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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博碑》技法解析 东汉光武帝刘秀中兴，建都洛阳，营造城邑，高墙祟殿，隆墓大冢，盛极一时。时至今日，尚有汉魏故城、灵台、光武帝陵以及邙山汉古墓群等遗迹存留，后世屡有汉代文物出土。民国以来，更有《甘陵相》《袁安》《袁敞》《肥致》《张禹》等名碑出土，篆隶争妍，各擅其胜，交相辉映。 汉《甘陵相碑》又名《袁博碑》，于1922年洛阳城北出土。目前仅存前两截，第一截残高152厘米，款22厘米，存文5行，每行上缺一字，行29字；第二截残高181厘米，宽24厘米，存文6行，行皆30字，共317字。额篆书残存“甘陵相尚府君之碑”8字，其中“甘”、“府”二字上损。关于《汉甘陵相碑》主人，因碑残，姓氏已阙，于碑文中唯知其“讳博字季智”，并知其仕履，而姓氏终不可考。至于该碑书法，历来有多家评赞。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言：“隶法恣肆，已开北碑风气，不似黄初诸碑，尚有东京承平气象也。”罗振玉《雪堂类稿·笔记汇刊》谓“书法至精劲，为汉刻中上品”，又谓：“碑字茂美隽逸，住进洛阳，曾摩揪其下，叹为妙所。”  完整的《甘陵相碑》帖本出版一直很少，说明关注度还不太够。或者就是拓本稀缺的原因，这和《鲜于璜碑》的境遇极似。突然见到此碑，第一印象就是感觉不像汉碑，而应该就是清邓石如所书。此碑不像诸多汉碑那样沉稳含蓄，而是笔笔飞动。依照艺术的感觉推测，邓石如应该临习过此碑，而且应该是“重头戏”。但从出土时间来看，肯定是没有学过。作为一种“暗合”，冥冥中的缘分，亦是常人难以想象到的。我希望有一种可能，邓石如与《甘陵相》可以不期而遇，就像有些古碑发掘之后，又重新埋入地下。然而毫无疑问，掌握新资料，占得先机，是个人的福分。不过，话说回来，有眼缘是好事，但要真正深入，还是要花大量功夫的。《鲜于璜碑》发掘很晚，古人没有占得先机，应该是我辈中人的福气，但又有几人从中化出来呢？很难说。《石门颂》《西狭颂》《礼器碑》《大开通》《杨淮表》等耳熟能详的经典碑刻，都有一个长长的取法“链条”，一个经典范本之后又一大群追随者，于《鲜于璜碑》显然“不够”，对于《甘陵相碑》，同样也是关注不够。
先看点画，变化丰富，生龙活虎。“禹”字起笔点成一短撇，意态飞动，收笔末点，带有捺画的收笔动作，遥相呼应。“员”字中“贝”部两点，左侧成斜撇，右侧为粗重圆点，相映成趣。“言”字起笔为短横，这是正宗隶法。从魏隋楷书来看，很多字的起笔点处理成短横，实则从隶法中来，是为“古法”。“言”字“口”部中上方短横画与两侧断开，笔断意连，这在汉隶中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方”字起笔点含蓄收敛，以方示人，并不小气，与横画与撇画的放纵相对比才有感觉，试想此点画如果非常放纵，则整个字形会出现四面开花的情况，气势就留不住了。“守”字起笔点正好相反，高耸醒目，收笔朝左拐，气势放纵，整个字形中宫收紧，收放对比明显，有放有收，达到平衡。虽为刻碑，观此点画，可以想象出书丹者从容潇洒从容的样子。
横画变化起伏不定。“再”字突出整个横画的气势，收放对比明显，这也是全碑结字的主要特色之一。横画相对粗重，起笔下抑，行笔平缓，波磔没有特别强化。“士”字笔画简单，两横一竖，粗细均匀，长横画收笔时猛提而收，形成一个特殊的燕尾。“百”字则将长横画的起收对比发挥到了极限，尤其是收笔长扬，见到此字之后，对于《爨宝子碑》中那些波笔就不足为怪了。“书”字横画多，突出主笔，整个字形的疏密关系处理非常巧妙，一方面是主横画伸出形成对比，另一方面是“日”部中的横画两端不粘连，从而使得气息流动起来。“晋”字的楷化倾向非常明显，与晋隶可有一比，上方两个“口”部已经接近似三角形。这无疑是变化的特征之一。“商”字的长横画收笔就更加狂放了，几乎就是九十度的提笔，形成一个尖角。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隶书经常用“蚕头燕尾”四字作为标准，实际上，这中间的差异太大了，有无穷的可能！
撇画都比较放纵，而且出锋时还挥洒一个“钩”出来。但明显与成熟期的《史晨碑》等不同，《史晨碑》的收笔处理极为方宽，少了自然，少了韵味。“内”字本为对称结构，处理成目前的样式，左放右收，左斜右正，份量不同，形成差异对比。“有”字非常俏皮，横画、撇画起收小动作特别多，多而不繁，并不琐碎，与“月”部的撇画亦有区别，整个字形特别有韵味，每一处动作都不可缺少。“周”字左侧撇画迅猛有力，字形欹侧，这类字极易形成习气，应该保持警惕。再者，这一笔画的写法，使得此碑中有威猛之气，但在唐隶中，却成为拔了牙的老虎，光有一个空架子。时代不一样，字的内在精神气象便不一样。“易”字左侧撇画有一钩放出，迅猛有力，气势非凡，整个字形偏中求正，在汉隶中极其少见。“刑”字“开”部右侧撇画和《史晨碑》可有一比。这是汉隶走向成熟的标志。然而，过度精熟会成为一种习气，收笔有一个粗大的端点，很明显，在技法上越来越显现出固化特征。
“辰”字捺画隐然有汉简特征，带有因字生形的特点，而“歇”字“欠”部撇捺画则非常匹配，收放自如。如果将“曷”部的收笔看成钩画的话，无疑也是隶书楷化的特征之一。《西狭颂》《石门颂》《杨淮表》当中偶尔会出现，“季”字钩画与撇画同样的特征，只是更加夸张奔放，但相比“为”字处理的惊心动魄，仍然算是“保守”的。“为”字放出“长钩”，已经有一种行书意趣，此碑亦仅从一例，可见书丹者不拘绳墨，胆色过人。我观察此字，不禁想到，“为”字甲骨文写法是“人手牵大象”，许慎《说文解字》最初解释为“猴”则是错误的。此字形看起来真如一头准备奔跑的大象，长鼻舞起，动感十足。
除此字而外，《甘陵相碑》中夸张之笔甚多，如“丘”字的处理，见汉简意趣，笔简意丰。“公”字将右侧点画夸张，同样有汉简意趣，“分”的处理，将撇画放出，左右两点呈分会离合之势，以上三字皆打破了对称结构，别出心裁。“外、也、克、思”四字中的末笔皆为夸张之笔，奔放之笔，使得字形天趣飞动，不拘陈法。
结构安排上，有时把横或竖特别拉长夸张，诸多妙处，不可不察。先看一组对称结构或近似对称结构的字形如何处理，如“坐、桀、藉、墨”四字。“坐”字为对称结构，紧其密、扩其疏，字形笔画紧凑，竖画高耸，对比强烈。“桀”字原本并不对称，有意对称处理之后，对称中有不对称，且有辐射性的趋势，别见意趣。“藉”字外形轮廓近似对称，左右两部分内部皆对称，中间拉开距离，尽显分会离合之美。“墨”字对称，字形收紧，突出一笔长横画，疏密极其强烈。
“渊、柱、改、莫、素、饕”六字为梯形结构，但各见其趣。“渊”字中没有明显的长笔画，字形紧凑，稳如磐石，偶尔一字或数字如此，反而惹人注目，字字若此，则容易沉闷。“柱”字左右略有错落，上放下收，此种疏密关系处理手法，碑中多用。“莫”字极为清秀，整个字形都比较含蓄。“素”字的空间分割突破常规，将“系”部夸张，显现出汉简风韵。“饕”字笔画繁多，处理有条不紊，上小下大，不觉突兀而显得比例失调，此真高手也。
左右错落的字形较多，但各呈其态。左高右低可分为两类：一是上下皆不齐，大胆挪让，左右参差，如“援、掺、耶、规”等字，有些是比较适合的，如“规”字处理，左侧特高，更使字形在规整中有纵逸之趣。有些则不免突兀，如“掺”字便是，临摹时可以适当调整。“耶”字的篆意极浓，亦是难得一见。
二是上方不齐，下方平齐，如“饥、㲊”二字便是，“饥”字各有笔画朝不同方向使力，获得均衡，“㲊”字左正右齐，一正一斜，相映成趣。左低右高者如“休、绳、儒、仆”四字，左侧偏旁收缩一隅，几乎不成比例，比如“绳”字，因为绞丝旁的收缩处理，才有强烈对比。
有些字形为纵长形，如“博、俊”二字，有些字形为扁方形，如“于、恭、姓、掊”四字，虽为纵长或扁方，但并非标准的几何形，仍然有主次、长短和虚实的变化。这些字形被抽取出来归类后，有些初步印象，如果从全篇来看，往往都是从字形本身出发，又要兼顾上下左右字形的关系，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决不能只考虑某一个字形的要求。
如果说，这两类字形属于“正”的话，也有“奇”一类，偏中求正，如“朋、疾、席、病”等字，“朋”字在章草中就是如此写法，后三字皆为半包围结构，重心偏于一侧，最终复归平正，保持了平衡。
在疏密关系处理上，有两种办法，一类是自然疏密，一类是故作疏密，一类是字形中疏密，一类是字形笔画外疏密。如何来理解？“弟、弗、常、则”四字为自然疏密，“弟、弗、常”竖画拉长，上方紧凑，形成疏密，无一点刻意之处。“则”字则是左右两部分中间留空，也是非常自然的。“封、射、转、是、徒”五字则是有意强化疏密对比，“封、射”二字左右紧结，“寸”部右侧留出空，“转”字疏处在下方，“是、徒”二字唯捺画长舒放出，其余笔画收紧，同样出现强烈对比的视觉效果。
篆书求静，静则古，隶书求动，动则活。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者，篆书求动，隶书求静。正如篆隶书字形，篆书多为纵长，隶书多为扁方，亦有有意逆而为之，篆书字形扁方，隶书字形高耸。言下之意，书法中没有固定的“铁律”，所谓“学书贵在法，而其妙在人”，即是此意。今人学汉隶，学清隶，更重汉隶，因为清隶是从汉隶中走出来的。清隶有各家面目，汉隶有多家经典碑刻，但不同的是，清隶各大家在一生中，存在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很大的变数，前后期可能面目差异巨大，汉隶之一种相对于另一种，往往是一种规矩，一种范式，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加纯粹。但毫无疑问，清隶可以带来很多启示，看看前人是如何从前人中走出来的。《甘陵相碑》所呈现出的笔法，所对应的就是邓石如。当然，邓石如的变数也不仅仅只是来源《甘陵相碑》，似又非似。邓石如是从汉隶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所以，清隶某一家有多种变数，汉隶多家之间的贯通也有一定变数和定数，殊归同源。
作者：薛元明，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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