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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宣布投降以后，全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兴奋若狂。可就在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却接连发出两道敌我倒置的奇怪命令，一是要我八路军、新四军等所有抗日部队“原地驻防待命”，一是令其所谓“地下军”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我抗日部队向敌伪“擅自行动”。 这实际上就是要我解放区军民束手让敌人打来，不得向日伪收缴武器；而要那些卖国求荣的各色伪军和汉奸，勾结日寇，与我抗衡，保住现有地盘，以便等待远从峨嵋山上下来的国民党军队赶到，作为向我发动进攻，挑起新的内战的前哨阵地。 一场蒋敌伪合流的丑剧粉墨登场了。各地日军公然拒绝向我投降。驻唐山的日寇非常嚣张，说什么“已接到命令”，只能向“国军”缴枪。作恶多端、为冀东人民恨之入骨的大汉奸姜鹏飞，被蒋介石委任为“先遣军司令”。 驻唐山的伪军不断向我进行无耻的挑衅：“你们别神气了，我们现在是国民党先遣军，不怕你们!”“小八路，你们别做梦，唐山的大鱼大肉不是你们吃的!”…… 战士们听了，肚子都气炸了，纷纷向上级提出请战要求。 是的，八年来，我们英勇苦战，流血牺牲，如今，胜利了，那些出卖祖国，鱼肉人民的汉奸，不仅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反而摇身一变而为“国军”，与蒋介石和日军勾结起来，向我耀武扬威，战士们能不气愤吗？ 但是，唐山市内已麇集三万日军和两万余伪军，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根据当前敌我力量的对比，对唐山这样的城市，究竟是打，还是不打？我们还没作出最后决定。 就在这时候，我们接到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转来的毛主席的指示!军区发来的电报大意说：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个报告。 毛主席告诉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不能抱有幻想。他们要从人民手中抢夺胜利果实，挑起新的内战，这是定了的，对此要有充分准备。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他们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 毛主席又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犹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国民党反动派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他们没有摘桃子的权利。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桃子的应该是我们！毛主席还指示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桃子都靠得住能到人民手中，一批大桃子，会被抢去，我们要力争中小挑子！ 电报还转达了军委的指示，要我们尽量广占农村，和夺取小城市，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训练部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毛主席的指示把我们心中的疑问一扫而光了。我们立刻行动起来。 冀东区党委和冀东军区号召冀东全体军民全力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抢夺胜利果实的斗争，并决定更深入地发动群众，巩固与扩大解放区。 冀东军区则决定由十六团首先打开蓟县，然后逐次打开西部的局面；十六分区及地方部队围攻迁安城，负责打开东部局面；军区则集中十四、十五、十七等三个团及一些地方部队，攻打玉田。 玉田位于冀东根据地中部，离唐山、天津都较远，只驻有日军一个大队和一千二百多伪军，打下它有绝对把握。打开玉田，既可以解除敌人对我根据地腹地的威胁，又可以策应我军在东部和西部的行动。干部和战士们听到了毛主席的指示，心里都有了底，又听说是去打玉田，个个乐得直蹦。 我们冒着牛毛细雨，轻装疾走。到午夜十二点，将玉田团团围住，十四团在十七军分区肖全夫参谋长率领下，以猛然的动作占领了东关。第二天晚上，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一轮皓月当空，好一派中秋景色！ 部队经过一天的准备，现在开始动作了。十五团在城南佯攻牵制敌人，主攻任务交给了十四团，三连担任尖刀连，突破口选择在城东南角上。十七团位于玉田东八里庄一线，准备打东边丰润、唐山方向可能出现的援敌。 攻击开始了，在皎洁的月色下，三连在突破口竖起梯子，登上城墙，进入了城内。敌人从东城门、南城门楼的碉堡上，射出了雨点般的枪弹。后续部队没有登上去，云梯就被炸断了。 我军虽然奋力猛攻，终因敌人火力过强，无法登上城去。而三连进城之后，一开始还能听见一阵阵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后来却逐渐沉寂了，真令人焦急! 十四团集中全团的轻重机枪，架在东关民房上，集中火力强攻。这时候一个绰号叫“小钢炮”的战士，意外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报告了城里的战斗经过。原来，三连登上城墙以后，指导员带领一、三排向城内发展，控制了城内东南角的一座院落，二排长带领少数战士始终扼守着突破口。 敌人发觉他们孤军深入，就拚命向他们反扑。可是，我们的尖刀连，这时变成了钉子，钉在那里纹丝不动。敌人使尽了力气，还是被他们反击下去。现在三连还控制着那座院落。指导员把“小钢炮”缒下城来和我们联系，准备随时配合后续部队登城。 大家都兴奋得很，随即进行强攻。团长、政委冒着弹雨，亲率团主力重新竖起云梯，一鼓作气，登上了城墙。这时三连也由院内反击出来，与主力会合了。后续部队源源进入城内。在城南进攻的十五团主力也从十四团的突破口跟进，我军很快就消灭了东、南城门上的敌人，旋即向纵深发展。 拂晓前，由伪县长陈锐指挥的一千多伪军，全部被歼，只有盘踞在所谓大本营的四百多鬼子，还在负隅顽抗。我们喊话，他们就打枪。政治争取无效，我们便下令攻击，直到刺刀逼到跟前，敌人才竖起白旗。一个肥胖的矮个子，高举双手，从院子里走出来。这便是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未还，现在又甘心充当蒋介石进攻中国人民的工具的日军獭谷大队长。他后边跟随着四百多个鬼子，在我们的刺刀下，缩着脑袋，乖乖地做了俘虏。 战斗快结束时，日军十余辆坦克从唐山经丰润赶来增援，被我十七团坚决阻击。后见玉田解放，增援无效，乃缩回唐山。 攻下玉田后，军区司令员詹才芳同志去关外兴隆县受降，把伪满军三千余带来玉田改编，伪军将领们参观了我们的攻城战绩，无不称赞我军作战英勇果敢。 明天就是中秋节，玉田城里一片欢腾，家家悬灯结彩，庆祝解放。我在日寇军营门口看到许多战士和老乡正在往外搬运胜利品，有武器弹药，还有许多鱼肉鸡鸭和水果，其中还有一筐桃子。 我打开筐子喊道：“同志们，尝一尝，玉田桃子怎么样！指导员把桃子分给战士和老乡们。这是多么巧合呀!我们“摘下”玉田这个“桃子”，又吃上了玉田桃子。吃吧，这是我们的胜利果实呀!我们把中邪桃子”摘到手，吃到嘴，再想办法摘大“桃子”! 军区暂驻在伪国民党县党部。我走到门口,看见警卫连一个战士从门上摘下一个木牌子，扔在地上，一脚踹成两截，吐了口唾沫骂道：“国民党，新民会，一个样，去你的!”我一看，可不是！牌子上油漆未干，写的是“中国国民党玉田县党部”，可是下面却清清楚楚地露出“新民会玉田县分会”的字迹。 的确是刚刷新的“招牌”。 我不禁拦住战士的手说： “小鬼!别踹碎它 ，这是一个宝贝咧!快把文工团长给我找来!” 李劫夫同志望着那块县党部招牌，好奇地瞪着大眼看着我。我对他说：“你把文工团的人集合起来，敲锣打鼓，游街串巷，叫两个大个子扛着这宝贝，给它来一个示众!”文工团长明白了我的意思， 连忙说：“这真是个宝贝!” 我马上集合队伍， 再把前几天排练的那个《蒋敌伪合流》的活报剧也拿出去，让人们一边看剧，一边看真货!”由李劫夫同志所写的《国民党呀一团糟呀》的歌曲，从此就唱遍了整个冀东的原野。 摘掉一批“桃子”，就有一批“桃子”自动掉下来。解放了玉田，吓得丰润的敌人连忙向唐山撤，驻乐亭的国民党保安团一千二百余人也向我投降。 我军一弹未发，收复了两座县城。在西部，我十四分区连攻蓟县、香河、宝坻之后，平谷、三河两地的敌人也闻风逃窜了。 但位于中部的遵化县城，因敌人守备较强，工事又很坚固，数次攻击均未得手。于是，我们便令十七团与地方部队，长期围困起来。 负责在东部围攻迁安的部队，因兵力比较单薄，也是久攻未下。经过短期休整后，十四团调去增援迁安。 十月十七日，我军实施坑道作业，一举炸开城墙，歼敌五百余，解放了迁安。接着，又于十月二十六日乘胜攻克了抚宁县城，逼退了芦龙县守敌。 我军声威远扬，敌人闻风丧胆。驻热河省青龙县的伪满警察第三旅张金祥部万余人，主动向我投降。遵化县被我长期围困后，守敌弹尽粮绝。 十二月底弃城逃走，被我歼灭于玉田以东地区。就这样：摘一批，掉一批；暂时放下了唐山一个大“桃子”，却摘来了大批的中邪桃子”。 只四个月，就解放了中小城市三十五座，攻克据点二百余个，解放了冀东全境绝大部分地区的乡村。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正加紧向华北和东北各地运兵，积极准备内战。美军也从秦皇岛登陆，并代替日军、伪军接管北宁线上重要地段的警戒，美军舰队抵达天津，飞机大机群飞抵北京等地，肆无忌惮地窜扰我冀东解放区。 在此形势下，我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提高警惕，加紧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群众，展开了以减租反霸、清算复仇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了，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人民斗争情绪非常高涨。 我军除八个主力团调去东北外，留冀东的部队由一万余人很快又发展到四万余人。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十二月，冀东军区成为冀察热辽大军区的组成部分，冀东区的部队，整编为三个野战旅和五个军分区。 冀东摘“桃”的胜利，冀东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使我华北与东北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冀东便成为党中央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 不久，美蒋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冀东解放区军民和全国各解放区一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投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李中权同志简介：1915年12月14日生，四川达县碑牌河石家坝人。1932年参加了川东红军游击队，1933年入党。 1935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长征途中，曾任天全县委书记，后调任藏民独立师政委。到达延安后，曾长期在抗大工作。1942年到晋察冀军区冀东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1944年成立冀热辽军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委、46军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49年，率46军在湘南剿匪。 1951年调任空3军政委，赴朝学习空军实际作战经验。回国后担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代政委。1978年，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不久改任第二政委，1983年离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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