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1924年北京大学文预科肄业。1952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研究所学术顾问。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70年，治学原以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为主，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钻研魏晋南北朝史，80年代以后，同时又再次致力于词学研究。先生曾亲承张尔田先生之教诲，同时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治学的影响，特别师法陈先生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与人共同主编了《唐诗精华》、《中国野史集成》等专书，出版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三国志选注》（主编）、《冰茧庵丛稿》、《灵谿词说》（与叶嘉莹先生合著）、《三国志导读》（主编）、《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著）等专著，发表论文120余篇。 一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经教育部批准，于1979年、1981年两次应聘归祖国讲学，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诸校讲授中国古典诗词。1982年春夏间，又来四川大学讲唐宋词，与余论学谭艺，时相过从。叶君裒集其已发布之论诗诸文，共十四篇，都为一集，名日《迦陵论诗丛稿》，将刊行问世，告余日：“嘉莹平日著书，未尝乞人作序，念先生相知之深，属望之切，请赐弁言，以资永念。”余辱承赏契，义不敢辞，惟《论诗丛稿》诸文，上下古今，评介非易，余今仅就籀读所得及平日亲聆于叶君者，撮述要旨，或亦君之所许乎？ 叶君生长燕都，少承家学，卒业名庠，其后在国内外各大学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者垂三十年，所著书已刊行者五种。博览今古，融贯中西，含英咀华，冥心孤往，以深沉之思，发新创之见，评论诗歌，独造精微，自成体系。叶君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心物相接，感受频繁，真情激动于中，而言词表达于外，又借助于辞采、意象以兴发读者，使其能得相同之感受，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是之谓诗。故诗之最重要之质素即在其兴发感动之作用。诗人之情，首贵真挚，其所感受之对象，大之国计民生，小之一人一事、一草一木，苟有真情，即成佳作，否则浮词假象而已。诗人之感受，最初虽或出于一人一事，及其发为诗歌，表达为幽美之意象，则将如和璧隋珠，精光四射，引起读者丰融之联想，驰骋无限之遐思，又不复局限于一人一事矣。此种联想又应具有“通古今而观之”之眼光，因此，评赏诗歌者之能事，即在其能以此“通古今而观之”之遐思远见启发读者，使之进人更深广之境界，而诗歌之生命遂亦由此得到生生不已之延续。此种灵心慧解实为善读诗与善说诗者应具之条件。叶君论诗之要旨大抵如此。 叶君在古代诗人中所最推尊者，盖有三人焉，曰陶渊明，曰杜甫，曰李商隐。其言曰： 我以为，在中国所有的旧诗人中，如果以“人”与“诗”质地的真淳莹澈而言，自当推陶渊明为第一位作者;如果以感情与功力之博大深厚足以集大成而言，自当推杜甫为第一位作者;而如果以感受之精微锐敏、心意之窈眇曲微，足以透出于现实之外而深入于某一属于心灵之梦幻的境界而言，自当推李义山为第一位作者。(《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中国旧诗》) 迦陵说诗中所收之文，其中论陶渊明诗者一篇，论杜甫诗者两篇，论李商隐诗者三篇，其余诸篇中亦常涉及此三家焉。 陶渊明之为人及诗作，古今人论者多矣。叶君撰《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一文，独提出“任真”与“固穷”两点为探索陶诗之锁钥，谓陶渊明在精神上“任真”自得。在生活上持守“固穷”，故终能摆脱人生种种困惑与矛盾，而寻得脱身不移之止泊。其仕隐出处，均本于质性自然，用世乃其本心，而归田则出于不得已，然不归田则不能保其质性之自然。陶渊明既非故求“隐逸”之高名，亦非故标“忠义”之节守，盖其天赋中具有一种极可贵之智慧，能在任何学说思想中汲取其性之所近者，化为一已情志之灵光。并不必将其归属于任何一家如儒家或道家也。惟其如此，故渊明之诗亦纯属称心而言，无意为之，不矜奇异，不求人知，惟自写其“胸中之妙”而已。 时君此文，摆脱自来论陶诗者拘于迹象之纷纭众说，而独探陶渊明为人及其诗作之精微，并自述其心得曰： “研读陶渊明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历。(中略)从而建立起他的“傍素波、干青云”的人品，(中略)写下了“豪华落尽见真淳”的不朽诗篇。 此则不仅欣赏诗作，又进而收兴发感动陶冶人品之功矣。 叶君于杜诗用力甚深，曾撰《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搜集四十九种杜诗版本，为《秋兴八首》校订文字异同，又参稽三十五种杜诗注本，胪陈众说，加以按断。在代序中，论及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故即以此为标题焉。 叶君此文，分四阶段阐论杜甫七律体诗之继承、演进、突破与革新之种种历程，而结尾则标举《秋兴八首》在句法突破传统与意象超越现实之两点卓异成就，认为此乃中国诗歌欲求发展之一条新途径。即是“自平直地摹写现实到错综地表现意象；由诉诸理性之知解到唤起感情的触发。”但此种新趋势继承乏人，其能自意象化之境界悟人而深造自得者，仅有一李商隐。并谓，杜甫与李商隐之所以能进人此境界者，盖皆由于其感情之过人，而二人感情之性质又并不相同，杜甫则是以其博大溢出于事物之外，而李商隐则是以其深锐透于事物之中，杜甫之情得之于生活体验者多，而李商隐之情则得之于心灵锐感者多。 叶君复进而论之日，自宋以至于清，学杜者虽甚多，但鲜有能继承意象之途径而加以开拓者。晚清以降，世变日殷，诗歌亦有穷而思变之势，黄遵宪、王国维等皆有新尝试。“五四”以后，白话新体诗兴，此本为时代之自然趋势，所可惜者，新诗在成长中，始则既有白话新体人自陷于不成熟的“白”，继则又有人自囿于不健全的“晦”，遂使新诗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幸之挫折。杜甫七律体诗发展革新之往迹，尤其《秋兴八首》所表现之句法突破传统与意象超越现实之两点成就，“足为现代诗人作一参考之借镜”焉。 叶君虽对新诗不足之处提出建议，但在《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一文中，又肯定新诗之成就而寄予期望，认为，在新诗之发展中，“其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语汇和句法，对于表达现代人的一种精微新颖的情思，确有其较旧诗更占优势之处。”并谓，此种新意境之出现，已为新诗显示光明之前途。 综观吾国诗歌之发展，自先秦至于明清，三千年中，新体代兴，时有变革，然每一种新体之成就，皆能于旧传统中汲取营养，其精神意脉有相通之处，夕秀虽振，不忘朝华。故今之新诗人宜多借鉴于古典诗歌，而研究古典诗歌者亦应关心新诗之成长。叶君尚论古人而着眼于当代，此亦其“通古今之变”之意图所体现者矣。 叶君《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其意不在于论杜甫诗，而是剖析此首小诗中杜甫对于李白了解、欣赏、赞叹之深刻真切，说明李白与杜甫不仅是千古并称之两大诗人，而又是生命与心灵相通之一双知己。于是进而探索诗人之用心，阐明人世间因相互知赏而酝酿成生命共鸣、光彩相照之高贵情谊，并寄托自己尚友千古之远慕遐思。此又叶君说诗之一特点矣。 李义山（商隐）诗，摘采瑰丽，托兴深微，千载以来，夙称难解。后世注家，殚精竭虑，谱其行年，钩稽史事，推测某篇为某人某事而发，谈言微中，时有胜义，而牵强附合，窒碍难通者亦复不少。往往同一诗也，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叶君独谓，李义山之为人具有一种窈眇幽微之特异品质，其观生阅世，哀怨无端，发为诗歌，与其生命深相结合，读者应以灵思慧解探索之，而不可以沾沾于一人一事拘泥求之也。 《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为叶君最早评说义山诗之文。《嫦娥》诗本为世人熟读之名篇，叶君独从“寂寞心”三字探寻诗人灵台之深蕴而创为新解。叶君认为，诗人对高远理想之追求及对丑恶现实之不满，此种心情不易为世人所解，故常有一种极深之寂寞感，《嫦娥》诗中所写者即此寂寞之情。至于前人所谓此诗乃义山自伤怀才不遇，或谓乃对人道而不耐孤寂者致诮，殆皆未免失之浅狭，远违义山之真意也。 义山之《燕台》四首，幽深艳冶，使读者目迷神眩。后世注家或以义山《柳枝诗序》与《燕台》诗比附立说，或又就《燕台》诗中有关之时、地与人作种种猜测，治丝益棼，徒增困惑。叶君自谓天性好奇，“越是难解的诗，我对之越有研究的兴趣。”于是冥思独运，艰苦探寻，谓此四诗有极真实深切之感受，而又有极复杂错综之象喻，既充满惆怅哀伤之思，而其周密精微又不同于偶然抒情之作。因此，欣赏此种作品，应承受其多种之可能，体会作者内在之窈眇心魂与外在精美艺术之结合。义山此四诗表现其锐敏心灵对人世间无常与缺憾之深悲，故必须有类似之心灵始能感触而探索之。 义山《海上谣》亦是一篇隐晦难解之作。以前注家对此诗有三说焉：或以为言求仙之事；或以为叹李德裕之贬；或以为自伤一生之遇合得失。叶君谓，此三说者，均嫌拘执，未能从诗歌中之意象与感情基调以参悟诗人之用心与托喻。于是叶君对此诗作两层说明，先将诗中之意象与所写山水、所用神话相结合之后可能揭示之象喻与感情基调作第一次说明；再以历史背景所能附合于诗歌上之含意作第二层说明。其感情基调则是在凄寒寂寞中对于平日所追求向往者终于落空而表示之悲慨。至于悲慨之所寄托，则有多方面之可能，既悼武宗之崩，又伤李德裕之贬，复哀一己之失意，更致慨于宫庭宦竖之弄权，所蕴蓄者，极为繁复幽微。 叶君复以《燕台》与《海上谣》两诗比较论之，谓《燕台》诗偏重于主观情绪之抒写，而《海上谣》则偏重于客观事物之描摹。两诗虽均属意象奇诡，引人遐思，但吾人进行研究时所取途径则应有所不同。对《燕台》诗，叶君全凭情绪之线索进行追溯，而未说明其所托喻者；对《海上谣》，则凭藉外缘之资料，如桂林山水，神话故实，历史背景等以说明诗中之托意。 评说《燕台四首》与《海上谣》两文为叶君精心结撰之作，其所用以研讨之方法，可为此类难解之诗开辟一探索之新途径焉。 以上着重评介叶君论述其最所赏爱之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诸诗人之文，以见叶君评说古代个别诗人之精思卓识。此外，论诗中尚有数篇通论之作。如《一组易解而难懂的好诗》与《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中国旧诗》二篇，则是作者受西方现代文学论评之影响，拟用较新之观点分析欣赏中国旧诗之作。至于《几首咏花的诗》一文，则是作者对于诗歌中感发作用及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之初步阐说，其后在《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一文中，叶君于作者之感发与联想之外，又论及读者之感发与联想，遂使诗歌之感发作用有更完整之理论。至于《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一文，则是叶君于研讨钟嵘《诗品》时，更旁及于中国诗论中重要之批评术语，推溯中国诗论之源流，对诗歌中重视兴发感动之传统有更详细之介绍。至于叶君最近所撰写之《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一文，则系作者拟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之专著，本书所收人者，乃此专著之首章也。此外，叶君在其《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印行)一书中所收录之《境界说与传统诗说之关系》一文，则亦曾就此问题深广研究，且曾与西方诗论相比较。凡此诸文，皆有可以互相参证之处。此亦正余所谓叶君之诗论足以自成体系者也。 至于此书所收之首二篇《中国诗体之演进》及《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两文，则原为叶君多年前在台湾讲学之教材，并非其专力精诣之作。然首篇之融繁人简，次篇之考证详明，皆足见作者之学识功力，且极便于教学参考，故亦颇有可取者焉。 总之，叶君诸文，皆穷年研讨，深造自得，摆脱常谈，独抒己见之作。综其特点，约有四端：曰，知人论世；曰，以意逆志；曰：纵观古今；曰，融贯中西。 叶君论述古代诗人，先说明其历史背景，思想性格，为人行事以及撰述某诗篇之时、地及人事关系，然后因迹求心，进而探寻诗人之幽情深旨、远想遐思，遂能获鱼忘筌，探骊得珠。并就诗人性格、思想内容，剖析其艺术风格之所以形成，意境韵味之所以独异。此叶君论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特点也。 叶君又用“通古今之变”之观点评论中国诗歌，对于一位诗人、一种体裁、一个主题，常是穷源溯流，探寻其演变之迹，指出其革新之功，既可见古代诗歌生生不息之作用，又为今后新诗之创作指明借鉴之途径。此叶君论诗纵观古今之特点也。 叶君研治中西文学批评，较其同异，各有短长。中国古人论诗，极多精义，然习为象喻之言，简约之语；西方文评，长于思辨，擎肌分理，剖析明畅。中国诗评，宜于意会；西方文论，工于言传。故叶君论诗，汲取中国古人之精言巧譬，而用西方文评思辨之法，准确详尽以辨析之，明白晓畅以表达之，如抽茧州焦，如水银泻地，使读者豁然易解。对于古人诗论中神妙难晓之说，如严羽所谓“兴趣”，王士镇所谓“神的”，王国维所谓“境界”，均能加以科学之解释，义界明确，清除模糊影响之弊，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此叶君论诗融贯中西之特点也。 余对迦陵论诗诸文之评介，崖略如此。 二 夫真知出于实践，评议古人诗词者，如不能自作，则无从谙悉其中甘苦，亦难以探索古人作品之深情远旨，精思妙诣。曹子建所谓，“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者也。叶君少负逸才，十余岁时，所作七言近体诗，凄婉有致，似韩致尧。其后更历世变，远涉瀛海，感怆既深，胸怀日阔，或伤时忧国，或写物抒情，寄理想之追求，标高寒之远境，或为五七言之古今体诗，或为长短句之慢词小令。称心而言，不假雕饰，要眇馨逸，情韵前邈。如《南溟》诗： 白云家在南溟水，水逝云飞负此心。攀藕人归莲已落，载歌船去梦无寻。难回银汉垂天远，空泣鲛珠向海沉。香篆能销烛易尽，残灰冷泪怨何深。 又如《鹊踏枝》词： 玉宇琼楼云外影，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沧海月明霜露冷，短娥自古原孤另。 谁遗焦桐烧未竟，斯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莫道无人能解听，恍闻天籁声相应。 皆其代表作也。至于《水龙吟》词（秋日感怀）： 满林霜叶红时，殊乡又值秋光晚。征鸿过尽，暮烟沉处，登高怀远。半世天涯，死生离别，莲飘梗断。念燕都台娇，悲欢旧梦，韶华逝，如驰电。一水益盈清浅，向人间做成银汉。阅墙兄弟，难逢尺布，古今同叹。血裔千年，亲朋两地，忍教分散。待恩仇泯没，同心共举，把长桥建。 则是以清壮矫健之笔，发抒企望祖国统一大业之豪情壮志，气骨坚苍，辞采瑰丽，又与前所标举之作不同。余谓君日：“自古女诗人之作，幽约婉秀，是其所长，而豪宕激壮，则殊少概见。今君独能发英气于灵襟，具异量之双美，可谓卓尔不群。”君虽谦逊未遑，而余窃以为知言也。君创作诗词，精诣如此，其能深悉古作者之用心，体验其甘苦，而在诗歌之情思与艺术两方面，皆阐发精微，惬心贵当，则固无足怪矣。 叶君虽远居瀛海鲸波之外，而深怀故国乔木之思。自1976年后，君数次归来，省视亲旧，历览山川。1977年，旅游西安，曾赋诗云：“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爱国之心，图强之念，溢于辞表。君尝谓，吾国诗教，源远流长，渐渍于人心者至深且巨，而二千余年之诗作，亦世界文学宝贵遗产之一，如能阐论发扬，则可以培养学子爱国之心志与高尚之情操。近数年中，君受国内各大学之聘，讲授古典诗词，条分缕析，博引旁征，固足以培育学子欣赏之兴趣与能力，而尤可贵者，则在于其能阐发古代诗人之高情卓识，有助于青年品格之修养。君尝赋诗云：“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亦可以观其志矣。 余与叶君初未相识，1980年，君所著《迦陵论词丛稿》在上海刊行，余得而读之，深服其辨析精微，而论词推重王静安先生，尤与余有针芥之合。1981年4月，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在草堂举行年会，君崇慕诗圣，应约来临，谈艺论心，数共晨夕。君自谓，少时即喜读余所著《诗词散论》，心仪已久，故初逢如旧识，相与评论诗词，上下今古，切磋往复，所见略同。君称谓伪谦，虽非余所敢承，而高情卓识，实深契于衷怀。君归加拿大时，余赋诗赠别曰： 相逢倾盖许知音，谭艺清斋意万寻。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 君归后寄诗相酬曰： 稼轩空仰渊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师。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纵然飘泊今将老，但得瞻依总未迟。为有风人仪范在，天涯此后足怀思。 此后书疏往返，诗词赠答，岁月流逝，知解益深，并相约合作，有所撰述。余寄君诗有“共勉尚须勤大业，相期终不负平生”之句，盖亦汪容甫《与刘端临书》所谓“念他山攻错之义，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之意也。余与君约定合著之《灵谿词说》一书，已开始撰写，即此种意愿之体现焉。 今叶君之迦陵论诗将刊行问世，余为之撮述要旨，并记君诗词精诣、襟期抱负及相与论学相契之谊，以谂读者。君尝谓，读古人书应有以窥其用心而想见其为人；又谓，吾论述古诗人，往往结合自己而融人焉。今君之此书，虽皆论古之作，思辨之文，而孤怀幽抱，隐寓其中，庶几风人之旨。义蕴所寄，有待推寻，余之题记，未能尽发，好学深思之读者当自得之。 1982年10月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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