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麥金泰爾（Lee McIntyre） 逆火效應逆火效應是根據布倫丹．尼亨（Brendan Nyhan）和賈森．瑞夫勒（Jason Reifler）的實驗而來，他們發現給一特定政黨的黨員看那些證明其政治信念有錯的證據時，他們會拒絕這項證據，還會對錯誤信念「加碼」。更糟的是，在某些情況下，提出反駁證據會導致一些受試者增加對其錯誤信念的力度。 在這項研究中，他們提供受試者看假造的報紙，當中有刊登一些普遍的誤解。其中一篇報導支持伊拉克，在伊拉克戰爭前就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另一則新聞則是布希總統已經全面禁止幹細胞研究。這兩則新聞都是編造的。當提出更正的資訊時，比方說，引用一段布希總統發表的講話，提到他承認伊拉克並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時受試者的反應會因為黨派不同而有差異。自由派和中立者接受更正的資訊（這或許在意料之中）。然而，保守派卻沒有。事實上，研究員注意到，一些保守派黨員表示他們在讀了更正的資訊後反而更加相信假消息，確定當中提到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真的存在：
研究員推測，或許這樣的結果是由於保守派人士本來就對所有媒體來源都抱持較強的不信任感。但這假設與他們的實驗結果並不相符，因為消息修正組和未修正（控制）組的受試者，都有讀到文中布希總統的聲明。
在進一步的測試中，研究員想要測試這樣的結果是否會出現在自由派的人士身上。他們讓受試者看一篇假造的新聞，提及布希強制禁止所有的幹細胞研究（事實上他只是限制聯邦資金贊助二○○一年八月之前建立的幹細胞系，並沒有限制私人經費在這類研究上的投資），然後再給他們看正確的資訊。在這組實驗中，更正消息在保守派和溫和派人士上有作用，但自由派卻沒有。然而，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派人士中並沒有出現逆火效應。儘管資訊還是遭到「中和」，沒有改變自由派的錯誤想法，但在他們身上，研究員沒有找到任何證據顯示，發現真相反而強化自由派對錯誤觀點的相信程度。在此，事實並沒有產生適得其反的逆火效應。 有些人認為，以事實證據來改變在政治信念中的明顯錯誤，基本上就是想要「用水來撲滅油上的火」。至少在死硬的保守派人士身上確實是如此。不過正如尼亨和瑞夫勒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的，在事實證據的面前，再堅定的意識形態，不論是在政治光譜的哪一端，都不可能永遠堅持己見。他們引用前人在這方面的研究，再佐以他們在實驗中發現的另一個次要結果，指出若是一直讓各黨派人士接觸會動搖他們信念的相同資訊，他們會變得比較願意接受正確的資訊。在一項類似的研究中，大衛．瑞德婁斯科（David Redlawsk）等人則是在探究「有動機的推理者」是否能夠接受更正資訊，抑或只是一昧地否定。他們的結論印證了尼亨和瑞夫勒的推測：即使是最死忠的黨員也會因為不斷接觸到修正的證據而達到「臨界點」，改變他們的信念。 達克效應達克效應（有時又稱為「蠢到不知道自己很蠢」效應）這種認知偏差是指受試者的能力過低，往往不能體認到自己的無能。請記住，除非有人全知全能，不然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受到這種效應的影響。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他們早期的研究中，探討了過度自信偏差（overconfidence bias）有時造成的後果也很令人擔心。為什麼當我們在百慕達度假時，明明知道自身能力有限，還是決定租一輛機動滑板車？或是再舉小約翰甘迺迪這個更有名的例子，為何在教練勸阻不要飛行時硬是相信自己有足夠的飛行經驗，足以通過途中惡劣的條件，自己駕駛小飛機去參加海尼斯港的家庭婚禮？達克效應再次解釋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還擴及更廣，不僅是考慮手頭任務的難度，還將評估者的屬性納入考量。 大衛．達寧（David Dunning）和賈斯汀．克魯格（Justin Kruger）在一九九九年進行一項實驗，在當中他們發現受試者往往大幅高估自己的能力，即使是那些幾乎沒有受過訓練的受試者。很多人都對美國作家蓋瑞森．凱羅爾（Garrison Keillor）的「烏比岡湖效應」（Lake Wobegon effect）耳熟能詳，在他虛構的那座小鎮上：「所有兒童都比普通小孩優秀」。也許大家之所以覺得這段描述好笑，是因為我們從中認出自己。有多少司機（或戀人）會將自己評為「低於平均水準」？達寧和克魯格發現這種效應可以擴展許多能力的自我評量。從智力、幽默感，甚至到邏輯推理或象棋這種高技能的能力，受試者經常會嚴重高估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呢？正如作者所點出的：「無能會剝奪（人）理解自身無能的能力……在一個特定領域產生競爭力的技能，往往也是在這領域用來評估自己或他人的能力所必須的技能。」這效應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許多人變得盲目，會犯下自己覺察不到的錯。 What To Do if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Is Bringing You Down 00:00/01:30 What To Do if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Is Bringing You Down 達寧和克魯格的另一項發現也相當發人深省，他們要求四十五名資質優異的大學生，做二十題從「法學院入學考試」（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簡稱LSAT）模擬試題中抽出的邏輯測試。任何熟悉LSAT的人都知道，這些題目可不簡單。他們不僅要求受試者做完這些問題，還要他們評估自己的成績，以及相對於其他人的排名。研究員發現，大多數學生會將自己擺在第六十六百分位（即前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學生一般不會高估自己的表現；他們正確評估了自己做對和做錯的題目。比較不對勁的地方是，他們是否自認「高於平均」。事實上，最令人感到震驚的發現是那些得分最低的自評。那些平均成績落在第十二百分位（最低級數）的人，仍然認為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高於平均，落在第六十八百分位。這也許是達寧－克魯格的實驗結果中最令人震驚的發現：表現最差的人高估自己的程度最大。 這時，有人會想要找出解答這一現象的機制。或許是這些學生無法承認自己無能，所以企圖掩蓋？但這看來不太可能，因為即使提供一百美元獎金給準確自評技能的人，這些受試者還是無法正確自評。這裡發生的似乎不僅是欺騙而已，還有自欺。我們非常愛自己，以至於無法看到自己的弱點。但難道這就是在面對那些動搖到與我們情感連結的政治信念時（事實上甚至可能將其視為身分認同的一部分），不願承認自己錯信或錯認的原因嗎？甚至寧願依靠「直覺」也不願接受專家提供的事實。當（共和黨籍的奧克拉荷馬州）參議員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在二○一五年帶了一個雪球進入美國議院，以此作為全球暖化的「反證」時，他會知道自己看起來有多麼無知嗎？竟然弄不清楚氣候和天氣之間的差別？可能不會，因為他「蠢到不知道自己很蠢」。當川普說他對伊斯蘭國的了解比美國那些將軍更多時，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講的話嗎？很少有人願意說：「這個嘛，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然後就閉上嘴巴。相反的，我們通常會繼續下去，完全忘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寧可被當作沉默的傻瓜，也比張嘴證明它來得好。」 顯然，逆火效應與「蠢到不知道自己很蠢」的達克效應都與後真相現象有關。這兩個效應再加上其他認知偏差，有時不僅會損害我們清晰思考的能力，還會妨礙我們對此的覺知。屈服在認知偏差的效應下可以讓人感覺自己像是在思考，特別是在讓我們有情感牽絆的主題上，所有的實驗證據都顯示，這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推理能力。為什麼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會出現這些認知偏差？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難道去適應真相不是件好事？難道相信真相不會增加我們的生存機會嗎？無論基於何種原因，我們必須明白，絕大多數的認知偏差只是我們大腦結構作用的一種方式。我們無從選擇是否擁有這樣的特性（即便我們希望能夠經由謹慎學習和批判推理的訓練來稍微取回一些掌控權，減少它對我們信念的影響）。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認知偏差都是我們承繼到的一部分人類遺產。 然而，如前所述，也許有些認知偏差會因我們的政治傾向而出現不同的運作方式；如之前所見，逆火效應在自由派身上的效應較低。其他研究員也探索是否有存在純屬黨派的偏差。人類學家丹尼爾．費斯勒（Daniel Fessler）在《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雜誌發表的一篇引人發想的論文，他探討所謂的消極偏差（negativity bias），試圖解釋為什麼保守派似乎比自由派更容易相信具有威脅性的假消息。在費斯勒的研究中，他讓受試者看十六種陳述（其中大多數是假的），但沒有一個荒謬到不可能是真的。有些是無關痛癢的內容，比方說：「空腹做運動能燃燒更多的熱量」，但另一些則具有急迫性的威脅，諸如「從二○○一年發生九一一事件以來，恐怖份子對美國的攻擊增加了。」之後他請受試者自評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然後再請他們判斷哪些陳述是真的。在那些無關痛養的陳述中，兩派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但是保守派有更高的概率會相信那些具有威脅性的假造陳述。 不同黨派的人真的會用不同的思考方式嗎？實驗證據顯示，在保守派人士的大腦中，負責產生恐懼感的杏仁核比在自由派中的來得大。有人推測這就是為什麼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大多數的假新聞都是針對保守派觀眾的原因。如果你想讓人接受一個陰謀論，也許在右翼陣營會比較有成效。費斯勒注意到的這種消極偏差不是特別大：「以統計方式來推測受試者在政治光譜上的分散程度，研究員認為，當陳述內容是在警告他們不好的後果而不是許下美好的承諾時，受試者的政治傾向每向右偏一格，平均而言對陳述內容的懷疑程度會降低二％。」儘管這個百分比很小，但要是選民人數夠多，這或許足以扭轉選情。無論如何，費斯勒的這項研究首次將容易受騙上當的問題，放在政治認同的軸線上來探討。 後真相的含義過去，我們的認知偏差也許會透過與他人的互動來修正。諷刺的是，儘管今天的媒體氾濫，但與我們得和部落、村莊或社群的其他成員，生活和工作在一起才有辦法獲得資訊的祖先相比，今日的我們或許更不容易接觸到相反的觀點。人們彼此交談時，自然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觀點。甚至有實徵研究顯示，這樣的交流可能有益於我們的推理。 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他的《資訊烏托邦》（Infotopia）中討論過這樣的觀點：當個體互動時，他們有時會達到單獨一人無法實現的結果。這算是一種「整體大於部分之總和」的效應。桑斯坦稱此為「互動團體效應」（interactive group effect）。本章前面談及提出「確認偏差」的瓦森，曾和他的同僚進行過另一項研究，他們找來一群受試者，請他們一同解決一個邏輯難題。這題目很難，很少有受試者能夠靠自己獨立解題。當將這問題交給一個小組來解時，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組員開始質疑彼此的推理，思考和他們的假設不合的情況，甚至到達看似無法理解自己想法的程度。但研究員發現，很多時候團體能夠解開組員單獨無法解決的題目。在桑斯坦眼中，這就是關鍵所在。團體的表現優於個人。而且互動多、有審慎思考的群體的表現，又優於較為被動的群體。在團體中提出我們的想法時，帶來了尋找正確答案的最佳機會。在尋找真相時，最管用的三項方法就是批判性思考、懷疑，以及讓其他人來檢視我們的想法。 然而，如今我們可以挑選自己的互動對象。無論我們的政治訴求是什麼，只要我們願意，可以生活在自己的「新聞孤島」（news silo）。如果我們不喜歡某人的言論，可以在臉書上刪除或隱藏他。如果我們喜歡陰謀論的講法，可能會找到這樣的廣播電台。今日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旦我們找到了，還要承受修改自己觀點以融入社群的進一步壓力嗎？所羅門．阿希的研究顯示，確實有這個可能。如果我們是自由主義者，那麼在移民、同性婚姻和稅收方面要與大多數朋友達成一致的意見，可能會感到不舒服，但對槍支管制就比較難說。若是如此，我們可能要付出改變自己意見的社會代價。在某種程度上，這不是因為批判性互動而產生，只是因為不想冒犯朋友，這可能不是件好事。姑且稱它為互動團體效應的黑暗面，要是有人參加過陪審團，大概就可以描述這樣的感受：當我們的觀點與同伴一樣時，就會覺得比較舒服。但要是我們的同伴出錯，那該怎麼辦？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沒有一方能掌握所有的真相。 我不是在這裡暗示要去接受虛假的說詞，或是說真相可能介於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某處。處於真相與錯誤之間的中間點，並沒有比較對一點。我在這裡只是想說，在某種程度上，發現真相的過程中，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敵人。研究員也許是正確的，自由派比保守派具有更大的「認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但這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者應該對此感到沾沾自喜，或是相信他們的政治直覺離事實證據不遠。在費斯丁格、阿希和其他人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尋求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危險。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每個人天生就有認知偏差，這讓我們相信周圍的人所相信的，即使眼前的證據告訴我們的是另一件事。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將群體的接受度看得很重要，有時甚至高過現實本身。但倘若我們在乎真相，就必須與此對抗。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在本章中描述的這些認知偏差，正是促成後真相的完美前驅物。 若是我們已經有動機去相信某些事，那麼不需要費太多力氣，就可以讓我們相信，特別是當我們在乎的其他人已經是如此。我們固有的認知偏差，讓我們準備好受到那些居心叵測的人所操控和利用，特別是當他們能夠推翻所有其他資訊來源的可信度的時候。就跟我們沒有擺脫認知偏差的出口一樣，處於新聞孤島也讓人無法抵禦後真相。這裡的危險就在於，在某種程度上，這兩者是相聯的。我們都受到我們的資訊來源所牽制，尤其是當他們說的正是我們想要聽的，這時的我們最為脆弱。 作者：麥金泰爾（Lee McIntyre） 假新聞正在干預台灣大選！
我們已進入後真相時代！訴諸個人情感與價值觀，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我們甚至無法分辨真假。後真相等同於意識形態霸權，以此手法迫使他人相信某樣事情，無論是否存在良好的佐證。這是政治支配的祕訣，欺騙、操弄和利用，成為創造獨裁政治秩序的工具。 本書作者追溯後真相現象的發展過程，從否認科學的假新聞興起，到我們退回資訊孤島的心理盲點，全都逐一加以檢視。他認為，後真相是一廂情願的說法、政治語言的操弄、大規模的集體幻想。後真相的危險不僅在於放任我們以觀點和感覺來塑造對事實和真相的認識，而且讓我們陷入脫離現實的風險中。 此外，人類天生的認知偏差會讓我們誤以為自己所下的結論都是基於良好的推理，即使事實並非如此，再加上傳統媒體的衰落、社群媒體的興起，以及出現了將假新聞當作政治工具的手法，現在這個世界擁有促成後真相時代的理想條件。 尤其處於資訊唾手可得的網路時代，許多人只關注與自己立場相同的新聞，或是只相信來自同溫層的網路、從他人聽來的訊息，然後又將這些事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輕易地評斷劃分。作者表示，在這個有人試圖遮蓋我們眼睛的世界，我們應該挺身而出，捍衛真理／真相，同時還要學習如何反擊。  責任編輯：翁世航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