。 我们四兄弟，唯有我大哥曾经给张家丢过丑。其实，大哥应该是最让我父亲放心的。他是个绞车司机，又有什么油水呢？当时，大哥正在谈恋爱，简直谈得昏天暗地。每到上夜班时，便没了精神。有一次，绞车居然快开到机房了，他却还在栽瞌睡。幸亏被别人发现了，赶紧拉掉电闸，这才避免了一场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我父亲得知后，赶赴我大哥所在的煤矿，把我大哥一顿臭骂，愤怒的拳头差点擂到了大哥脸上。我父亲说，多年来，他不论是否挨批斗，是否写检查，是否下放劳动，他做过一件坏事吗？所以，你千万要学好嘞。父亲深知，谈恋爱是双方的事情，所以，他又找到我大哥的对象刘妹子，叫她正确对待谈恋爱之事，不要因为谈恋爱而影响工作。听说，刘妹子被我父亲说得痛哭流涕，表示不会再影响工作了。 其时，父亲已经恢复了职务，掌握着整个矿务局的财务大权。所属十多个煤矿，还有两家机修厂，以及医院学校等等，这些单位所需的资金，都要经过我父亲审批。我父亲如果中饱私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父亲一直到退休之日，都没有贪过公家一分钱，也没有接受过别人的任何财物——这应该是我父亲人生中，感到最为骄傲的一笔吧。 现在，我父亲最担心的是张和平。他独自远在家乡，我父亲又不能老是盯着他，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父亲的脸面又该往哪里放呢？不管怎么说吧，我父亲是第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大学生，现在手握大权，名声在外，所以，他决心要把我们兄弟教育好——包括张和平——这才是对他极大的自我安慰，也是唯一对得起祖辈的地方。因为若论财产，我父亲无论如何也比不得祖父了，他能够继承下来的，也只有在德行方面努力了。 我父亲曾经说过，祖父虽然家产很大，却从未亏待过当地百姓。祖父看见许多残疾人十分可怜，便把他们聚集一起，包吃包住，既教他们认字，还告诉他们自食其力，如编织篾货，把所卖掉的钱分给他们，从未贪过一分钱。另外，祖父还告诉他们种果木，所获得的钱，照样分给他们。 我父亲虽然没有能力像祖父那样救济穷人，却在自己的经济拮据中救济了张和平，并且，对我们兄弟以及张和平管教很严，生怕我们出事，对不起祖宗。我父亲除了对我比较放心——大概因为我也是教书育人者吧——对我其他三个兄弟，却不断地进行敲打，提醒他们安分守己，老实做人。我父亲还经常打电话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甚至利用出差的机会，跑到煤矿去暗暗调查他们，调查我的兄弟们，是否有违法乱纪或吊儿郎当的苗头。他总是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有意识地去询问那些接近我三个兄弟的同事，仔细地问他们的表现，捕捉从对方嘴里流露出来的蛛丝马迹。当然，除了上次我大哥差点造成重大事故之外，让我父亲比较放心的是，我那三个兄弟并无闲话让人家指指戳戳。 3 后来，张和平居然找到了对象，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当然，也为他感到惊喜。我们却不晓得他究竟采用何种手段，让女方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也许是看到他是个孤儿，没有任何家庭包袱吧？也许是看他有门修理技术吧？ 女方姓王，父母是县茶场的，他们对张和平比较满意，认为他脑子灵活、聪明。况且，能够见子打子，不是那种呆板之人。所以，自己的妹子嫁给他，吃饭穿衣是不用发愁的。张和平的确脑子灵活，去王家的第一天，就迅速地改造了鸡笼子，并把灶屋破旧的窗子重新安装起来。王家人自然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只是提出一个要求，叫张和平做上门女婿。张和平在自己的这个历史选择关头，竟然没有丝毫犹豫，一口便答应下来，而且，像这件大事，竟然没有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由此可见，张和平在孤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还是培养了一点自己的主见，并不凡事都必须依赖我父亲的指点，他似乎已经具备了不再依赖我父亲的能力。其实，关于做上门女婿的问题，张和平的老屋早已卖掉了，成家后住哪里呢？所以，王家提出让他做上门女婿，这不是给他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吗？ 在张和平还没有找到对象之前，曾经来过我父母家——我们才终于得以见面。初初一看，他的确不像我们张家人，身材矮小，穿土黄色T恤，黑色短裤，一双旧凉鞋，很有些土气。若仔细观察，他眼里的那种聪明或精明，还是继承了张家的遗传。他亲切地叫我一声三叔，立即给我端来杯茶。 望着这个堂侄子，我心有怀疑，他是来看望我父母的吗？那为什么一点礼物都没有带来呢？竟然甩手甩脚地来了呢？我不明白张和平此行的目的。况且，父亲居然叫他住下来，似乎暂时没有叫他离开的迹象。 在我们兄弟中，唯有我在省城生活，其他三个兄弟都在煤矿成家，离父母家大约百多里。父母家住在位于湘中一个小城市的矿务局家属院。两位老人住的是三室一厅，张和平可以住下来的。那次，因为恰恰放暑假，我正好回家看父母。 我和父亲散步时，我问他，和平为什么住在这里？似乎不是小住。他不是开铺面修理电器之类的吗？难道他不再做生意了吗？ 父亲悄悄地告诉我，他给和平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在老乡的建筑公司做小工，让他锻炼锻炼，至少不是在这里吃闲饭吧。至于他这次为何从老家下来，因为他也许被鬼捉到了，居然在镇上偷人家的电视机，被派出所查出来了，并且关了几天，还罚了款。父亲恨铁不成钢地说，哎呀，和平伢子怎么去做这种事呢？太出丑了嘞。因此，他在镇上待不下去了，便关掉铺面，写信给我，我就叫他下来了。 我惊讶地说，哎呀，他怎么做这种丑事呢？太给我们丢脸了。 父亲点点头，气愤地说，为这件事情，我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如果不是你娘拖住我，我要打断他的腿。张家人出这样的丑闻，真是太让我生气了。 据父亲说，张和平每天去做工，回来只管吃饭睡觉，其他事情不太插手，这并不符合他的性格，以前他都是见子打子的，十分灵活，现在回来也不说话，看看电视就睡觉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那件偷盗之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还没有走出阴影吧。再说，我管得很严，晚上绝对不准他出去。当然，年轻人犯错误，只要改正就好了。老三，你有时间也找他谈谈吧，开通他一下。 我四兄弟似乎也像父辈那样，只有我一人在省城，其他三兄弟都在煤矿。他们只要有时间，便轮流去小城看看父母。我回家很少，除了寒暑假。我在省城的一所大学教书，为了评职称发论文，也是忙得焦头烂额。不瞒你说吧，为了写论文或著书，我曾经剽窃过别人的东西，这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参考参考罢了。况且，剽窃之事，不仅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老师们都心照不宣罢了。在那个年代，网络尚未发达，剽窃或抄袭的事情，有时候是查不出来的。所以，这种风气根本就刹不住。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兄弟几个当中唯有我风光，其实，为了生存我也是痛苦不堪，压力很大，逼着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像俗话所说的话，世上条条蛇咬人。当然，我这些事情是不敢对父亲说的，他若晓得，肯定会暴跳如雷，说不定会活活地被气死——因为在我们张家，我是父亲最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 张和平在我父母家里生活不到一个月，有一天，突然不见了。父亲惊慌不已，赶紧打电话给我，叫我分析他出走的原因。 我想了想，说，这根本用不着分析，这肯定是他觉得在建筑工地上很辛苦，凭他那个瘦小的身体，根本奈不何，他认为自己只能吃技术饭。另外，他住在家里，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内心里觉得很压抑，所以，就不辞而别了。 父亲焦急地说，那他到哪里去了呢？ 我说，他不可能回到小镇重新搞修理的，他名声已坏，已无脸见江东父老。应该说，他这点羞耻心还是有的。依我分析，在目前经济大形势下，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南下。 父亲说，你说他是到广州，还是到深圳？ 我笑起来，说，我又不是算命先生，哪里能够准确说出来呢？ 自从张和平消失后，我父亲居然吃睡不安，还责怪我娘没有把他看住。我娘说，难道让我拿绳子牵住他吗？再说，我又不是警察。我父亲没有料到，自己把张和平从小照料到大，况且，他事事都听我父亲的话，现在却突然不辞而别，这对我父亲的打击极大，他似乎失去了对张和平的指挥权跟控制权，心理上陡然失衡。尤其让我父亲担忧的是，张和平万一走上邪路了呢？吸毒？偷盗？参与黑社会？这岂不是张家莫大的耻辱吗？我父亲历年来对他的谆谆告诫，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那时候，又没有手机，怎么寻找张和平呢？父亲便经常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有张和平的线索。我莞尔一笑，我又不是派出所的，哪有什么线索？ 我明白，在张和平失踪的事件上，我父亲是不会去问我那三个兄弟的，他们都生活在狭小的煤矿。所以，我父亲觉得，有关张和平的线索，是不会向煤矿延伸而去的。当然，我父亲还写信给老家的亲戚，叫他们去看看张和平是否回到了老家或镇上，亲戚们回信说，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看到。 难道张和平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吗？难道他是为了脱离我父亲的管教而出走的吗？我父亲经常唉声叹气，脸色阴沉，既有责怪我娘看管不严的意思，也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而自责不已，似乎对不起去世的兄弟。 4 张和平消失不到一个星期，我父母家突然出现了两个警察，一高一矮，很像两个标准的相声演员，他们自称是从老家来的。 父亲愕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张和平回到老家又犯事了吗？父亲心里非常紧张，表面上还是比较客气的，让座，递烟，筛茶，又问对方为何事来访？ 两个警察说的是纯粹的家乡话，这让父亲既感到有几分亲切，又有点警惕。警察的态度倒也比较温和，说是镇上最近发生了一个案件，某个商店被盗了八台电视机，所以，想来调查一下，请予以配合。 父亲正色说，那你们问吧，我保证实事求是回答，绝不袒护。 警察很高兴，高个子警察问道，其实，我们的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张和平7月30号到8月1号这段时间在哪里？你是否晓得？ 我父亲没有立即给予回答，而是走进自己睡房，拿出一个深色封面的小本子，戴上老花眼镜，翻到其中一页，说，张和平是7月28号来我家的，于8月27号离开的，他在我这里的一个建筑公司做小工，还是我介绍的。又补充说，现在，他可能去了深圳。最后这句话，是父亲编造的，不然，如果人家问张和平现在何处，父亲就回答不出来了。 警察似乎不相信，难道有这么准确的记录吗？便拿起小本子仔细看，上面确有记载，不禁感到极其惊讶。 父亲得意地笑起来，自信地说，我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三十多年，而且，每天都有记载的。并且，能够精确到每分钟，你们如不相信，我随便翻开一页，你们就会明白，我这个记录的真实性。 说罢，父亲信手翻开一页，上面记载的一条内容是——1978年9月25号，阴天，晚上七点二十五分，唐工程师来我家闲谈，于九点过五分离开。闲谈的内容是，唐的女儿考上了北大，非常高兴。我虽有四个崽，唯三崽读了省里的师范大学，本人不由深感惭愧。 两个警察轮流看了看，啧啧地叫起来，佩服不已。 我父亲笑着说，还要不要再看几条？ 两个警察说，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相信你老人家。 我父亲见已到午饭时间，便要留他们吃饭，喝几杯酒，再说，都是老家人，自然有种亲切感。两个警察生死不肯，立即道谢离开。 事后，我父亲分析说，这肯定是老家镇上出了这桩案件，还没有查出犯案人员，他们就怀疑和平了，因为和平是有前科的。你们看看，如果没有这个记事本，和平肯定属于怀疑对象，何苦呢？ 对于父亲的记事习惯，我们是深有体会的。在那些年代里，胆小怕事的父亲，几乎天天挨批斗，写认罪书，下放劳动，已经搞得呜呼哀哉了。由于害怕惹事，担心有人故意找岔子，父亲便养成了记事习惯。若有人找岔子，自己查找起来也很方便了。他的这个高招，的确为他减少了许多麻烦。 当然，我们后来也劝过父亲，现在时代不同了，你这个记事本也可以丢掉了，难道还会有人来找岔子吗？父亲并没有听我们的劝告，没有放弃这个习惯，每天仍然勤奋记录。所以，当那次老家的警察突然来访后，父亲则不无得意地说，嘿嘿，你们不是叫我不要记录了吗？你们看看，如果我没有这个记录，警察难道会放弃对和平的怀疑跟追踪吗？ 我们甘拜下风。 大约一年后，父亲突然接到张和平的电话，说他在东莞的一家工厂做事。父亲非常激动，好像终于把他兄弟的独苗找回来了，他双手紧紧地抓住话筒，似乎生怕对方挂掉电话，急忙问他在做什么事情。张和平耐心地说，他先在工厂当电工，不久就换了工作，现在每天为工厂购买材料，还是比较轻松的。张和平显得很懂事，并向我父亲致以深深的道歉，说三爷，当时不辞而别，实在是对不起你老人家。他却没有说明离开的原因。我父亲叮嘱他要遵守厂规，要注意安全，一定要为张家争气。张和平说，请三爷放心，我晓得应该怎么做。 父亲立即打电话给我，高兴地报告了张和平的重大消息，像已破案的警察兴奋至极。他说我们张家人，毕竟还是不错的，能够在外面杀出一条活路来。言下之意，似乎暗示我那三个兄弟墨守成规，死守煤海，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煤矿已呈衰败之势。我兄弟他们应该会一刀切，买断工龄，以后只能在麻将桌上度日。其实，我明白父亲心里还是看重拿国家工资的人。以我父亲的权力，当时要给张和平在煤矿找个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而我父亲似乎不愿意滥用职权。 总之，我们兄弟也很高兴，这毕竟让父亲轻松了下来，不然，为张和平失踪之事，他近一年来焦虑不安，唉声叹气，我们生怕他的身体出事。我父亲的胃病很厉害，稍不注意，便会发作，痛起来真是要命。况且，如果张和平仍不出现，我父亲已经发出命令，指派我们兄弟轮流去寻找张和平。 按理说，跟张和平保持联系的，应该是我们兄弟中的某个人。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竟然都是由我父亲跟他联系。我父亲留下了张和平的电话，并于每个星期打电话问张和平的情况，叫他一定要遵守厂规，老实做人。 其实，这也是我父亲对我们兄弟经常叮嘱的话语。 5 父亲去世时，我正在台湾旅游。 当时，我从台北“故宫”参观出来，反过头来，看到故宫大楼上的电子横幅上显示，内容是庆祝（台北）“故宫”九十周年。我便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父亲也正好九十岁。谁料刚刚上车，手机突然响起，我顿感不妙，一看，竟是弟弟的电话，他说父亲刚刚走了。 我马上改签机票，第二天迅速返回。 我问弟弟，父亲临终前说了什么话吗？ 弟弟说，父亲说这辈子对得起张家祖宗了，说我们四兄弟还包括张和平，都是以本事立世的，而且，都没有违法乱纪，没有做出有辱祖宗的丑事，所以，他这辈子也心安理得了。 我们把父亲埋在老家，这是父亲的遗愿。 以往，每逢清明节，我们兄弟都跟着父亲去老家上坟挂青，这里包括从未见过面的祖辈以及叔辈们。在很多年里，父亲都不敢在回老家，不敢跟老家的亲人们来往，只敢悄悄地用信件保持联系。现在，父亲似乎是要弥补过去的遗憾，竟然年年催促我们去老家上坟挂青，我们理解父亲的心情——他父母以及他兄弟去世时，他每次收到老家的信件，只敢躲在家里悄悄流泪，不敢回老家奔丧——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经常在某个坟墓前碰到了张和平。别看他远在深圳，每到清明节，他必定开车从深圳赶回来，并且，把妻儿也带回来给亲人们上坟挂青。这当然就免不了要给我父亲挂青，所以，我们就有可能或有机会在某个坟墓前见面。 张和平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头发虽然稀疏，身骨却比较结实，给人有种成熟的感觉。他已有两个崽女，大的读五年级，小的上幼儿园。张和平说，他每次都是一个人开车回老家。我们听罢，不得不佩服他的精力和体力。一般而言，我们如果碰上面，便在某个亲人的坟墓前说说话，然后，又各奔西东，抓紧时间去给其他亲人上坟挂青。 那次却比较凑巧，我们双方竟然都给亲人们的坟墓挂完了青，张和平看看手机，说，快十二点了，我请叔叔们到镇上吃饭吧。 应该说，这是我们兄弟和张和平第一次吃饭。张和平要了个包厢。饭桌上共八个人，我们兄弟四人，张和平四人。张和平把菜单递给我，说，三叔，你点菜吧。张和平还要了一瓶酒，说叔叔喝酒吧。我说，你不喝？张和平说，他有高血压，不敢喝太多。他让他的家人喝饮料。 喝酒时，我看着张和平一家人，高兴地说，和平，你真的很不错嘞，把一家人都带到深圳去了。又问他老婆做什么，他老婆笑笑地说，租个门面搞快递。他老婆长得比较清秀，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金项链。两个崽女也很活泼，一个十一岁，一个四岁。 我说，你比叔叔们划得来，有两个崽女，我们呢，只能生一个。 我们兄弟纷纷赞赏说，不错，不错。 张和平喝了一点酒，很兴奋，眼睛放光。他不时地看看老婆和崽女们，又不时地扫视着我们兄弟，似乎对于目前的生活十分满足。 我问他在工厂做什么，他说，还是给厂里购买材料。 这时，我的话好像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也许是看到我们都是亲戚吧，他竟然毫无顾忌地说出了一些秘密。他说，他的任务就是购买材料，以及保管材料。他觉得，这其中大有漏洞可钻。因此，他特意买部越野车，为什么？就是为了能够自由地在工厂进出。他把购买的材料放在车上，到仓库卸材料时，并没有把材料全部卸下来，每次都留一点在车上，然后，开出工厂便去变卖材料。显而易见，这个工厂漏洞很大。按理说，应该要有验收员的，而这家工厂居然没有验收员，是老板为了节约人力，还是老板的疏忽？抑或是对张和平的信任？ 张和平滔滔不绝地说着，脸上放光，没有一点克制或谨慎，间或举起酒杯敬我们的酒，并不回避他的妻儿。我不明白，他是在有意炫耀，还是在传授生财之道？他由过去的小偷小摸，竟然发展到了明目张胆，毫无羞耻之心。难怪乎，他前年还在老家砌了五层楼房。 我曾经几次对他眨眼睛，示意他不要说这些事情了，何况，还有妻儿在此。他却视而不见，并不在乎我的暗示，继续说。 我忍不住插话，你难道不担心别人怀疑吗？ 张和平温和地笑道，谁怀疑我？厂里购买材料和保管材料，都是我一个人，没有人来查清单。至于我在老家砌的楼房，更无人怀疑。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我究竟是怎样发财的。他说罢，举起酒杯说，叔叔们，我们干一杯吧。 我们兄弟都没有说话，更没有赞赏他。我们明白，他这种搞法是犯法的，不足以赞赏。作为张和平自己，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大肆炫耀，大言不惭吧？尤其是当着他的妻儿。 他老婆一边招呼崽女吃饭，一边笑眯眯地听他说话，甚至不断地点头。她似乎是第一次听到男人说出这个秘密，因此，赞赏男人为家庭作出的巨大贡献。她那有几粒雀斑的脸上，放出一片兴奋的光亮。 张和平接着说，三位叔叔，你们有所不知，在我们这一带的人，只要在老家砌了楼房的，绝大多数是由于盗窃销赃而发财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读过几天书，到工地下苦力吧，又吃不消，自己创业又没有能力。所以，偷盗就是一个最来钱的路子。说着，张和平笑了起来，继续说，深圳跟广州那边的警察，为什么经常来我们老家抓人呢？就是因为有人在那边犯了案子，四处躲藏，害得警察叔叔东奔西跑。 我看得出来，我那三个兄弟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没有了倾听的欲望，都望着我，似乎是要我劝劝张和平。 张和平坐在我身边，我低声而严肃地警告说，你千万不要再这样搞了。 张和平听罢，没有说话，居然鄙视地瞟我一眼。我心里不由一颤，似乎心虚起来，难道他能够猜测到我的论文也是抄袭或剽窃的吗？难道他在怀疑我的教授职称来历可疑吗？那么，如此说来，我跟他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在这次回老家上坟挂青之前，我一本很有可能轰动学界的著作，听说已有人在举报了，说我有抄袭之嫌疑。因此，我已经做好了硬着头皮打官司的准备，无论这场官司是输是赢。 当然，我也在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有资格说他呢？我的论文或著作难道就是那样干净吗？那不是也算一种偷窃吗？而且，是一种高级的偷窃，只是它们的属性不一样。一个属于物质层面，一个属于精神层面。采用的手段，都是令人所不齿的。所以，我不清楚自己是否要继续警告张和平，指出其行为的严重性，坚决制止他的盗窃行为，再说吧，目前还来得及。不然，恐怕某天会落于法网。如果不提醒他，万一他被抓起来了，那就不是罚款的问题了，属于监守自盗，罪加一等，岂不是害了他的妻儿老小吗？ 吃罢饭，我们就跟张和平分手了，说明年清明再见。我那三个兄弟都跟张和平握手道别，唯有我没有跟他握手，只是朝他点了点头。车子开动后，张和平站在车子外边招手，大声说，叔叔们，一路平安，明年再见。又特意向我投来淡淡一瞥，我俩的目光在空中一碰，便飞快地移开了。 我不晓得明年是否还能见面，我隐隐地感觉到，劫难已经降临在我跟张和平脑壳上了，至于劫难何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尚不可知。因此，愿老天保佑张和平，当然，也愿老天保佑我张天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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