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节之 辞旧迎新中国年
作者：吴穷
今年的梅花来得早，水边的梅花一树又一树，暗香浮动。 比梅花来得更早的热热闹闹的年味儿。千门万户，除尘打扫、腊肉腌制、零食采购、新衣添置，如朝圣般的返乡游子……满满仪式感的行为，赋予了日常特别的意义。 春节是中华民族诸多节日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完美的春节，要从旧年的最后一天，一直绵延到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才算结束。 岁序更替，从旧一岁的结束，到新一岁的开始，中国人用最隆重的的仪式来表达对这个时间转换节点的特殊情感。 为什么会有春节？最早的春节是什么样子？ 先民把答案，藏在那些关于过年的诸多民间故事里。 在时间计量逐渐形成的远古年代，最难熬的是冬季，天寒地冻，食物稀少；但熬过了月穷岁尽的年三十，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日子了。那些美丽的传说和习俗，于是和春节这个节日一起，帮助先民战胜了对严寒的恐怖，并跨越了时间、空间，甚至跨越了民族，延续几千年而经久不息。那些虚无又纯粹的家国情怀，也因每一个人在每一年的同样时间开展了同样的活动，有了华丽的附着，数千年循环不止，生生不息。 作为传统节日的春节，最早于汉代。《后汉书》记载，新年第一天，朝廷举办了大朝会，除了赐宴欢饮，汉武帝还让大家针对经史中的问题展开辩论，并规定，胜者可以将败者的坐席拿过来垫在自己的坐席之下。有个叫戴凭的儒生，凭着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口才，驳倒了一位又一位儒生，到最后“重坐五十余席”。“戴凭重席”的从容，源自平日累积的深厚功底。 中华民族沿袭数千年的重大节庆，大都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端午节之“菖蒲酒”，重阳节之“菊花酒”。古代春节饮的酒，也和平日不同，称为椒柏酒和屠苏酒。椒柏酒是分别用花椒、柏叶酿制的两种酒，取其多子、长寿之意；屠苏酒的得名说法不一，一说屠苏是草药名，一说是造酒的草庵名。历代过年饮屠苏酒的风俗也很别致，古时讲究长幼有序，饮食总是长者为先，但是屠苏酒却相反，合家共饮时，饮酒的顺序是自少而老，苏轼写“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说的就是这种风俗。《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贾府除夕祭祀仪式完成后，“男东女西归坐”，饮的也还是屠苏酒。 公元1069年正月初一，王安石在京城饮罢屠苏酒，挥毫写下一首七绝。 元，是初始的意思；元日，是新年之始，也是春之始、月之始。隋朝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写道：“正月一日为元日，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 这首《元日》大约是历代所有写新年诗词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爆竹除岁、春风送暖、饮屠苏酒、换新桃符，诗歌穿过千年的时光，展现给我们的依旧是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一幅辞旧迎新的万象图景。 中国人一直很关注一个现象，为什么人的道路不同、命运不一？为什么一些人物能够建立不朽功勋？古人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志。志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树立的人生理想与使命感，有志向就会有动力，有动力便能引领行动，攻坚克难，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若无志的指引，即便天资颖异，也只能一事无成《伤仲永》。 “诗言志”，诗人往往将自己的心志隐晦地藏在诗作中，结合写作背景，才能领会其深意。孟浩然写给张九龄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是表达渴求赏识之意；张籍写给李师道的“换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是借节妇之口，委婉拒绝政治拉拢。如此，《元日》的所言何志？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先生，被封“荆国公”。他，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方面成就都很高：其诗风格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被称为“王荆公体”；其词存世不多，但大多尝试开新风；其文更是雄健简练，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和。文坛领袖欧阳修初读王安石的文章，便惊叹他的才情，赠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称赞这位后起之秀有李白、韩愈的功力和风骨。谁料王安石在《酬永叔见寄》诗中作答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他不愿做韩愈那样的文学家，而是希望追循孟子。他的志，就是要做辅佐明君的贤臣，经世治国，造福苍生。 他有立志的高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 有守志的刚毅：“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游褒禅山记》） 庆历二年即公元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高中进士第四，出任签书淮南判官，步入仕途。 初入仕途的王安石，亲眼目睹了范仲淹庆历改革失败的全过程。这件事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在此后的仕途中，王安石多次拒绝入京任职。 基层，能让他更多地实践自己的政治志愿。 1047年年初，二十七岁的王安石任鄞县知县，独当一县。 为了兴修水利，让百姓免受旱灾之苦，王安石跑遍全县14个乡。他登上高山，看采石工人凿石；乘船周游，考察地形地貌；亲临开渠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深入村庄院落，宣讲治水事宜。天刚放亮，已经踏上征途；夜已深沉，还在路上奔走……他不知疲倦，克己奉公，明代古文家茅坤感叹：“县令如此，知非俗吏。” 贫困的鄞县成为王安石的改革试验田，他在鄞县首创县学，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乡民。后来新法中实施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科举改革等，都有他治理鄞县的影子。 在这里，他为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考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并且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离任后，鄞县百姓集资为他修建祠庙，祭祀活动一直延续至清代。 鄞县治理给予了王安石经验与信心，他陆续在通判、判官、知府等直接接触社会运转的地方官职位上，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改革措施。 公元1068年四月初四，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的王安石，终于接受了皇帝宋朝第六任皇帝神宗的“越次入对”。 那是二十二岁的宋神宗与四十八岁的王安石第一次见面。 这一刻，距离他向宋仁宗上改革书——《上皇帝万言书》，过去了十年。 神宗是欲励精图治的君主，他有制服两蕃、恢复汉唐疆土的雄心。制服两蕃，有赖于建立一支强大能战的军队；而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 但，宋神宗没有这个家底。此时，貌似强大的大宋帝国，不止要面对北辽、西夏的虎视眈眈，还要面对冗员、冗兵、冗费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 宋神宗急切地需要一位力行大改的能臣。 王安石以自己洞察世事、体察民情的治国能力，得到了大宋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不久，他又向皇帝上了一道折子——《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宋朝立国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作出了详细解答，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以来的种种弊端：国家之所以百年无事，是老天爷眷顾，但百年无事的背后有许多隐忧，政治上因循守旧，农民负担很重，军事上积重难返。要想改变眼前的困局，唯有施行新政。 一对一奏，王安石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体察和深刻的改革思想，尤其是那句“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令神宗怦然心动。 宋神宗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王安石，他重用王安石，入阁拜相、主持熙宁新政。 年逾半百，王安石终于迎来实现自己人生志向的机会。 这位改革家，以财经改革为核心，兼顾军事与科举改革，大刀阔斧地推行了“青苗法”等一系列新法。 这场持续十六年之久的革新，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之一。他运用现代的国家干预主义理念，强化政府对商业的干预，并试图开创借助金融资本扩大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之路，实现国家利益与民生的双赢，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制服“两蕃”的最终目标。 凭借其超前的财经改革思想，清廉自守的品格和舍我其谁的勇气，王安石拉开了与同时代的政治人物距离。 但任何一项重大的革新，必然要触动贵族阶层的利益，从而毫无疑问要受到重重阻力。新法刚刚推出，便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新法推行的十六年，也是天下反对滔滔的十六年。 这个无私无畏的人，被后来的正史描摹成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生财忘义、变乱祖宗法度以至导致国家灭亡之人。 但是，与王安石同时期的贤人，和王安石所争论的只是对新法的不同看法，从未有人诋毁王安石的个人品德。 苏轼因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在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连旧党都在观望时，已经赋闲的王安石上书皇帝“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恰恰是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众人之一。 后来，离开黄州的苏轼，特意绕道金陵，和骑着毛驴的王安石同游钟山，谈禅谈诗谈学术，也谈政治得失； 更久的后来，司马光在废除全部新政后，又上奏宋哲宗称，实行青苗法对百姓是有利的。 谁说知先觉者，总是要以孤独与寂寞、被误解甚至众叛亲离为代价呢？ 其实，无论革新变法的结果如何，都无法掩盖出发时壮志凌云的光彩。 公元1069年，正月初一，桃李春风里，这位怀着赤诚心、立志为天下苍生革故鼎新的政治家，在新法即将轰轰烈烈展开的前夕，怀揣对未来的信念，满心欢喜。 他迎接的，是一个簇新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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