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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张卫平 “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去向何处？”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千古诘问，这似乎是不经意间的轻轻一问，成就了无人能解的千古天问！ 据说，在苏格拉底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大字：认识你自己！  猿人从大山走向平原，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人类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从中学的课本里，我们就开始了解“我们从何而来”，蓝田人、元谋人、山顶洞人…… 我们在不断的认识自己，不过，这些古人类大多生活在大山、森林或者亚热带的草原。 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荆州人而言，1992年10月至12月是值得纪念的60天，荆州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荆州楚故都纪南城、汉代郢城和明清时期的荆州古城三座古城间的郢城镇郢北村鸡公山，发现了一处距今约二至五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的居住遗迹。  夕阳西下的荆州古城东门 这是迄今为止，在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地区活动的遗迹，可以说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地带活动的探索，产生了新的突破性进展。 从大山走向平原，生活环境的变化在于人类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这是标志性的一步： 猿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记得儿子十岁时写过一篇童话，题目是《走下树的猿与爬上树的猴》，儿子这样写道： 猴子不爱学习，被龙王老师打疼了，怕再老师再打自己的屁股，便赖在树上不下来。 猿呢？则从树上走了下来，学到了知识，学会了劳动。渐渐地，猿的脚和手分开了。猿不但学会了直立行走，还学会了用手抓着工具去打猎，种庄稼，缝衣服。 过了N万年，猿变成了“山顶洞人”。又过了很多很多年，“山顶洞人”下了山，走出了深山老林，在辽阔的大平原里安营扎寨，渐渐地就变成为今天的中国人。 儿子的童话，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 猿人如果与猴子一样走不出大山，那么，永远就只能是兽，或者说是野人。 儿子写这篇童话时，或者只是想当然。不过，考古工作者却用荆州的考古发现给予了印证。  鸡公山遗址的面积约有1000平方米，发掘面积共计400平方米。 遗址内，石器及其加工残碎物比比皆是，文化层厚达1米多，存在两期文化堆积，第一期距今五万年前，第二期距今约二万年。 遗址内，不仅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打制石器、石核和石器废料，石器的种类主要有尖状器、砍砸器和刮削器，等等。 最为重要的是，在遗址发掘之中，还发现了以砾石堆积起的圆形圈围，以及圈围中的脚窝遗迹。 原来，鸡公山遗址是一处古人长期使用并保存完好的旧石器时期的石器制作场。鸡公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在古人类由穴居山洞到向平原定居的过渡时，最早似乎是在荆州完成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较为系统完整的表述了“劳动创造人”这一学说。 考古专家认为，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文化遗物丰富，保存有完好的中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这些遗迹处处都体现了人类在劳动中的创造性，恰恰与恩格斯的观点互为映照。 考古学家刘彬徽先生说：“从江陵鸡公山平原上的旧石器晚期人类活动遗迹看出，这一地区的古人类由穴居山洞到向平原定居的过渡，似乎是完成的最早的。”  荆州古城外古便河 这样一个面积之大、遗存之丰富、地层关系之确切的人类早期活动遗址，在全国是首次，在世界上也少有，它填补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平原居住遗址研究的空白，为研究古人由山洞走向平原及人类在江汉平原生存的历史,提供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翻阅典籍，查看无数考古资料中，我的眼前处处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在江汉平原的荆棘里，在洞庭湖平原的湿地中，在“人猿相揖别”之后，我们的先辈开始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不断尝试着新的生活。 鸡公山遗址出土的尖状器 在我看来，走出大山，定居大平原，人类文明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许正是因为此，荆州鸡公山的考古发现，才是划时代的，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记得几年前，当我曾在一个关于“荆楚八千年”的座谈会上抛出过这个观点时。虽然，当时也曾引起了会议主持者的注意，认为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但有位社科界的专家却非常明显地摇了摇头。 我想，我的这个论点是有一系列的考古成果作为证据链作支撑的。难道不是吗？ 中国原始人类从远古时期开始在荆州改穴居山洞为平原定居，从而推动了江汉城市群的发展既然鸡公山的发现是考古空白，那么，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古人类无论是北方的“山顶洞人”，还是南方的郧县人、长阳人，都是穴居在大山里，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当原始人类当中的一支——“鸡公山人”从山洞里钻出来时，以荆州为中心富饶的江汉平原，便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的原始人类是从远古时期九州之一的荆州开始改穴居山洞为平原定居，于是，中国古老的城市开始出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已在大荆州的范围内，相继发掘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古城——城头山、中国早期最大的古城——石家河、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城市群——石家河文化遗址城市群和两千多年前世界上最大的古城——楚故都纪南城。 这些有着中国之最或世界之最的古老城市，与几万年前的鸡公山遗址一起，似乎证明了“中国人”正是发源于荆楚大地，或者说，中国人从原始人向文明人的转变，是在江汉平原肇基的。 也许，正是因为此，楚学泰斗张正明先生才将楚文化誉为“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化”。 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说：江汉平原也和其它地区一起，共同孕育了中国的古代文明？ 当然，上述结论并非空穴来风，有专家就认为，在自身文化高涨的基础上扩建、加固中国古代最早的古城，是古代荆州地区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是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以城头山古城址为例，这个位于湖南澧县的古老城市，虽历经了6000多年的沧桑巨变，土筑的城垣与护城壕仍然历历在目。 考古专家从城内发掘出了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路、密集而重叠的氏族墓葬和保存完好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 在城头山古城未确证之前，当时中国最早的古城则是位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郑州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 城头山的发现，将中国古城出现的时间推前了700～800年。 专家认为，城头山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古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城邑文化遗存保留得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具有我国早期古城最完整的古城布局；也是目前所知延用时间最长、地层（文化）关系最清晰的城址。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是迄今中国发现时代早、文物丰富、保护完整的古城遗址。 而在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古城，面积则多达100万平方米，略呈长方形，是迄今所知我国早期古城中最大的一座。虽然，城址内的布局没有完全探明，但在发掘中发现了密集的居住区、专门的手工业区、宗教活动中心，等等。  作为一座史前的特大城市，石家河古城已经不仅仅只是单纯用于防御的军事城堡，而是一座具有经济中心、社会权力中心性质的现代意义的城市。 而相比同时期黄河流域的古城，大多仅仅只有数万平方米，就是最大的城子崖龙山城址，也只有20万平方米。比起石家河古城，不但面积相差的非常悬殊，在城市功能上也不能相比。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西北部的石河镇，这里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等级最高、且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距今5000～3800年。 中国古代早期文明，从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逐渐扩散开去。如同警察探案，考古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古人类惟一在平原的居住地——中国最古老的古城——中国早期最大的古城。  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博导严文明先生在比较了其他地区的古城遗址后认为，以现有材料看，古城址的发展“年代较早且发展水平较高的应在长江中游和下游”。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古代的早期文明，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逐渐扩散开去。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正如历史学教授易中天先生所言：“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 城市革命，既是文明出现的象征，也是国家诞生的象征。 换言之，一个族群的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仅仅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而一不国家。  对于这个问题，易中天教授曾经诙谐地说过：“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而在考古学家刘彬徽先生看来：“'城市革命’率先发达于江汉洞庭地区。在'古城、古国时代’，由处于领先地位的地区之一，发展到了'最早的文明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由此可证这一地区在我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对此，已故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参观了荆州古遗址和荆州博物馆里的出土文物后，受到极大震撼，回去后一连撰写了两篇文章： 《中国古史应当重写》《中国历史必须重写》，明确地提出了“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以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的论点。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编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书中，定论全人类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综观世界文明史，世界早期文明大都是诞生于土地肥沃的江河平原地区，中国的早期文明也应如此。  “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套用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的话来说，只有用考古发掘出的实证材料做出的结论，才是科学和严谨的。因此，历史学的观点，必须靠考古学做支撑。 也许，我这篇短文在现时的理论上是站不住脚。我并非科班出生，但我愿意从历史规律和考古发现为基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何？远古史太过久远太过模糊太缺少实证，而多一点想象空间，也就多了一些科学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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