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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距离解放军首次授衔刚刚过去3年的时间，身为元帅的刘伯承却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辞职”。之后在北京的某次会议上，刘伯承虽然抱病做出了“检讨”，但彭德怀还是点名批评了他。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刘伯承做了怎样的事情，竟然能让彭老总点名批评他呢？  刘伯承 严于律己，拒绝特殊的刘伯承开国元帅刘伯承不仅学识渊博、战功赫赫，还毕生严于律己、不求索取。他时时刻刻关心着百姓，将一切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堪称“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第129师转战南北，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他却因为操劳过度，不慎在1942年夏天患上了疟疾。疟疾在现代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在当时那个医疗技术不发达的年代，对他们来说却是可以要命的大病。 卫生处的李医生知道后连忙给刘伯承，但却因为消毒不合格，导致用药部分感染，于是师卫生部的钱信忠带着另外一名医生重新为刘伯承治病。经过检查后发现，刘伯承感染的部位红肿得十分严重，钱信忠和刘伯承商量：“现在必须要做手术切除感染部位，不然越拖情况越严重。”  刘伯承点点头，说：“钱医生，那我就把我这条命交给你了！”钱信忠马上吩咐助手准备一支麻药，没想到刘伯承却说：“钱医生，现在物资很紧张，我这只是一个小手术，就不用麻药了。” 钱信忠劝道：“师长，还是用麻药吧，这个手术虽然不大，但做起来可是很疼的。”刘伯承摇了摇头，说：“不用了，我能行，我们八路军什么苦没有吃过？这点痛算得了什么？来吧！” 手术开始了，随着手术刀的声音，医生们的心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但刘伯承还是伏在床上，一声不吭。钱信忠关心地问：“师长，您还行吗？”刘伯承回答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却格外镇静：“行，我可以坚持！” 手术结束后，钱信忠长长舒了一口气，十分愧疚地说：“刘师长真是对不起，如果不是我们的失职，您也不需要承受这种痛苦。”  刘伯承接过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笑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们通过这件事可以吸取教训，我这点痛也算没有白挨。” 对于之前那位操作失误的医生，刘伯承也没有意思责骂，而是嘱咐钱信忠：
刘伯承就是这样一位宽于待人的人物，对于犯错的人，只要有悔改之心，刘伯承都会选择原谅，并给予他机会“重新做人”。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奉命率部挺进大别山，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大别山的时候，已经是11月末了。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大别山到处都呈现出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现象。 敌军遭受我军打击后，立即做出相应的作战部署，并调集33个旅对我军进行围攻。大别山的环境十分恶劣，面前又有来势汹汹的敌军，刘伯承的安危冷暖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毕竟他可是和大军征战的成败息息相关。  但是刘伯承进入大别山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床棉被、一条褥子，如果想凭借着这些度过寒冷的冬天，可是非常困难的。警卫员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他们刚刚到大别山，我军又是远离后方作战的，那么能去哪里找到一床厚棉被呢？就在警卫员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警卫部队回来了，他们打土豪劣绅的时候刚好分到一条毛毯，于是警卫员们连忙将这条毛毯铺到刘伯承的床上。 刘伯承回来休息的时候发现床上多了一条毛毯，细问之下才明白，他严肃地说：“既然这条毛毯是打土豪得来的，那么就是贫下中农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拿群众的东西呢？还回去吧。” 刘伯承坚持让警卫人员将毛毯送回去，警卫虽然明面上答应了，但还是将毛毯偷偷留下了，藏在一床夹被里，他不忍心刘伯承受冻。 刘伯承晚上睡觉的时候，尽管没有看出任何异样，但躺在上面的时候却发现了。刘伯承一脸严肃地将警卫喊来，让他将毛毯取出，否则自己就不休息。 警卫只好服从命令，刘伯承这才笑着对他说：“咱们不是有专用的'金丝毛毯’吗？就用那个吧，多铺点暖和！”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一定非常疑惑，既然他们有金丝毛毯，为何不用呢？刘伯承口中的“金丝毛毯”又是什么呢？ 其实说到“金丝毛毯”，还有另一段故事。那是刘邓大军刚刚进入大别山不久，当时敌我双方的斗争还是非常紧张的，有些地方甚至呈现拉锯状态。 只要我军刚走，敌人就会从山上下来，他们所到之处，群众都被抢劫一空。刘伯承多次强调，我军到达的时候不要惊扰群众，更要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我军部队吃的粮食是用银元买来的，烧的柴火也是和老乡买的。 当时司令部有一位饲养员将刚刚上过秤的稻草抱去喂马，由于抱得太多，导致身后落了不少，而这一幕恰好被刘伯承看到。 刘伯承走过去跟在饲养员的身后，悄悄地将遗落的稻草给捡起来，最后追赶上那位饲养员，将稻草交给他，并意味深长地说：“稻草可是宝贝，牛需要用它充饥，人需要用它铺床，灶需要他烧火！牛吃起来就像是'细条挂面’，而我们铺起来就像是'金丝毛毯’！” 这也就是“金丝毛毯”的来历，原来“金丝毛毯”不是毛毯，而是稻草。此后刘伯承就睡着“金丝毛毯”，在大别山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刘伯承因何事提出辞职？1950年6月，中央军委成立军训部，统一指导全军的军事训练。不久后又由领导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主持，朱德和聂荣臻等人参加，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创办军队院校的问题。 在会议上正式确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一所适合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个军团兵种都要建立自己的技术学校，首先全军要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 刘伯承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高兴，他立即给党中央写去一封信，希望能够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等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他在信中诚恳地写道：
 党中央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批准刘伯承这一要求，毛主席和朱德也给他写了信，让他尽快将西南的工作移交给邓小平和贺龙，随后前往北京筹建陆军大学。 其实党中央这样决定也是有自己道理的，首先刘伯承曾在1926年领导泸顺起义的时候，就曾在起义部队中办过泸州纳溪军政学校；其次在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退居广东后，刘伯承还曾想通过办军校重振军旅。 没过多久，刘伯承就前往苏联比较出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没过多久又担任红军学校的校长。 长征途中，刘伯承虽然身为红军的总参谋长，但他还是先后担任好红四和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的校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仍担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校长，为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和壮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 从以上种种都能看出，刘伯承是有当校长经验的，因此这个职务非他莫属。  在陆大筹备期间，周恩来曾三次会见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并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对办好学校的指示，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 紧接着周恩来和刘伯承开始商讨军事学校的地址和名字的问题，周恩来说：“现在正是国民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的关键时期，我们可以将学校暂时设在南京，将来等条件更好一些，再迁到北京来。” 刘伯承觉得周恩来的话很有道理，便同意将学校设在南京。关于校名的问题，刘伯承说：“我们现有的兵种虽然只有陆军，但将来必定会增加空军和海军，这样一来'陆军大学’就不合适了。” 刘伯承顿了顿继续说：“我觉得应该叫'军事学院’，这样更加合适。”周恩来表示十分赞同，这样既可以压缩人员编制，又能包括其他科的兵种，有利于组织合同作战等活动，于是说：“那就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吧！”  在刘伯承的领导下，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就在南京成立了。1950年11月下旬，学员们陆续从全国各地来到学院报到。 刘伯承之前为了革命事业，在战争年代受了许多伤，但他仍强撑着自己的病体，摸索该如何创办好军事院校，并提出了“治军先治校”的至理名言。 1958年，中央军委为了更好建设我党军队的内部秩序，开展了一项运动。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我军一直向苏联学习，所用的教材也大多都是苏联方面的。 但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中央军委认为我国在军事方面所学习的苏联军事理念存在着一定的缺点，更何况有很多内容已经不再适合我军。除此之外军事学院内所使用的一直都是西方的军事课本和案例，这些和我军的情况也不是很符合，于是中央军委决定从上到下做一个大整改。 在此期间负责军事学院的刘伯承自然首当其冲，事情发生的时候，刘伯承因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毛主席知道后给他写去一封信，说只要他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就可以了，不用在会议中进行检讨。  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对组织也是尊重的，他今年已经66岁了，身体还不好，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然而刘伯承却坚持为自己写了一份检讨书，并在会议期间念了出来。当时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当念到动情处语调哽咽，几不成句。检讨结束后，台下发出久经不息的掌声…… 最令人意外的是刘伯承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辞职”，事后刘伯承给毛主席写信，在信中说明自身的原因，也请求毛主席能够免除自己在军事学院内的各项职务。 不久后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伯承的辞职信，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彭德怀和刘伯承的误会1958年5月，我党召开了第八届五中全会，彭老总在会议上点名批评刘伯承。  刘伯承和彭德怀都是新中国的有功之臣，那么他们两个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实则这都和多年前的一次误会有关。 毛主席在宁都会议被解除职务后，刘伯承担任红军的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主席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和朱德，具体指挥第四次饭“围剿”战役。 当时打游击战还是正规战的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林彪、朱德和彭德怀等人极力主张打游击战，但博古、张闻天等“洋派”却不同意。 而刘伯承在两派争论的时候投了“洋派”一票，由于刘伯承是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是苏区中唯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同时他的资历和能力也是很强的，因此在我军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此时的刘伯承是怀着一种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毛主席、彭德怀等人主张的“游击主义”的不同看法文章。 刘伯承这一举动也获得了林彪和彭德怀的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不满地说：“按照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地早就卖光了！” 林彪也气冲冲地说：“其他人都不行，就他一人行！我们的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的啊？打正规战？我们拿什么打啊？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好了！” 彭德怀和林彪从战争的实践中领悟到游击战的真谛，因此对刘伯承的文章是非常反感的，这件事也令他们两个对刘伯承有了先入为主的不好好印象。 接下来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发生了红三军团攻打南风受挫的事情，这也令彭德怀更是将刘伯承当成“洋派”的前台人物。 此时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名义上是以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前方局指挥，但博古等人以来就提出要改变之前的作战计划，并说：“应该先渡过赣江攻打南城、黎川等地，最后再夺取南丰。” 周恩来等人经过认真的分析后，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可行的，几次致电博古，反对攻打南城和南丰。然而博古等后方局成员根本听不进去，并于1933年2月4日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在这种情况下，前方只好同意攻打南丰。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彭德怀带领的红三军团，他在接到命令后十分震惊，当即给周恩来打去电话：“这是谁出的鬼主意？南丰城易守难攻，我们兵力和装备都不行，打得下来吗？” 周恩来也是有苦难言，只能劝对方：“彭军团长，这是中央的决定，你还是打吧！” 彭德怀生气地说：“打！不把三军团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说完便“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果然不出所料，当红三军团向南丰城进攻的时候，却被敌军用坚固的工事给反击了。红三军团激战到半夜，牺牲了三师师长和两个团长，伤亡了400多人，但仍没有将敌军的堡垒给攻下。 彭德怀接到前线的电报十分心痛，一个晚上就折损了400多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红三军团可经不住重创啊！彭德怀跳着脚骂：“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本都没有了！什么正规战，全是刘伯承在那里瞎指挥！赶紧给我撤退！” 彭德怀以为攻打南丰是刘伯承下达的命令，实则刘伯承也不同意强攻南丰。刘伯承曾认真研究过周恩来发的电报，认为前方军是有发言权的，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才是。 当天晚上刘伯承将自己的意见告诉给项英等人，但他们并没有听进去，刘伯承的建议也不了了之。由于彭德怀并不了解强攻南丰的真相，因此将这一指挥错误都算在了刘伯承的头上。 其实两位元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同样是起步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除此之外他们分别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阵营中。 按理说刘伯承和彭德怀应该更有话题才对，但作为开国元帅，刘伯承大智大勇中还多了几分儒雅，彭德怀则多了几分勇武。由于脾气秉性、文化素养和生活阅历上的诧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产生分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刘伯承向来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思想，更要不断发展新的军事理念。不过随着和毛主席的接触越来越深，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所以在之后的时间内虚心请教毛主席，将胸中的韬略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则担任下辖的129师师长，两人的角色对比红军时期发生了转变，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身为主帅则在内统帅全局。 在此期间彭德怀多次到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并传达部署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 1940年3月到9月，彭德怀领导发起“百团大战”，一举歼灭4.3万余人，而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就是刘伯承率领的129师。这一时期刘伯承和彭德怀配合的十分默契，也没有传出什么不合的传言。 也正是因为这些误会，才会令彭德怀在1958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刘伯承。不过不管是刘伯承还是彭德怀，他们两个的出发点都是为国家着想。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带着全家移居北京，这天不少军事学院的教员和学生们都来到南京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站在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自己去车站。 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为感激大家为自己送行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新任院长廖汉生看着刘伯承孤独的身影，不免感慨道：“这个老首长啊……” 1964年刘伯承前往东北进行考察，而在这次考察途中也发生了意外。刘伯承在前往东北的途中不幸眼疾发作，一时间头晕眼花，连面前的东西也看不清，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坚持上路，这也导致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1986年10月，刘伯承元帅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到此中是这样评价他的：“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俭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做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权，一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最高境界……” 这些话是对刘伯承元帅革命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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