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宋十八朝》，纵贯三百年风云，每集三五千字，随性而作，随性更新，清新易懂，可读性强，老少皆宜。看书不再打瞌睡，换个思路读历史，一上手就放不下，欢迎关注、留言、转发、批评…… 为方便书迷，本文提供音频（两个版本可选），让眼睛休息，值得拥有： 
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王安石着手推行变法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个失败的结局。 21世纪的科学思想，穿越到11世纪去搞事情，难怪推不动。富国强兵的出发点，表面上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次变法，却有个致命的弱点。 此处，不妨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和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搞个对比。不管是在变法的广度上，还是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超过庆历新政。但，二者重心明显不同。 庆历新政，重点在于干部队伍改革。范仲淹提出的十大改革措施，前四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都是针对干部队伍。而王安石变法，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国家宏观调力度，积极落实金融政策，让政府倾力于经济建设。
按照王安石的本意，推进经济改革，其目的就是“促生产”“均赋税”“抑兼并”，出发点毫无问题，只是实际遇到的问题无法克服。 一方面，政策自身就有问题。二方面，政策执行也有问题。 比如《青苗法》。本意是救济老百姓于青黄不接，出发点很好。但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并不是无息贷款，而是年息二分，尽管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老百姓，压力也不小。欧阳修就曾经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这是在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而且，在执行过程中，贷款利息逐渐跑偏，有的地方执行三分利息，有的地方干部乘机加码勒索，甚至造成利息翻倍。好政策，得到了乱执行。
比如《免役法》。本意是老百姓交了免役钱后，可免除义务劳役。但政策到了地方，就完全变了样。免役钱交了，义务打工还是要做。成本反而增加了，两头受罪。神宗皇帝都批评这事：“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 再说《市易法》。本意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目的是抑制商户群体对商品价格的垄断。但在具体操作中，市易务作为资本雄厚的“央企”，取代富商，成了新的垄断力量。这不，撵走了狼，来了虎。 实际上，封建时代，大多数的好政策到了基层都跑偏。政策执行是个问题，只要是人在执行，就有漏洞。 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黄金时代，当推战国。比如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梳理一下可以发现，战国时代的变法，都是由上而下，从权贵阶层开刀。
为啥要自上而下？手握权力的权贵阶层如果不接受新法，那新法咋推？变法的内容虽然重要，但如果得不到执行，也只是一个文件而已。所以，整顿干部队伍，是变法能不能落地到位的前提。商鞅变法凭啥成功，就在于先整自己人。 宋朝积贫积弱，主要原因就是三冗：冗兵、冗官、冗禄。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变法，实际上只解决了“冗兵”问题，“冗官”“冗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经过一番努力，离目标越来越远。 为啥“冗兵”问题一下就搞定了呢？士兵属于社会底层，没有权力，裁撤起来简单粗暴。而“冗官”“冗禄”，都是有权力的官僚阶层，属于“自己人”，大刀阔斧改革，阻力太大。
实际上，王安石整顿干部队伍，能力确实有限，皇帝从来就没有授予他独断专行的大权。到处都遇到比自己权力大的人，随时随地挨批评。改革？改个毛线。 正是基于这一重要政治背景，王安石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在于开源，而不在于节流。他千方百计，就是为了努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不是削减财政支出。 虽然，他在金融领域和物流流域进行了很大努力，但效果比较局限。古代，科技对生产力的影响十分有限，生产力达到了一定水平，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瓶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如果国家总体财富维持稳定，那么，国家财政实现增长，相应的百姓收入就要减少。所以，开展所谓的经济改革，容易被认为是“与民争利”，国家发放高息贷款，推行专卖制，搞市场垄断等，都在打击民间经济。
正是由于新法存在种种弊端，尤其是执行不力，王安石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 公开站出来反对新法的人中，大部分都有身份有地位，说话有分量。 韩琦、富弼、欧阳修、程颢等，反对《青苗法》；苏轼、苏辙等，反对《均输法》；文彦博等，反对《市易法》。司马光就全面了，几乎反对王安石的每一项政策。 文化人都坦荡。这些大领导提出反对意见，都有实实在在的理论依据。 启书有益此处有个疑惑，王安石在推行新法之前，不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么？不提请皇帝召集会议协商，统一思想的么？
事情搞得这么火爆，皇帝的态度是啥？实际上，神宗皇帝的态度和明确：“小王啊，不要怕，你放心搞，我支持你！我相信你可以搞出成绩来！”皇帝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并没有减轻王安石的压力，他工作起来越发老火。 熙宁二年，王安石参知政事，两年后被提拔为宰相。职务上虽然得到了升迁，但随着新法的推行，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咋搞？王安石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恋权，只是一门心思希望国家富强，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提交了辞职报告。宋神宗哪可能让他就这样退居二线，表示不签字。但王安石态度很坚决，一连提交了六次辞职报告。
竟然有这么“牛”的人，神宗皇帝只好签字同意。王安石的辞职，并没有阻止新法的继续实施。在韩绛、吕惠卿等人的努力下，新法继续推行。 一年后（公元1075年），神宗皇帝再召王安石入相。但是，二次入相，对于王安石来说，一点成就感也无。反对派的攻击竟然只增不减，而且新法集团也已经产生了裂变。 口头上主张“改革”的人很多，但并不都像王安石一般高风亮节。这里面有投机分子，摸着皇帝的意图，把变法视为求取功名的捷径。改革派产生分裂，王安石和改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开始分道扬镳。 更要命的是，宋神宗开始对王安石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言听计从。在变法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皇帝和宰相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分歧。不仅如此，王安石的新法还遭到来自于后宫以及皇亲国戚的压力。多方压力的存在，让这位改革的总设计师心力交瘁。
这期间，王安石的长子又去世，他简直悲痛欲绝。熬到熙宁九年（公元1075年），复相后一年，王安石又一次递交辞职报告。尽管宋神宗还是极力挽留，但王安石表示坚决不搞了。 王安石主持变法，前前后后一共六年。新法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辞职而中止，宋神宗在变法这件事上，态度是坚定的。所以说，神宗堪称宋朝三百年历史中最有改革进取精神的皇帝，没有之一。 不过，这里面有个有趣的现象。虽然当时不少著名人士不同程度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对事不对人，他们只是反对王安石提出的政策，对于王的道德操守、学问文章，还是充满敬意。
文化人，有格局，不带人身攻击的。 其中，变法的最大反对派司马光就曾在私人书信中评价王安石：“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虽然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差强人意，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就，那就是王韶开河熙之地。 在宋神宗即位前后，宋夏战争再度爆发，西北局势焦人。熙宁元年，王安石举荐还是无名之辈的王韶写了一个“平戎三策”，提出：“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 大致内容：西夏是国家一大威胁，且河湟地区常年不稳定，如果西夏派兵占据此地，会把国家推入无法挽救的深渊。对此，需要出兵占据河湟地区，可以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来解决西夏的威胁。
这个战略主张就是先收复河湟，让西夏腹背受敌，有效扭转与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这个战略，和西汉张骞“断匈奴右臂”战略简直异曲同工。 王韶是大宋的传奇人物之一。他自幼是孤儿，进士出身，早年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没有考过。一气之下，自费游历陕西，顺带了解西北边疆局势。若干年后，竟然成了西北问题的一流战略专家。他上报的建议，看得神宗一拍桌子：“安排，把这小王给我叫来，我要请他喝茶吃饭！” 这一次面试作用很大。熙宁四年，王韶被任命为主洮河安抚司事，经营河湟。 河湟谷地在汉唐时就是战略要地。东汉时，汉与西羌多次争取河湟谷地；唐朝时，河湟谷地则是唐与吐蕃的一块主战场。宋朝与汉唐相比，国土面积小了许多，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契丹之手，河西走廊落入西夏之手，而战略要地河湟谷地则被控制在西蕃手里。
蕃部的俞龙珂在青唐地区势力最大，渭源的羌人与夏人他都想加以节制。大家都建议先对俞龙珂进行讨伐。 王韶抵达秦州后，带领数骑直到俞龙珂的帐中，给他分析其成败胜负，当晚又留宿在那里，足足谈判一夜。第二天早晨，羌人、夏人都派遣他们的一些重要首领随王韶东去了。王招抚了西蕃俞龙珂部下十二万人。 很有意思的是，俞龙珂之所以愿意归附宋朝，是因为他是包拯的铁杆粉丝，十分仰慕包青天的人品。归顺之后，他竟然给宋神宗提了一个请求，要皇帝赐“包”姓，和偶像拉近距离。 俞龙珂部归附后，王韶继续西进，进攻西蕃诸羌部落。王韶有谋有勇，宋军进攻遇到诸羌抵抗，抵不住的时候，王韶就亲自披甲上阵，力挽狂澜，反败为胜，并且占领武胜，建镇洮军。
宋神宗特别发出通知，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设熙河路（相当于省），王韶升任经略安抚使。 王韶继续开疆拓地，很快，河州酋豪瞎药投降，宋神宗同样给他赐“包”姓：“老包，你看我又给你赚回一批粉丝！” 熙宁六年，王韶接连收复河州、岷州、宕州、洮州、叠州，进军一千八百里，斩敌数千人，取得了辉煌战果。宋神宗大喜过望，提拔他为左谏议大夫。 但是，在王韶离开河熙前往朝廷任职后，西蕃势力继续卷土重来。 西蕃首领木征乘王韶离去之机反攻，在熙宁七年的踏白城之战中，大败宋军，河州知州景思立战死。之后，木征又进攻岷州，继而围攻河州。西部局势恶化，宋神宗又一次把王韶派往前线。
王韶抵达熙州后，并没有马上援救被围困的河州，而是围魏救赵，出动两万精兵，进攻定羌城，切断木征后援。木征不得不放弃对河州的围困而退兵。王韶对木征穷追猛打，斩首七千余级。木征走投无路，只得缴械投降。 他开熙河六州之地，拓地两千里，收复中原政权沦陷二百年之地。他解河州之围，擒木征以致阙下。王韶的表演，不仅是大宋历史上的传奇，更是对改革派的鼓舞。 王韶的成功，和王安石的极力推荐提拔有直接关系。王韶用实际行动，让所有人看到“强国梦”的希望。
后人评价王韶说：“韶以书生知书，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他为帝国收复了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就举世瞩目。 王韶后来官至枢密副使，从默默无闻的地方干部，一举成为国家栋梁。有人称他为“三奇副使”。三奇，指是是奇计、奇捷、奇赏。奇计，说的是他的平戎奇策；奇捷，是他在战争中取得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胜利；奇赏，指的是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和当年的包拯的职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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