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海边的卡夫卡》晚遇，在春节之前倒数的第三天

“晚遇”两个字，就是十年的无情光阴。

最初知道村上春树和《挪威的森林》以及《海边的卡夫卡》是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一期专题报道，记得那期还谈到了《且听风吟》和《刺杀骑士团长》。

这个寒假的阅读似乎绕不开我们的东洋邻国，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和村上春树的《卡夫卡》一起阅读，这该是怎样的体验。

似乎能带来一种割裂的感觉。

谁也不会否认村上春树的美，谁也难忘鬼子的凶残。

林少华翻译的村上作品应该是得到了一众文艺青年的拥戴的，这是翻译的味道。正如刘慈欣的《三体》风靡美利坚不能不说翻译的居功至伟。

说起村上春树和《卡夫卡》，不得不想起川端康成的《雪国》和《伊豆的舞女》，以及夏目漱石和井上靖。

日本作家，除东野圭吾以外，早在二三十年之前介绍到中国的日本作家，那种空灵简直与我们根深蒂固的认知是错位的。

也许，我还能从郁达夫先生的《沉沦》里找寻一些难以忘却的气息，然而现在，谁还记得《沉沦》里不甘沉沦的先辈与青春有力的知识分子。

日本文学固有可读之处，然在还没有阅读过咱们国家的文学的情况下，就妄下中国文学不及东洋文学的结论，未免太不自信，未免幼稚可笑。

尽管我这“晚遇”看似相见恨晚的意思，但其实，我还是要先读完《抗日战争》才会思考要不要读《海边的卡夫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