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除夕夜，广东佛山区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的民警，在管辖的小区内巡查时，发现一名七八十岁的老人，正在小区的显眼位置张贴写满大字的告示。 民警见状，上前拜托老人不要再贴了。先不说这样的行为会损害公共卫生和社区环境，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也不该在大过年的折腾自己。 但老人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而小区里的大字报也引来了周围居民的疑惑和议论。  大字报的标题是：看那毒女人卫某的丑恶面目。 内容充满了对卫某的攻击和谩骂。 小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这位老人经常在小区贴大字报，他们已经撕了好几次，但每清一次，她就贴一次。 无奈之下，居委会请物业公司帮助清理，但老人看到后总会追着物业人员去骂，不让人撕。 到底是怎样的恩怨，让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不惜以这种“昭告天下”的方式也要揭露一个人的“恶行”呢？ 1“我大儿子本来是好人来着，就是那个毒女人弄坏的，我好心疼啊。”  张贴大字报的老人姓余，而她口中的“毒女人”，名叫卫红，她是自己的大儿媳，也是大字报标题中被指责的对象。 余大妈共有4个子女，两个女儿在深圳，两个儿子在佛山。 余大妈年轻的时候靠做衣服为生，大儿子经常会帮忙，很听父母的话。但自从结婚后，原本听话懂事的大儿子整个人都变了。 “家务的开支都是我儿子出的，用不完的钱还要上交给她，她的钱就全部存在银行里边，所以我的儿子身无分文。”  对大儿媳不满的不只是余大妈，余大妈的丈夫在提起儿媳时也是愤愤不平。 老两口一致认为大儿子结婚后，钱就被儿媳卫红牢牢把控着。这让他们很不满意，但他们的大儿子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余大妈的大儿子叫阿明，得知记者是父母找来的以后，当下便知记者想要采访自己的用意。 他不愿意露面，更不愿意见到自己的父母，只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向记者大倒苦水。 阿明说，自己三十岁才结婚，结婚前自己的全部工资收入全都被母亲拿走了。结婚以后，除正常的开支外，剩余的钱也都给了母亲。 但即便如此，母亲还是不满足。 “她不满足的，她还想要掌管我妻子的那份钱。我有一个家庭的，（钱）怎么能给你掌管呢？”  其实，从大字报的描述里也可以看出，经济问题是余大妈对大儿子、大儿媳，产生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余大妈对儿子阿明一家，多年来极少与父母来往的行为也颇为不满。 据余大妈的老伴儿讲，大儿子阿明与自己同住一个小区，相隔仅两栋楼，直线距离也就100米左右，但阿明却极少来看自己的父母，逢年过节也不走动。 如果说，之前两代人的矛盾还只是日常琐事，磕磕碰碰的话，那么2013年，余大妈的一场病，则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爆发点。  “主要就是2013年，他就像想气死她，不服侍。” 2013年1月份，余大妈在花园锻炼时不小心扭伤了腰。经医院检查，余大妈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需要长时间在家卧床休养。 余大妈的老伴儿说，那段时间住得最近的大儿子阿明没有第一时间来看望受伤的母亲，反而是家在深圳的小女儿坐了5个小时的车回来照顾母亲。 后来小女儿还请假在家照顾了余大妈16天。 病情好转后，小妹和大哥阿明商量，希望已经内退的大哥，能够在家照顾母亲，并由自己出钱补贴大哥。 补贴的钱不算多，也就2300元。但就是这2300元钱，成为了余大妈和儿子阿明，矛盾升级的导火索。  余大妈说，阿明虽然拿了小女儿的钱，却并不想伺候自己。 “我的女儿一走，他就回家。回家跟老婆商量，然后马上就刁难我。叫他煮饭给我吃，他也不煮。叫他拿点东西给我吃也不给。” 对于余大妈的控诉，阿明表示：母亲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阿明说，自己当时已经辞去工作，没有了收入来源。小妹给的2300块，全被母亲要求给她买菜买米和买营养品，自己一份钱都没拿到。 阿明觉得自己照顾了生病的母亲，钱也用在了母亲的身上。如今却被说成不孝顺老人，他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愤怒。 “她现在真是把我气得浑身发抖，老人家她有病了，我服侍她，她还要我不要出去工作，要一直服侍她。” 原来阿明为了照顾母亲，已经辞职两次了，平时除了退休金外，不但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还要忍受母亲的谩骂和指责。 作为儿子，他只能用“得寸进尺”四个字，来形容自己年迈的母亲。 可余大妈和老伴儿却将亲子矛盾的“锅”全甩到了儿媳身上，他们始终认为儿子如此“叛逆”的原因全是受到了儿媳卫红的蛊惑。  就连这次余大妈贴大字报辱骂儿媳，也是因为在一次争吵中，儿媳卫红的话激怒了他们。 “她说有本事你就写出来，贴出去，让整个佛山人都知道” 大儿媳卫红，是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余大妈不但在小区张贴了辱骂和指责儿媳的大字报，她甚至还找到学校和教委的领导那里去闹。  “学校去闹了，教委去闹了。哪儿都去闹了，还贴了一年多的大字报，还要告我妻子。这谁能忍受得了？作为一个男人，连自己的父母都搞不定，是一年多啊，每天贴大字报，侮辱，谩骂。” 母亲的做法让阿明既无奈又痛心，那大儿媳卫红真的像余大妈描述的那样挑唆丈夫苛待老人，不讲道理吗？ 其实不然。 2当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卫红这个人平时很健谈，对大家也都很友善。至少在他们这些外人看来，感觉不像老人家所说的那样蛮不讲理。 甚至还有小区的邻居主动向记者证明: 个人家庭情况，旁人不好说些什么。但大字报里的内容大家都看了，有些东西是假的。老人的儿子、儿媳都是很好的人。  针对余大妈与阿明之间的家庭矛盾，小区居委会也进行过调解，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调了四五次，对阿婆说，真的是调不动了。建议他们到警局那边去调一下吧。她说好啊，走到半路，她又说，我没犯法，干嘛要去派出所，然后又跑回来，又来闹。很顽固的一个老太婆。我们做调解那么久，都没见过这样一个人。”  可以看出来，在周围人眼里，这对母子之间的矛盾之所以难以调和，余大妈自己多少存在些问题。 最后，经过几番折腾后，大儿媳卫红与阿明离了婚，但余大妈却并不相信。 “没有离婚，百分之百没有离婚。”  余大妈说得十分肯定，但这也只是她个人的想法而已，因为街道处的办事人员翻查过小区住户的户口底册，证实了阿明与卫红在法律上已经离婚了，并且还在婚姻登记处拿了离婚证。 街道居委会副主任也证实了阿明与卫红离婚的事实。 “她儿子跟他老婆离婚，在哭。一个大男人在这里哭，他说：我没办法，我跟老婆结婚那么久，没有给她享受过什么，只有带来麻烦。” 离婚后的阿明，心情非常失落。他觉得自己对不住妻子。父母这样闹，只能给妻子带来麻烦，只有离婚才能让她幸福。 余大妈之所以自顾自地坚信儿子跟儿媳没有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她想不通。 她想不通，如果儿子真的跟那个“罪魁祸首”离婚了，怎么会与自己的关系没有得到丝毫的缓和？ 那是因为在儿子阿明心里，母亲的种种行为，其目的就是想要搞垮自己这个小家。 “她的目的就是想搞垮我这个家。现在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说，她应该是感到很高兴了，现在我已经妻离子散。” 儿子离婚了，但他依旧不愿意回到自己身边照顾自己。“儿子不孝”的罪，既然甩不到儿媳身上，就只能让儿子自己“认罪”了。 母子双方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大，再后来，余大妈干脆一纸诉状，把大儿子阿明告上了法庭。 “我为什么要告他到法院呢？我写了好多信，放到他那个信箱，我给了一年的时间，给他下那个台阶，他不肯下台阶。” 2014年5月28日，余大妈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自己的大儿子阿明： 要求他每月支付自己600元的赡养费，另外每周回家探望自己1到2次。 法院就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结合被告人的收入状况，判处大儿子阿明，给付母亲赡养费每月500元，每月探视老人一次。 官司结束了，拿到判决，双方都没有提出上诉，但母子亲情却落到法庭相见。这也许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表面上算我赢，实际上我没赢。对我打击很大很大，我不是傻瓜。没赢啊，起码一周一次啊。” 宣判之后，阿明每月将500元的赡养费，通过银行转账给余大妈，但他并不想见父母。 跟大儿子阿明的这场官司，余大妈虽然拿到了赡养费，但最终还是没能让儿子回到自己身边。母子二人虽然同住一个小区，相距仅百米之遥，却至今都没有见面。 每个月500块钱冰冷的银行转账，也许不是余大妈想要的。因为紧接着2015年，她又起诉了自己的大女儿。 据余大妈老两口说，告大儿子阿明，是因为不满意儿媳卫红的做法。而状告大女儿阿丽，则与大女婿有关。 余大妈告诉记者，大女婿早年间做生意时，曾得到过自己小女儿的帮助。现在大女婿生意做大了却没有给这个家相应的回报。 “我大女儿在深圳，她拿到我小女儿的残疾证，办了一个大商场，赚了上千万。他（大女婿）赚了好多钱好多钱，一分钱都不给我。” 也许是不想与母亲当庭对峙产生新的矛盾，大女儿阿丽没有参与法庭答辩。法院对此做出了缺席判决。 所以，余大妈第二次状告子女案，再次胜诉。 法院判决大女儿每月支付余大妈赡养费500元，对于判决结果，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两场官司，余大妈都拿到了胜诉判决。然而，到了2016年，老人又再一次将大儿子，大女儿，一同告上了法庭。 老两口认为，之前判决的500元赡养费，并没有教育到两个子女。 而他们所能想到的，加大力度的“教育”，就是要求大儿子阿明支付赡养费每个月1300元，大女儿阿丽每个月支付3800元。 法院根据余大妈的身体情况，以及两位被告人的实际收入情况，做出了一审判决： 原告的四个子女，对原告有同等的赡养义务，法院综合考虑之后，判决被告大儿子，大女儿每个月向原告支付的赡养费增加至600元。 就在余大妈老两口接受记者采访时，大儿子阿明出现在了法院门口。看到两位老人后，阿明便扭头走了出去，似乎并不想与父母共处一室。 领了判决书后，阿明连看都没看一眼就骑车离开了，终究没有与年迈的父母见上一面。 而拿到判决书后的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离开了法庭。走着走着，余大妈突然哭出声来。 四年了，三场官司下来，老人虽然得到了儿女的赡养费，但母子关系从剑拔弩张到形同陌路，这应该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但这样的结果，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内。 3
因为搞“霸权主义”的人，往往唯吾独尊，不容置疑。问题出现时，也总是习惯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会察觉到自己的不足，也从相信自己会有错的地方。 余大妈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完全充斥着“霸权主义”。 包括“要求”儿子辞职来照顾自己，在亲子矛盾十分严重的时候，给儿子写信，还要美其名曰是“给台阶”。 这种高高在上，等着对方认错的态度，只会将儿子推的越来越远。 毕竟在儿子阿明心里，自己如今妻离子散的境遇都是拜母亲所赐，他对母亲的怨已经大于爱了，这种前提下，想要缓和矛盾，余大妈主动示弱才是正确的“给台阶”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余大妈虽然与儿子家相隔仅百米，儿子因怨没有主动上门看望过父母，可余大妈和老伴儿也没有主动去敲过儿子家的门。 至于儿媳阿丽是不是余大妈口中的“毒女人”，至少在外界看来，她是个不错的人。 她和余大妈的婆媳矛盾，我们无从知晓，但在采访中还是可以窥探一二的。 比如，这个家的矛盾起始，就是从儿媳卫红不上缴工资开始的。 对于余大妈来说，这一行为无异于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 因此在她的口中，是儿媳让儿子变得“身无分文”，儿子种种“不孝顺”的行为也都成了儿媳的挑唆。 哪怕儿媳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她张贴大字报一年多，也足够让自己出口气了，但偏偏还要跑到儿媳的工作单位去闹。 结果问题一点没有解决，反而越闹越大，最终导致儿子一家妻离子散，自己也与儿子对簿公堂的局面。 心理专家曾说过，子女结婚以后，是有两个家庭系统。 一个是从小长大的原生家庭，一个个是以小夫妻俩为核心的小家庭。在这两个家庭排序中，应该是以新的核心家庭的夫妻关系要优先于旧的原生家庭的母子（女）关系。 这种话，当母亲的人可能不愿意听。 婆婆老想把自己的儿女们拉回到原生家庭的角色和位置上去，但是这样就会跨越了一个家庭的边界，非常容易引发家庭的冲突与混乱。 除了在家庭内部搞“霸权主义”外，余大妈的“心口不一”，也是矛盾得不到解决的关键所在。 她第一次将儿子告上法庭，除了要求支付几百元的赡养费外，重点还是在于每周1到2次的回来探望自己。 然而法院判的却是要求阿明每月探望父母1次。余大妈当下没有上诉，则表明自己对判决是没有异议的。可她转身却又对记者说，自己输了。 她说，起码一周看自己一次也好，儿子只转赡养费不来看她的举动，对她打击很大很大。言语中，无不渴望儿子的关爱，但她又是怎么做的呢？ 她再次将儿子告上法庭，诉求中压根没提到探望几次的事，而是只要求儿子阿明将赡养费提高到每个月1300元。 她在法庭外，边走边哭的行为，又让人怀疑她到底是为母子离心而难过还是因为只拿到600元的赡养费而感到不值呢？ 如果说，余大妈对儿子的感情是否与利益挂钩还模棱两可，那她对大女儿的不满，就完全是赤裸裸的“金钱诱惑”。 女婿创业借助了小女儿的残疾证，所以希望女婿回报自己，这样的要求，勉强的有点无理取闹。 在余大妈口中，大女儿和女婿赚了几千万，但法院判决是根据实际的收入情况来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的，从每月600元的赡养费可以看出，余大妈显然是夸大了大女儿一家的实际经济情况。 节目的最后，余大妈和老伴儿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往外望。因为从阳台望过去，两栋楼后面就是大儿子阿明的家。 余大妈说，她特别想修复儿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最希望过年过节，自己的4个子女都到齐了跟自己一起吃饭。 可就这百米之遥，谁都不愿意主动向前踏出一步，这世上最遥远的亲情不过如此。 亲还在，子也养，无情无爱，最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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