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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有一句口头禅，叫“过年过节”。这个词在老百姓那里，是将它解读成“过年过急”的。在物质贫乏的贫困岁月，对于百姓人家而言，年就是只怪兽，就是只拦路虎，无论你情愿与否，哪怕你穷得滴答响，最终都无法逃避年这个关口。所以越到年边，真的像是有老虎追到了脚后跟，那种过年的焦急，那种被年吞噬的焦虑，岂是富贵人家能够体会。这种感觉，现在六七十岁以上的前辈一定记忆犹新。 我们的列祖列宗，都是百姓出身，他们就是这样被一个个年关逼得短寿的。他们从一个个年关里出逃，一代代艰难地延续生命，直至有了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真够幸运！托祖宗的庇佑，在历经短暂的贫穷之后，年关在富裕面前不堪一击，早已变成了平坦大道。我们现在无需为过年着急上火。现在过年，我们深感头痛的，不再是缺衣少食，而是面对满桌的菜肴提不起胃口。这时候，记忆里的年味就会涌出来，充实我们久违的精神上的年味。 记忆里，年关的背景总是那么类同。三九寒冬，夹杂阴雨绵绵，雪花欲飘未飘。这样的背景，越发烘托出百姓被年所逼的窘迫。那时候的确穷，在阴冷的年边，童年的我总是冻得格格咬牙。过年的新衣服已请裁缝师傅做好了，但要等到正月初一才能穿。年边脚跟的最后几天，我扳着手指头度日，心里默默地数：今天廿三夜、明天廿四夜、后天廿五夜、大后天廿六夜、大大后天廿七夜，大大大后天廿八夜，到三十夜还有五个“大”呢。那种渴盼就像心急剥山核桃。我多么希望早晨醒来就是三十夜啊。那时候我期盼过年，图的是过年有得吃、有得穿。 年的脚步，是跟随年糕粽子而来的。那时候过年，最先登场的就是年糕与粽子。日子虽穷，这两样东西的置办倒也不难，无非是数量与花样上略有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年糕是在村里搡的。年糕身上有图案，是用年糕印板压制出来的，后来有了机器年糕，图案就千篇一律了，像是锯子底下钻出来似的，年糕表面上留有一道道的直线。裹粽子必须要先买来粽叶，所以人们上街购买粽叶的时候，意叶着年关越来越近。那时候的粽子，花样是两种，一是什么东西也不掺的光米粽，二是掺了豇豆的豆米粽，条件好的人家则裹红枣粽，至于在粽子里裹肉，老百姓一定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的。 这两样食物，从年底开吃，一直吃到正月谢幕。为保存起见，年糕浸在缸里或甏里，不必担心它变质。粽子则悬挂在室内的一根晾竿上，过段时间还要回锅煮一煮，煮粽子时飘荡出来的香气，让鼻子很享福，那其实就是年的气息。 正月里，这两样东西摇身一变，成为最美味的点心。年糕炒咸菜，再加笋丝肉丝，既咸又鲜还滑溜，是男人划拳吃酒的下酒菜。有时候正月里看戏文到半夜，咸菜炒年糕就是最美味的宵夜。粽子的烧法更省力，水里煮开，解开线头，剥开粽叶，主妇口咬线头，左手握粽子，右手绕线圈，绕一圈掉落一片，再绕一圈又掉落一片，一个粽子被一根线切割成四五个圆圈，孩子们蘸点红糖，立马就变成了一张笑脸。粽子切割而成的那个圆圈，应该就是年轮的样子吧。 村里还要分鱼。这是年末最后一次分配。鱼是征天水库的鱼，得益于我们村坐落在征天灌区。分鱼通常是在傍晚，村里用拖拉机去渔场拉来鱼，然后在生产队长的主持下，在生产队晒谷场上摆好一堆堆鱼，每堆鱼身上贴一张小纸条，小纸条上写着户主的姓名。这是年边兴奋的一天，虽然我们平时也不缺鱼腥，但过年分到的鱼却是大鲢鱼，正好可以作为正月里的一个碗头。 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分鱼的当天傍晚，家家户户都在塘埠头剖鱼，嘻嘻哈哈，热热闹闹。那个场面，现在想来，仍感觉比吃鱼更值得回味。通常我们对于一年一次分到的年鱼，只有干巴巴看的份，而没有美滋滋吃的份。鱼杀净后，并没有拿去下锅，而是被一绺稻草串起来，悬挂在猫勾不着的地方。年年有鱼（余）嘛，猫要是将鱼叼走了，那这个年就没有余了。所以，这一两条鲢鱼，就是过年的旗帜，它在家里飘荡，直到风干变硬，才在三十夜下锅油煎，成为八宝鱼。我想，当年我对年的期盼，分明就是一只猫对空中悬挂的那条鱼的期盼。 像旗帜一样飘荡在空中的，除了鱼，还有家里的鸡。鸡是自养的，且是百姓人家可以提前盘算计划的年货，在年关到来之际，鸡早早地被宰杀晾起来。通常一户人家不止宰杀一只鸡，而一旦宰杀，我们虽一时吃不到新鲜的鸡肉，却可以饱餐一顿大豆腐。现成的肚里货，现成的鸡血，加上自家贮备的一点山粉（淀粉），再加上年底熬猪油熬剩的油渣，就可以很豪华地做一镬味道鲜美的大豆腐。记忆中，吃大豆腐是在三十夜前的廿八九夜。大豆腐的味道是喜酒的味道，是过年的味道。吃了这顿大豆腐，年就正式拉开序幕了。 那时候的正月，走亲做客，餐桌上必有一碗白斩鸡，这是风干的鸡整只煮熟后存放在楐厨里的，有客人来了，拿出来斩一碗，一只鸡能斩四五碗。方法那么简单，材料何其单一，但白斩鸡蘸酱油的鲜味，从此永驻在我的齿颊间。现在我经常吃白斩鸡，再也吃不到旧时的味道，这一定是缺少了风干的过程，或者是烟火的熏染，而更关键的，可能是那时候吃白斩鸡根本做不到现在这样随心所欲。通常我们小孩子去做客，自己是不敢伸筷子去夹摆在八仙桌中间的菜碗的，主客心里都有心照不宣的难言之隐，虽然白斩鸡看上去是满满一碗，其实只有一人一块的份，一人一块吃过后，那只鸡肉碗便“显山露水”，垫在碗底的那些黄澄澄的豆芽一定会暴露无遗。 餐桌上，主人招待客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自己夹，自己夹，不要做客”，但往往言不由衷，嘴巴说得挺漂亮，但那几碗当家菜原本就是装装门面的，主人会象征性地分夹给客人，有的则干脆在碗边敲敲筷子。大人们做客自有分寸，主人最担心我们小客人乱夹一通，所以通常会提前夹起一块白斩鸡，然后在酱油碗里蘸一下，将它塞进我的饭碗里。这个塞的动作，看似客气，实际力度有点偏大，似乎包藏着一种警告，这个动作的潜台词是：“你吃过这一块就够了。”我的孩提时代，正月里吃到的白斩鸡，就是在这种拜年吃饭的客套里获得的，因为吃得欲罢不能，反而对这道白斩鸡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过年吃的白斩鸡，老百姓置办难度也不大，难度最大的是要准备一刀过年用的猪肉。没有猪肉，还过什么年？你祭祖时如何向祖宗交代？所以那时候，一刀猪肉就是横在年关前的一道门槛，它再高你也得跨越过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月里，菜碗里的那碗肉，代表着主人的脸皮。所以没有猪肉是万万不行的，就算日子最穷，哪怕是从自己身上割，也得设法弄出一刀肉来。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但贫困的家庭各有各的贫困。每到过年，没有年猪可杀的人家又比比皆是。那些饲养的猪都到哪里去了？早被贫困吞吃掉了。为了度日，为了还债，猪还没有养足月，老百姓就早早将它卖掉了。就算有年猪可杀，也与富裕不沾边。杀年猪的人家或许更有难言之隐，他们不得不将猪肉变成现钱，自家只留一个猪头、一刀条肉、一盆猪血而已。过年就是过急，急就急在一年寅吃卯粮下来，到年关时总得有个了断，多出来的那点小钱，正好可以作为正月里的压岁钱。 每到年关，老百姓总是长吁短叹：“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说是这么说，但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关将近，廿五夜前后，村庄就热气腾腾了，因为总有几户人家要烧开水杀年猪。那个杀猪的场面，就构成了一幅年画，村庄里的人都闻讯而动，围着个死猪品头评足，杀猪佬提起猪脚吹气的动作，是孩子们最期盼的场景……“年猪吼，年糕嘭”，这是过年时节扣人心弦的声音，老百姓过年的焦虑，总是这样被这种喜庆的声音慢慢掩盖和稀释。 猪肉问题解决了，过年的菜肴就丰富了。正月里的饭桌，全靠猪肉压轴演戏：一是肉圆，我们叫丙子，通常像我们这样的小户人家最多只准备二十个，约两碗；一是烩猪肉，半精半皮，上面盖几圈豆腐皮，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挺多也只备两碗，年岁不好时可能只有一碗。这两碗肉现在想起来真像两个位高权重的大领导，它们始终被百姓高看，正月里被主人蒸了又蒸，被主人捧进捧出，一拨拨客人在饭桌上瞻仰它们，可望而不可及。它们是一个家的“顶梁柱”，从大年三十一直挺到正月落场。 过年时还有一碗猪肉，那就是冻猪肉了。肉圆与烩猪肉是轻易不能动的，那么解馋的办法就是吃冻猪肉。做冻猪肉一般用猪头肉，便宜而实惠，再往里面掺些油豆腐，油豆腐吸足了油水，味道比猪头肉还招人喜爱。正月初一早晨吃过白糖年糕后，此后的早餐又回归到青菜泡饭，但在泡饭里塞进一两块冻猪肉，既降温又解馋，那滋味鲜得没法说。如果遇到天空飘雪，那么一句民谣就十分应景：“大雪蓬蓬，猪头肉打冻……” 有了以上这些，过年已准备就绪了，剩下的无非是女人用茶瓶在灶台上发一瓶黄豆芽，再出街去买一些豆制品、几斤藕梢头、几根大蒜，再买两个炮仗。靠究点的人家，还会顺便买几张年历片（年画），年历片一贴到墙上，破破烂烂的家都焕然一新了。 大年三十夜的晚上，一家人团团圆圆，分岁吃饭，酒桌饭饱，其乐融融，这意味着一年走到了尽头，意味着又一次成功度过了年关。生活总是不如意，但老百姓此刻如同劫后余生，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他们刚刚逃离年关，对于新年又生出无限的希望来。那时候，大人们通常会在饭桌上发表一番鼓舞人心的话，大意是：今年过年只能算勉强，明年我们全家一定要努把力，争取过年分岁时饭菜比今年更丰盛些。一年又一年，这样的话语，说了一遍又一遍。 还别说，这样说着说着，后来日子真的就这样，一年胜过一年，过得越来越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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