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工程师的科学体制化研究何以可能

编者按：

电学之父法拉第、发明大王爱迪生、计算机先驱范内瓦·布什……在人类历史上，无数的工程师用他们的高超的智慧和执着的信念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车轮不断前行。然而，在古典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人将工程师视为一位科学家或自然哲学家。在那个时代，两大科学巨头亚里士多德与托勒密分别代表着雅典传统与亚历山大传统——一个崇尚自然哲学与思辨，一个崇尚数学科学。终于，随着近代科学体制的建立与进展，工程师逐渐为科学共同体所接纳，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曙光。

 

一

科学概念的重构

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科学（science），诞生于18世纪末的巴黎，而直到1833年，休厄尔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发明了科学家（scientist）的概念，而今所谓的科学和科学家才得以定型。

在此之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一般被称为自然哲学家，牛顿的代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道尔顿的代表作《化学哲学的新体系》都是这样的案例。之所以将对自然进行的科学研究称为自然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科学的源头古希腊，科学的确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

古希腊哲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指导我们把目光注视在“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永恒之物上，而技术只能把我们引向偶然、运气和虚假。由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好的生活一定是静观的生活，是对永恒之物的神性的直接把握，而技术由于需要不断地操劳和繁忙，是一种低层次的德性。这一说法在漫长的古典时代有着近乎于神圣的地位，它作为一个尺度，将科学划分在形而上学和数学的思辨与推理之中，并将工匠的技艺和发明排除在科学的范围之外。

 

亚里士多德像

改变的契机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一群医学家、炼金术士、博物学家们基于观察、实验，将理性传统与实验混合，产生了一系列新发现和新方法。在这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方法中，一大批在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科学观下“卑贱”的工匠、游医、炼金术士，以一种无意识的态度，在已然僵化的科学概念之中冲开了一道裂隙。

某种意义上，科学革命就是以实验为基础，以数理思想为武器的世界观的革命。科学革命塑造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是“图表的”和分析的，是主动干预和介入，而不是静观的和思辨的。

培根便是这场世界观革命的扬帆者。在他看来，仅仅通过所谓的静观，是不可能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就必须观察自然，并且这种观察是通过控制变量的实验，迫使自然显露其秘密。他从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科学：

首先，培根将科学视为对自然的主动干预，即以实验的方式“拷问”自然和发现自然。其次，培根将科学视为造福人类的手段。再次，培根将科学视为不断累加的事业，是一个由建立在共同体之上的官方的体制化机构主导的、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的实践性事业。

培根对科学的定义是对亚里士多德科学定义的一次全方位的“革命”。培根对科学研究的方法、目的、组织结构的一系列设定，也都在后来的科学发展中被接受、继承和丰富，并最终使科学从个体性的求真活动，逐渐发展为建制化的社会活动。可以说，培根对科学定义的重构是近代以来科学体制化的根本前提。

二

工程师地位的升迁

从今天的学术视野看，休厄尔所指的科学家，已完全突破了自然哲学家的领域界限，本质上是指在属于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技术科学（technological science）和工程科学（engineering science）等领域工作的自然科学家、技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对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概念做过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所谓技术科学，就是那些可以“直接应用到生产技术上去”的科学，是“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相互结合所产生出来的，是为工程技术服务的一门学问，”是以技术应用为导向的科学。自然科学是关于命题性知识的学问，它并不必然地指向某种具体的操作和实践，但技术科学却是关于能力之知的学问，它必然指向某种具体的操作与实践。工程科学则是一种特殊的技术科学，它是现代科学与现代工程技术结合的产物。

钱学森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概念的提出与界定，标志着古典时代那种以自然哲学为主轴的科学观已经被以发现、发明和创新为主轴的科学观所取代，像希罗那样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当然被列为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主力军。

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一取代的历史事实蕴含了三个重要的哲学观念转向：从科学知识研究转向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从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从重视科学哲学发展到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的兴起。

在劳斯看来，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涵盖科学实践的各种探索，这种探索是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情境中。”这一思想正好呼应了培根对知识即权力的理解，科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的权力运作，这种运作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同时兴起的，还有科学哲学中的实践转向。一般而言，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科学实践为出发点的传统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二是对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

与工程师地位提高具有最直接相关性的，是近年来产生的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思潮。某种程度讲，科学史研究所呈现的工程师地位的提高，是工程师逐渐被科学共同体所接纳的过程；而科学哲学研究所呈现的工程师地位的提高，则是体现工程师和工程拥有独立的哲学实在性的进程。

三

工程师视域下的科学体制化

体制化是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的重要特征，也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最为重要和集中的表现所在，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

（1）一定的社会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功能；

（2）一定的用以调节活动的组织规范，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和区别于其他活动的自主权；

（3）调和其他领域的规范，使其与该领域的规范相适应。

当我们从工程师群体的视角看待科学体制化进程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现代科学最本质的特征，及其与古典时代的自然哲学最根本的不同。首先，对于早期科学社团的形成，我们应当更多地将其与之前的工匠公会联系起来；其次，从工程师群体出发，将引导我们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再次，当我们倡导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乃至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科学，显然更接近于工程科学。

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体制化研究，采取一种工程师的视角无疑具有更大意义。基于“道”的关联性思维严重阻碍了我们在探求事物的原理和本质方面的追求；中国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并没有将技术成果转化为思想理论的自觉。假如我们可以放弃对传统自然哲学的迷恋，转而从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的视角来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所谓的弊端就体现为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特征和优势，从而可以直接从工程科学和工程师的角度进入体制化最核心的部分。

目前国内对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研究，很多都是围绕着工程师和具有工程师身份认同的科学家群体展开，更多地都是从工程和技术的视角展开的。然而，在对新中国后的科学体制化开展研究时，我们却忽略了这一视角的重要性。

从工程和工程师视角下理解科学体制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工程科学和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正处于智能革命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依然忽略工程与工程师这个视角，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在把握工业革命的契机上落于人后。这是近代以来，英国、德国和美国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也是我们塑造一种基于工程师群体和工程科学的科学体制化研究的重要原因。

 

END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年第43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