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散文||少年不识年滋味

冬歌文苑 2022-01-27

展开全文

少年不识年滋味

袁福成||江苏

1964年，我刚满十岁。

十岁的年龄，虽还是懵懂少年，但对当年父母忙年的情景，已经有了清晰的记忆。

当年，我国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广大农村，不久前刚刚经历过1958年大跃进的人为折腾，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1959一1961）的反复摧残，天灾、人祸相互叠加，导致我国农村和农业空前凋敝，农民的生活异常艰难。此后虽经历了三年（1962一1964）国民经济的调整和修复，形势略有所好转，但农村、农业、农民的元气远未恢复。农村依然很穷，农民依然很苦，普通百姓过年依然很难，父母亲忙年依然捉襟见肘，很窘、很累。可在我们孩子的世界里，过年时有玩有闹便是甜蜜，有吃有穿便是幸福。及至慢慢长大，社会在发展，农村在进步，绝对贫困被消除，家庭条件在改善，当年节真的成为全民狂欢之时，再度回味儿时的年味，才真正体会到少年心中的“年滋味”是多么的幼稚和天真，才真正体会到大人们把过年称作“年关”的窘迫和无奈，才真正体会到在贫穷落后年代，父母亲忙年时的种种艰辛和不易。

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传统，过了腊八便是年。腊八粥，便成了千家万户开始忙年的进军号。忙年，简而言之，就是提前为过年做准备。早年，普通农家的忙年，绝大多数人家都以备食、备衣为主。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忙年，母亲始终是家中的主角。原因很简单，因为家中日常的柴、米、油、盐，一直都是由母亲亲自打理的。别以为女人当家，家里就是“阴盛阳衰”，母亲并不强势，父亲也不懦弱，女主内男主外，只是分工不同、各展所长而已。论当家过日子，母亲的精打细算，的确更胜父亲一筹。富日子好过，穷家难当。除了责任和义务，当穷家本无私利可图，如没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就不可能主动把这个穷家扛在肩上、驮在背上。

文革之前的苏北农村，家家户户都不富裕，一年到头都在为温饱奔忙，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缺吃少穿成了生活常态。专门生产粮食的农民们，却无法填饱自己的肚皮。饥饿，成了当年岁月留给人们无法抹去的伤痛，吃顿饱饭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奢侈。解放前，土地私有，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必须向地主缴纳地租，那叫受剥削、受压迫。解放后，土地收归国有，国有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上缴征购粮那叫扛责任、担义务。耕者已经有其田，为何还养活不了自己？关键是当年的农村生产力十分低下，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农村还以自然经济为主，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一年生产的粮食，在优先保障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国家干部、产业工人、革命军人和城镇居民等非农业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剩多剩少，才能以生产队为单位，由全队农民按每户每年挣得的工分总额碗里分羹。生产队既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又是该队全体社员的命运共同体。其经营壮况的好坏，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老家所在的生产队，尽管在全大队处于中上等的位次，二十来户人家，仍有约四分之一的困难户常年缺吃少穿。每到月底，这些困难户总有几天吃了上顿无下顿，不得不拿升带斗，去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家中赊粮度日。我们家在生产队中的生活境况比困难户要略好一些。但基本口粮外加工分粮总量也非常有限，如果敞开肚皮吃饭，一年的粮食大半年就要被吃完。但在我母亲的精心打理之下，一日三餐从未断炊。至少顿顿都能喝上稀粥，每月偶尔还能吃上一两顿干饭。但要随心所欲地顿顿吃干饭、饱饭，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糠菜半年粮”，便是居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年的我们，年纪尚小，少不更事，常常抱怨母亲煮的稀饭太稀，煮稀饭的频率太高，煮干饭的次数太少，粥、饭里掺杂的瓜菜、萝卜、红薯过多，时常还哭鼻子、闹情绪不肯进食，母亲常常一边将碗里有限的米粒拨到我们的碗中，一边含泪说道，儿啊，你们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哪有父母不疼自己儿女的？可家中余粮实在有限，必须得细水长流。一旦断炊，家家都不宽余，还能指望到谁家借粮去？即便借到了，那终究还是要还的啊！再说了，如果平时用粮不加节制，敞开肚皮吃饭，不到年底就会断炊，过年时还拿什么去蒸糕、烙饼、蒸馒头、做汤圆？可以想见，为了准备过年，母亲早早在腊八之前的日常生活中就有了盘算安排。

过了腊八，母亲就开始翻箱倒柜，将平时逐步积攒下来的三五斤糯米磨成米粉，作为过年时蒸米糕、做汤圆的原料。将十来斤小麦磨成面粉，用来烙饼和蒸馒头。将七八斤黄豆取出洗净，浸泡后磨成豆浆，加工成香干、卜页（也叫千层）和卤豆腐。这些专为年节准备的食品，看上去品种似乎还不少但数量真的有限，年节食品制作的时间还不能太早，如果早了，还没等到过年，就可能被我们这些小馋猫吃个精光。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可腊八之后的我们望眼欲穿，年就是迟迟不来。

一直捱到除夕前两至三天，“饕餮盛宴”才姗姗来迟，可供我们一饱口福的米糕、烙饼、馒头、热豆腐接踵而至，因为一年才有一次这样的解馋机会，常常是吃着碗里的还想着锅里的，只撑得肚大腰圆、饱嗝不断、响屁连连。那种滿足感、幸福感、自豪感溢满了全身。母亲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狼呑虎咽，任由两行热泪在脸上肆意流淌。小时候并不知晓母亲在年节前为何泪水涟涟，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母亲的眼泪之中，除了短暂的欣慰和幸福之外，更多的却是对贫穷的无奈、感叹和辛酸！

忙年，除了筹备家人年节的吃食之外，张罗一家人的穿衣、穿鞋也成了母亲忙年的题中应有之义。备吃不易，备穿更难。一是布难买。当年的棉布和食品一样，都是凭票供应的紧俏物资。买食品需要粮票，买棉布需要布票。因为棉布是限量供应的，每人每年一套“外面光”的布料也不能滿足，有限的布票，不得不和亲朋好友相互调剂使用，调剂一次，周期至少是一年。二是钱难筹。买布需要现钱，农民一年只有一次秋后分红的机会，分红时得钱户很少、缺钱户很多，即便得钱，也多是十元、二十元户为主。买一家人做新衣的布料，至少得有十几元或二十来元的开销。过年时，有布票也无钱买布的农户不在少数。三是衣难做。早年，几乎没有成衣销售，即便有卖，绝大多数农户也买不起。制衣主要靠家庭主妇们手工缝制，缝一件过年新衣或做一双过年新鞋，又何止千针万线？每年秋收秋种大忙季节一过，为家人赶做过年的新衣、新鞋，就早早摆上了母亲的议事日程。每天去生产队上工，母亲的衣兜里，都悄悄揣上一只尚未衲完的鞋底和针线，在工休或开会的片刻抓紧衲上几行。每天晚饭过后，我们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做作业，母亲就在灯下改旧衣、做新鞋、缝新衣。困了累了，就用冷毛巾擦把脸，我们做完作业后上床休息，常常一觉醒来，母亲依然还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剪裁缝补。由于集中精力坐在煤油灯下的时间太长，母亲的发稍常在不经意间被煤油灯火烤焦，早晨起来，鼻孔里满是黑色的煤油灯灰。有时实在太累，恍惚之间，钢针就常扎在了自己的手上。

多少年来，母亲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青丝熬成了白发，为的就是让一家人在过年时能体面地穿上新鞋、新衣。年少的我们，只知道穿上新衣新鞋，就能在小伙伴们面前显摆和炫耀，享受瞬间的自豪和幸福。长大之后，才知道每双鞋、每件衣的千针万线，满满地包含着母亲那一代人的千辛万苦！

1964年之后，农村的形势和农民的生活，刚开始出现向好的迹象，可好景不长，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又折腾了长达十年之久，农业生产又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形势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千家万户的忙年，在重点筹备衣、食物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年节出游和休闲娱乐等内容，在注重物质享受的同时又增添了精神享受的内容，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

当现今的年节真正成为全民的狂欢之时，再抚今追昔，反复咀嚼品尝儿时的年味，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除了更加理解、怀念、崇敬和感恩我的父母之外，还应该感谢和珍惜的是，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带来幸福生活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