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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革命事业，冲在最前线，奋勇杀敌的战士值得大家的敬佩，在后方支援前线、拯救战士生命的人，也同样伟大。被毛泽东称为“华佗”的开国中将傅连暲就属于后者。 一、一位基督教徒将全部家产和医院捐给共产党和红军 1929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正大步向前，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在福建地区经过了一番殊死搏斗，成功建立了赣南、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然而就在部队从江西到闽西的行进中，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战斗的艰苦使得队伍中出现了许多伤病员。当时又赶上春季，正是各种疾病流行和传播的时候。 尤其是天花，在春天最易发病。在部队这样人员密集的群体中，天花传播的速度会更快，也会更加危险。  可怕的是，红四军在进入长汀时就已经有士兵患上了天花。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毛泽东和朱德找到了长汀福音医院的院长傅连暲，将部队中受伤、患病的战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朱德向毛泽东介绍，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傅连暲同地方党组织联系密切，他是一位同情支持革命的基督教徒。在“八·一”南昌起义中，曾医治了部队300多名伤病员。 当他们来到福音医院时，朱德还没有做介绍，傅连暲便认出了毛泽东，他走上前激动地说：“毛委员，朱军长，我们医务人员欢迎你们。”  之后，傅连暲不分昼夜地展开救治工作，除了救治伤病员，他还为全军的战士接种率预防天花的牛痘，并且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傅连暲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由于受到地主的欺压，他的父母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最终他们入了基督教，以寻找心灵的慰藉。 傅连暲得到了汀州医院内科医师系布莱尔的接济，读完了中学，考取了亚盛顿医科学校。1918年，经过严格考试，他成为了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 1920年“五卅运动”之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搬走，傅连暲成为了院长。 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自己的职业又是医生，傅连暲本能地对劳苦大众的苦难感到同情，当然对于共产党为革命做出的事业他也十分敬佩。 1925年底，傅连暲与在闽西建立党组织的邓子恢相识，这更加深了他的革命倾向。  国民党还曾提出让他担任少校医官处长一职，他表示了拒绝。 “五卅”运动爆发时，长汀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傅连暲也参与其中。他同青年学生一道，签名通电全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毛泽东听到傅连暲过往的经历，十分赞赏这位医生的爱国精神。但是他认为还需要对他进行引导，于是他亲切地说道：“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统治阶级，我们才有出路。”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傅连暲茅塞顿开，他明白自己看待问题还是太浅显，不够深刻。和毛泽东的相识，使得他逐渐成为了一个革命者。 之后，随着交往的深入，傅连暲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和毛泽东个人的魅力深深折服。他提出了要将福音医院改成红军医院的想法，同时他还表达想要参加红军的愿望。  毛泽东分析，在当时的情况下，傅连暲的身份其实更加方便为共产党做一些事情。 于是傅连暲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收治红军的小批伤病员，并冒死与敌人周旋，以确保红军住院战士的安全。 同时他还为红军提供了许多医学上的帮助，他借助福音医院的条件，筹集了一批医药费，采办药品器械，为红军培训医生和护理。 1932年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第一所中央红色看护学校在汀州诞生。学员们没有课本，讲义都是傅连暲亲自编写的，包括外科、内科、急救、处方等。  而福音医院便成为了学生们的实践地。这些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红军和地方的医疗卫生单位。傅连暲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前线支援了一大批医护力量。 1932年10月，毛泽东从瑞金到汀州福音医院养病。傅连暲为他作了全身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一个钙化点，便让他在此处好好休养。之后，他每天按时给毛泽东打针、服药，下午还会邀请毛泽东到山上去散步。时间久了，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经过傅连暲的悉心照料，4个月之后毛泽东的身体完全康复了。傅连暲十分怀念这段时光，他曾在写文表示：“在这四个月中，与其说毛主席是来我们医院中休养的，还不如说是毛主席帮助我们工作的；与其说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说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毛主席真是我前进的引路人！我希望一辈子跟在毛主席身边，一刻也不离开他。”  1933年初，毛泽东离开长汀回到瑞金主持中央政府的工作。在离开福音医院之前，他向傅连暲提出了关于医院改编的问题。认为已经是时候脱去它英国教会的伪装了，并且要将它改成真正的红色医院。 傅连暲十分激动地答应了。 随后汀州福音医院迁到瑞金叶坪杨岗下，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为院长。  至此，傅连暲为了投身革命，放弃了之前每月400大洋的丰厚待遇，还把整个医院和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共产党和红军。 中央红色医院成立时，毛泽东特意来祝贺。傅连暲紧紧握着他的手，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接着毛泽东对医院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他说道：“这个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 当时苏区发生了瘟疫，毛泽东也针对这个情况对傅连暲提出要“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结合进行；教育大家讲卫生。” 傅连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领全院的医务人员进行苏区卫生事业的建设。当看到村民们饮用的水质较差时，他带着大家为村民打了一口水井，教育村民们要讲卫生。 同时他还不断精进自己的医术，被尊称为“红色华佗”。 二、成立托儿所，使出生在战争年代的孩子也能健康成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傅连暲向组织提出了坚决的要求，他要随部队长征。在长征中他悉心照顾伤病员，枪林弹雨的生活，令他十分深刻地体会到革命之路的艰难，红军顽强的拼搏精神也使他深受感动，这更加坚定了他跟随共产党的脚步。  1936年10月，傅连暲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县。一到保安，他就去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了这位很久未联系的共产党的老朋友，不禁高兴地说：“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 当晚，毛泽东请傅连暲吃饭，并和他聊天一直聊到深夜。 党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以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医院，傅连暲担任院长，并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  那时毛泽东由于常常熬夜工作，眼睛很不舒适，在傅连暲的精心照料下，眼睛终于康复了。 在那个年代，除了伤病员、中央领导人需要医治，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需要照料，那就是在战火中出生的孩子。 最初由于环境艰苦，那些刚出生的孩子战士们无力把他们带在身边，就只好寄养在当地的老乡家里。而老乡的居住环境也是不十分安全，总是到处转移，因此这些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孩子常常不得踪迹。 傅连暲一路跟随长征，对这一情况感到十分痛心。 进入陕北以后，和以往相比，算是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小孩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小孩中有的是傅连暲亲自接生的，有的是正在前线作战的战士的，还有的是组织上通过各种办法找回的革命烈士的遗孤。 这些孩子就是希望，如何培育他们，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天，傅连暲去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了延安卫生工作的相关情况，也提到了小孩的问题，没想到毛泽东也在担忧这个问题。  “我们在后方还好，但前方的将士怎么能安心呢？不管怎样，我们要想个办法，统一考虑，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关于孩子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有着切身的体会。在长征路上，他和贺子珍的孩子才出生就被送到了老乡家抚养，后来就没了消息。 “是呀，怎么办好呢？”毛泽东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傅连暲说：“傅医生，看来你考虑过这个事情，你看有什么好办法？”以毛泽东对傅连暲的了解，他应该是有了一些办法才会提出来的。 傅连暲回答：“我想是想过，但不一定周全，提出来请主席斟酌。我的想法，是否可以搞一个保育院？将这些孩子集中收养起来，这样便于照看，也有利于教育。” “哎，办个保育院，这是个办法。”毛泽东进一步问道：“你说说如何办呢？” “可以从小到大，先请几个保育员，把孩子看起来，吃饭、睡觉、卫生检查等都可以统一起来。”傅连暲说出这番话，应该是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好，我看行。你赶快与有关部门商量一下。”毛泽东同意了这一提议。 接着傅连暲便开始着手办理这件事。他选定女战士丑子冈为托儿所的所长。她已参加革命多年，丈夫牺牲了，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延安，之前曾担任过护士，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的人选。  前一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啊摇篮》讲的就是丑子冈带领保育院保育革命后代的故事。 经过一番筹备，托儿所建立起来，并迎来了第一批小主人。他们是李维汉的孩子罗小金（即李铁映）、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即李敏）、贾拓夫的女儿贾丽丽、谢觉哉的孩子谢定定、王首道的女儿王苏云、陈正人的孩子小胖和傅连暲的女儿傅维芳。 孩子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父母不在身边的忧愁渐渐被孩子们遗忘。很快，托儿所的规模壮大起来，从7个孩子到几十个，窑洞也从最初的6间发展到20多间。 托儿所由傅连暲具体负责，他承担着托儿所全体人员包括大人、小孩的医疗卫生保健指导。孩子们都十分喜欢他。 美国外科专家艾乐思博士来到延安访问时，特意参观了托儿所。在了解这里的卫生和保育工作后，他不住地称赞：“这是我在全中国看见的最好的一座托儿所。” 三、基督教徒终成共产党，一份“遗嘱”感动毛泽东 正当一切都井然有序地开展之时，一件事情的发生给傅连暲带来了麻烦。1938年4月，张国焘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特务集团。 而傅连暲在长征后期一直跟随左路军行动，与张国焘有许多接触。因此，有的人便开始怀疑傅连暲，想要对其进行审查。 关键时刻，毛泽东站出来说：“傅医生表现好得很，他与张国焘没有关系！” 在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上，毛泽东十分清醒。那是属于个人的错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怎么能波及到其他人呢？ 于是，傅连暲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放心地派他到国民党统治区西安买药。当他问傅连暲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傅连暲回答：“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党的领导就一定能成。” 毛泽东听了感到很欣慰：“你的党性观念还很强嘛，你有没有考虑过入党的事？” 其实作为一名医生，他的工作便是救死扶伤，而作为基督教徒他又不愿看到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和共产党接触的许多年来，他逐渐感受到共产党的所做事业的伟大，而这正是他所追求的。 其实他的内心早已从一个宗教信仰着者转变为了一名无产阶级战士。而入党的念头也根植了许多年。只不过他认为自己的缺点还很多，入党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 关于入党，傅连暲也确实比别人的情况复杂，因为他是个基督教徒，有人认为他投机革命的动机不纯，不能考虑吸收到党的队伍中。 此刻毛泽东点出了这个问题，傅连暲有些激动，又感到些许迟疑，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考虑过，可是我怕条件不够，再说我的情况比较复杂……”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果断地说：“你放弃优裕生活，投身革命，特别是经过战火的洗礼，长征的考验，足以证明你的决心。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毛泽东和傅连暲相识多年，他的进步有目共睹，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因此是完全值得信任的同志。 “真的？”傅连暲激动地不知所措。 毛泽东点点头：“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 接着傅连暲便去向中央组织部部长正式提出了入党申请，并且将自己的历史、家庭、思想发展都谈了一遍，还详细谈到了信仰基督教的问题。 1938年9月7日，傅连暲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这时和傅连暲曾有过密切接触的白求恩大夫，正在晋绥根据地。他得知了这一消息，感慨道：“以前的教徒成了共产党员，真有意思！我还以为傅医生早已是共产党员了。” 成为了共产党员以后傅连暲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医疗事业持续奋斗着。 1946年，傅连暲带领中央医院门诊部和保育院工作人员、孩子们跟随中央迁到了瓦窑堡，之后又迁到了山西临县三交镇。 由于一路辗转奔波，工作繁忙，再加上未能及时补充营养，傅连暲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他病倒了。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想要为别人治疗，可由于病得很严重，他就是起不来，作为一个医生却对自己的健康无能为力，这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情。 之后机关还需继续转移，要从山西迁到河北，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可能已经无法承受长途跋涉，他怕拖累革命，于是想到了自己唯一可以留下的躯体。 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算是遗嘱，
这封信言辞恳切，一片赤诚之心昭昭可见。 毛泽东看到此信之后，被他无私地奉献精神感动，立刻给他写了回信：
收到毛泽东的信以后，傅连暲的内心受到了鼓舞，他表示：“不愿随便死去，活一天做一天”，要“把自己完全贡献给革命”！ 1050年1月，傅连暲担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8月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长，后出任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这是军队医疗卫生工作最高级别的军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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