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五祀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随着腊月二十三的到来，新年的脚步也越发临近，各家各户也将开启“忙年”模式！
而在小年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便是“祭灶”了~~
“祭灶”活动由来已久。自从人们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灶作为烹饪的场所，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自然也就成为古代祭祀的重要的内容。
而“祭灶”活动有两种，一为“王之灶祭”，一为“民之灶祭”。“王之祭灶”属于五祀之一在夏季举行。而“民之祭灶”则在腊月进行。
《礼记·曲礼》载：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郑玄注：“五祀：户、灶、中溜、门、行也。”
《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
《曲礼》所记之“祭灶”便属于“王之灶祭”由天子主持。而《祭法》所记之“祭灶”便属于“民之灶祭”，天子、庶民皆可行之。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年祭灶”，便是由“民之灶祭”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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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没落】
“王之灶祭”作为天子主持的大型祭祀活动，长期以来一直由官方操办。
《隋书·礼仪二》载：其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以秋，行以冬，各于享庙日，中霤则以季夏祀黄郊日，各命有司，祭于庙西门道南。
《旧唐书·礼仪五》载：唐礼：修七祀于太庙西门内之道南：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厉以秋，行以冬，中溜则于季夏迎气日祀之。
《宋史·吉礼一》载：（神宗诏）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户、灶、中霤、门、厉、行。
直到元朝，作为“五祀”之一的官方祭灶活动，一直都在夏季举行。
但到了明代，为了削减开销，虽保持五祀，但改用合祭的形式进行。
《明史·吉礼四》载：（五祀）洪武二年定制，岁终腊享，通祭于庙门外。
后又改为在太庙西庑下合祭，由太常寺官行礼。
到了清代，“五祀”活动更是一波三折。
按《清史稿·吉礼三》所载，在清建国之初，“五祀”活动遵循旧制“每岁暮合祭太庙西庑下。”
到了顺治八年，则将五祀的合祭改回为最早的分开祭祀。“岁孟春宫门外祭司户神，孟夏大庖前祭司灶神，季夏太和殿阶祭中霤神，孟秋午门西祭司门神，孟冬大庖井前祭司井神。中霤门、午门二祀，太常寺掌之，户、灶、井三祀，内务府掌之。”
但没过多久，又因圣祖（康熙）釐祀典的圣训，再次叫停了五祀的专祀。但保留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祀灶，所谓“宫中祀灶以为常”。“小年”现如今并非专指一个固定日子。因各地方风俗习惯不同，“小年”的日子也不尽相同。宋《武林旧事》载：禁中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日。而“祭灶”由“腊日”转为“腊月二十四”，则成型更早。宋《东京梦华录》载：（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贴灶马于灶上。灶马，即灶王爷的坐骑。贴在灶上是给灶王爷准备坐骑，以方便灶王爷上天。
又如宋·范成大的《祭灶词》所言：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角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后一直传至明代，祭祀日期均未改变。
明《宛署杂记》载：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农民鬻以焚之灶前，谓为送灶君上天。
明《帝京景物略》亦载：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
康熙朝，在李光地所编写的《钦定御定月令辑要》中，“祭灶”的词条放在了“十二月”的“二十四日”条目下。而非“二十三日”。可见，至少在康熙初年，祭灶的时间还是在腊月二十四。
但到了清雍正年间，为了“节省开支”，在腊月二十三坤宁宫祀神时便将灶王爷一并进行祭祀了。沿袭到嘉庆年间腊月二十三祭灶也就成了宫中惯例。
《养吉斋丛录》载：雍正间，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坤宁宫祀神，并面南设天地神位，行九拜礼；东厨灶神，行三叩礼。
因为北方距离京城近，满人较多，受官场文化影响较重。所以北方地区的百姓也随之将过小年提前一天，改为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如《帝京岁时纪胜》载：“廿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槽炒豆水盂。”
但南方远离政治中心，所以大部分地区则仍然保持着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古老传统。如《日下旧闻考》载：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用二十四日。又如清嘉庆二十年刊《温江县志》记载“十二月二十四日，旧传灶神上天奏事，先于二十三日夜，各具香花、酒果、灯烛、场糖、钱褚致祭”。因为腊月二十三祭灶是官方的定制，所以也就产生了“官三民四船五”的说法，即“官家小年过腊月二十三，百姓过腊月二十四，水上人家过腊月二十五”。如鄱阳湖等沿湖的居民还保留着腊月二十五过小年的传统。而有的地区则解释为“大姓二十三，小姓二十四”。这明显就是当地大姓称大、附庸权贵的一种表现了。在先秦时期，人们信仰的还是原始宗教，神系也并没有后世那么庞大。加之祭祀有礼制所限，“灶神”是普通大众可在家中供奉、祭祀的为数不多的神祇。
所以在春秋时期，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奥，指室的西南角。在春秋时期为祭祀设置神主或尊长居坐的位置。也就是说，与其向比较家中的主神或祖先祈祷保佑，不如向管我们饮食吃喝的灶神祈祷保佑更有效一些。 颇有“县官不如现管”的意味。当然，孔子在不否定祭祀重要性的前提下，对这个民谚也做了补充说明“你要做了坏事，神也救不了你！（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而此时，灶神虽然受到民众们的重视，但终归只是掌管民间“吃吃喝喝”的小神。
到了汉代之后，灶神的名头和职责不断增加，被称“灶君司命”、“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不但要执掌灶火，管理饮食，还被赋予监督人间善恶的职责。通过职责和称谓可以看出，在汉代之后，灶神成为了原“七祀”中的“司命”和“灶神”的集合体。司命专职监督，《礼记注》曰：“司命此小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遣责告者。”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随着周朝末年礼乐制度的崩坏，原只有天子、诸侯可以进行的祭祀的神祇也被民间选择性的吸收。
汉《风俗通》有云：“今民间祀司命，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檐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祠以豚，率以春秋之月。”可见在汉代，民间也祀司命。但以豚进行春秋两祀。所以在祭祀时间上看，汉初祀司命还未与祭灶合并。具体什么时间司命和灶神合二为一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在晋代，灶神便已兼具汇报人间善恶的职责了。晋《抱朴子·微旨》言：“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从此，东厨司命作为“一家之主”，在民间受到广泛信仰。羊，一直是古代大型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祭品。灶神的祭祀自然也必然不可少。
而自“黄羊祭灶”的故事后，黄羊祭祀灶神，便成了祭灶时特有的祭祀特征。按《后汉书·阴识传》所载：“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醦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在那个物质生活贫瘠的年代，普通百姓是没有财力拿出黄羊进行祭祀的。即便真如《荆楚岁时记》所言“以黄犬祭之，谓之黄羊”，每年杀一条狗也是拿不出来的。所以人们只能找相对廉价、易得的食材来祭祀灶神。宋《东京梦华录》载：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人们将“酒糟”涂抹在灶门之上，以灶门代表灶君的嘴，以使得司命星君吃了酒糟后醉醉的，这样就可以免去被告状的风险。后至明朝，因朱元璋建国初颁布了禁酒令，使得家中已无“酒糟”可奉，则改用“糖”来奉灶君，后逐成定俗。按明《宛署杂记》载：别具小糖饼，奉灶君。灶糖是现今奉灶君时最有特色的食品。灶糖是麦芽糖的一种，一般分为长条形的“关东糖”和扁圆形的“糖瓜”。如《燕京岁时记》载：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如《祭灶词》所言：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可见在宋代，“女不祭灶”的风俗已经形成，并延续至后世。
如清《日下旧闻考》载：京师祀灶，仍沿旧俗，禁妇女主祭。清《帝京岁时纪胜》亦载：廿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盂。男子罗拜，祝以遏恶扬善之词。妇女于内室，扫除炉灶，以净泥涂饰，谓曰挂袍，燃灯默拜。
但此说很可能是宋代理学的产物。因为在祭灶之初，不但不是女性不能祭拜，而是必须由女性来祭拜。《礼器》载：“灶者，老妇之祭，尊于瓶，盛于盆。”
“祭灶”不只是有神论，更是中国古人对自身道德约束的具象化表示。
为什么人们都说现在的过年缺少了年味？因为缺少了生活仪式感。没有了仪式感的节日同平时的周末又有啥区别呢？
现如今，尤其是城市中，已经少有人在灶台贴灶王爷了。这不仅是消失了一项民俗，更是少了自我监督的内省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