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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嫁久了，习惯在另一方的水土沉浮。只有到过年的时候，长在深处的味觉、视觉记忆才会慢慢苏醒。在春节的这几天会不断翻滚、发酵。 于是，凭着记忆，在母亲与姐姐们的远程遥控下，年的味道也能呈现个七七八八。 兴致勃勃地在灶台上噼噼嘭嘭，兴致勃勃地端上桌，兴致勃勃地说着在我们那过年怎样怎样。除了儿子的赏脸，我收获了一桌的寂寞。 于是在热热闹闹年的间隙里，总有一份空白。时光行者在这空白处，用母亲炒货的沙子作画。简简单单、深深浅浅的印记，就是记忆中年的样子。 我们那的年，或是我记忆中的年，是从母亲炒货开始的。母亲在我们都还没放寒假时候就到渭田赶集买回葵花子、花生，洗净，晒干。地瓜干、豆子是自家种的晒的。粿片比较麻烦，但也最受欢迎。记得弟弟刚离家的那几年念念不忘的就是粿片。
父亲砍几把自家山上的茶籽树，放在一口废旧的大铁锅烧成草木灰做食用碱。一锅的草木灰冷却要几天，那几天我们一放学就跑到锅边，用木棍胡乱搅拌几下，冰冷的小手一会儿就暖和了，那是寒冬里一件快乐的且不需母亲唠叨的差事。 等到完全冷却，母亲用竹筛筛好几次草木灰，直到没有一点颗粒。把筛好的灰浸水，再用纱布过滤几遍。碱水才算做好。 把碱水倒到泡好的粳米里，不断搅拌后，放到蒸锅里蒸。大姐说，她小时候做粿很麻烦。蒸好的米放在石臼中，用木锤不断捶打。
我所知道的，母亲蒸好米，总是在晚上七八点后，父亲挑着整整两大箩筐到打粿的地方。昏暗的机房，弥漫着满屋的热腾腾的白气，轰鸣的机器声，大人聊天就像在吵架。我独对那吞米吐粿的庞然大物感兴趣，毕竟一年才见一次“庐山真面目”。 切粿片是很费劲的事，粿太硬了。握着冰冷的刀，寒冬腊月里从没听过父母抱怨一声。按着节令，循规蹈矩地沿着前人的脚印，看儿女们品尝美味时那甜甜的笑脸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与慰藉。 我家有一包沙子，每一颗都差不多大，一颗一颗乌黑发亮。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从阁楼里拿出来。母亲说是沙子，我是过了很久才接受它是沙子的事实。为了印证它真是沙子，有好几年我从河边装了沙子回来。可总不见母亲用，她说炒货的沙子要经过细细的筛选，太大要拣出来，太小要筛掉。
家家都有这么一包传家宝，每每过年时你都能听到尖利刺耳，却又是最悦耳动听的声音。把晒干的黄粿片和和黑沙子一起放到锅里翻炒，黄粿片一直被炒烫的沙子烫呀烫呀，慢慢地越来越热，直到一片片膨胀起来，变成白色，再凉凉，装到朴实无华的瓷罐里，盖好。咬上一片，嘎嘣，好像把冬天咬了一个小口。 腊月二八二九，父亲开始挖甘蔗。秋天甘蔗成熟收割，父亲会在房前屋后或者路边寻一处适合“埋”甘蔗的地方，挖一个深坑，十岁左右的我可以在里头爬进爬出。铺上甘蔗叶子，放进甘蔗，再铺上一层甘蔗叶子，填土踩上几脚就好了。 过了一个秋天和冬天，大人有时也会忘了藏甘蔗的地方。我们就会抓住机会“颐指气使”一通。看着父亲从土里一根一根地拔出新鲜的甘蔗，我们神气十足的嘴脸就像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屁颠屁颠地扛着甘蔗就跑到到小溪里去洗。
除夕夜，哥哥姐姐们削好一脸盆甘蔗，一家人吃完年夜饭，坐到房间里吃粿片，啃甘蔗，看春晚。那些年总觉得第二天醒来，自己又长高了一截，也许是吃甘蔗的缘故吧！ 据说吃甘蔗还有一个好处，牙口好，长寿。我奶奶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吃甘蔗，爸爸甘蔗种得好，但他不爱吃，所以七十多岁就离开我们了。我希望我的老母亲过年的时候多吃甘蔗，和奶奶一样健康长寿。 心里那处空落会一直存在。我还是喜欢在厨房噼噼嘭嘭，做着这儿那儿的口味，独自进行闽赣菜系大交流，因为那是我和儿子关于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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