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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神秘的中央储备粮:只有三种情况方可动用

 独角戏jlahw6jw 2022-02-02

2020年4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受疫情影响,全球多国出现粮食危机,主要产粮国也相继宣布考虑减少粮食出口。

因此,国家粮食的储备、使用情况也逐渐受到社会大众和舆论的关注。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4月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受疫情影响,今年4、5月份可能会出现粮食危机,请问疫情期间国家动用了多少储备粮,中央和地方的储备粮情况如何?这些储备粮能够全国人民吃多久?老百姓有必要采购和囤积粮食吗?”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表示,“疫情发生以来,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加强市场粮源调度,有序组织拍卖政策性粮源,有效保障了市场需求。

目前为止,没有动用过中央储备粮,除了个别市县,绝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动用过地方储备粮。”

中央储备粮究竟是什么?它为何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它在何种情况下才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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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储备粮:“备者,国之重也”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我国上千年的历史中,粮食储备是历朝历代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关乎到民生社稷,关乎到政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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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储备粮,顾名思义,是指中央政府储备的用于调节全国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的粮食和食用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在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建立以备荒备战为目的的“甲子粮”、“506”粮,并由此开启了粮食储备制度的建设之路。

在进行粮食储备制度建设的初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防灾备荒和抵御外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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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国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并不是很高,容易受到当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粮食年产量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当时正处于冷战期间,面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侵略”,需要及早做好粮食储备规划。

但受到国家财力的限制,当时的粮食储备规模并不算大。真正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粮食储备调控的能力是在1990年,国家建立起专项粮食储备制度。但这种政企不分、分级管理制度的弊端却制约着粮食储备能力的提升。

在专项储备制度运行10年后,2000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成立,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直属企业为专门储存中央储备粮的企业。

这标志着我国国家粮食储备制度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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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储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自身的根本任务和要求: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

从国家给予的定调也不难看出中央储备粮的重要性。

中央储备粮工作从战略目标制定到日常经营管理,从“三个严格”(严格制度、严格管理、严格责任),到“三个维护”(维护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都贯穿着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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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地方储备粮相比,中央储备粮主要用于全国范围守底线、应大灾、稳预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而地方储备粮主要用于区域市场保应急、稳粮价、保供应,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为了满足根本任务的要求、顺应时代发展变化,中粮储在组建后几年内着手完成了几件大事:一是建立垂直管理体系,二是建立以中心库为依托的代储粮监管体制,三是建设新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这些重要工作的完成基本上奠定了中央储备粮新的运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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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国工程:中央储备粮的储、管、调

中央储备粮地位之重、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使得如何确保“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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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一个稳定可靠的中央粮食储备系统,首先就是要确保有足够的容量可存放下大量粮食。

由于粮食储备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最高级别的机密问题,因此我们并无法准确得知我国现有中央储备粮的情况。

但一些基本的数据可以从2019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中有所了解。

2018年,我国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容6.7亿吨,简易仓容2.4亿吨,有效仓容总量比1996年增长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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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罐总罐容2800万吨,比1996年增长7倍。规划建设了一批现代化新粮仓,维修改造了一批老粮库,仓容规模进一步增加,设施功能不断完善,安全储粮能力持续增强,总体达到了世界较先进水平。

其次,有了储粮空间后,还要保证储粮质量。如何管理好储备粮、确保保质保量储存是中粮储成立之后不断思考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中储粮逐步实现粮库管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建立起全球粮食仓储行业最大的一张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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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储粮全国各地上万个直属库和租赁库中,分布着数万个高精度监控探头和数百万个粮情传感器,通过它们,将粮食出入库、粮情检测、数量在线监测、智能通风、智能气调、智能烘干等系统进行标准化接入和集成,实现实时在线数据监测,按设定参数自动运行,并进行多途径预警提示。

管理粮食不再仅仅依靠报表、现场盘存等传统方式,还可以直接管控到现场、到实地、到粮情的即时变化。

通过这样一套系统,中储粮集团总部可以查看全国任何一个直属库任何一个仓库的粮食储存情况,24小时查看智能化粮仓内外实况,实现持续监测、持续整改,问题发生率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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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储得进、管得好保证了在关键时候有粮可用,但储粮库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也至关重要,这对“调得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之所以十分强调“调得动”,是因为我国经济、人口布局与粮食主产区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

我国主要产粮区大部分位于北方,如黑龙江、山东、河南、吉林,因此中央储备粮主要布局也在粮食主产区。

在中储粮公司成立之前,粮食专项储备任务由地方政府承担,粮食主产区因粮食产量大不得不修建更多的粮食仓库,粮食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则不需要修建太多的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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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对中央储备粮管理实行“超支不补、节余自留”的包干补贴政策,为了节约粮食运输成本,中储粮公司也会在产区布局更多的储备粮。

但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人口、工业中心却位于南方。因此,需要建立起稳定可靠的粮食物流通道确保“调得动”。

在大中城市和价格易波动地区,中储粮建立了10-15天的应急成品粮储备。应急储备、加工和配送体系基本形成,应急供应网点遍布城乡街道社区,在应对地震、雨雪冰冻、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全国粮食物流总量达到4.8亿吨,其中跨省物流量2.3亿吨。粮食物流骨干通道全部打通,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运格局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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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自实战的检验:动用中央储备粮的实践

中央储备粮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动用它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根据要求,只有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动用中央储备粮:

第一,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粮食明显供不应求或者市场价格异常波动;

第二,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动用中央储备粮;

第三,国务院认为需要动用中央储备粮的其他情形。

除此之外,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中央储备粮。

回顾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成立并建立起垂直管理体系20多年的历史,满足上述要求,并最终调动中央储备粮的情况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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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自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其影响传导至各个领域,全球粮食安全也受到巨大影响,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粮食危机。

一方面,国际谷物出口价格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石油价格的大幅提高使得运费等粮食进出口费用也不断增加。

由于粮食危机,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社会动荡,国家政权稳定也受到威胁。在全球粮价上涨、国内通胀压力激增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国内粮价也出现快速上涨趋势。

为应对潜在危机,中储粮公司按照国家调控要求加大向市场抛售储备粮力度,保障市场充足供应,稳定粮油市场运行。根据相关报道,2007年下半年,中储粮向市场投放500多万吨中央储备稻谷、玉米以及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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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向市场投放了250万吨中央储备粳稻;2010年6月至2011年8月,累计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玉米1370万吨。

除了保证市场需求得到满足,在供给侧,中储粮公司积极入市,按照国家制定的保护性价格敞开收购,稳住了粮价,有效保护了农民利益。

通过一系列放粮和购粮的灵活操作,保证了国内粮价的稳定,中国也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安全岛”。

在2008年,除了为应对粮食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而调用过中央储备粮外,还因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而动用过中央储备粮。

2008年5月12日,在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重、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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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人民群众和救援队伍的粮食保障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研判和指示,中储粮公司从灾区临近的直属企业安排救灾粮紧急加工和调运,紧急就近安排63万吨中央储备粮油和1.4万吨中央储备食用油动用计划,做到“24小时供货”和“随到随取”。

同时,安排抢运5750吨中央储备油和3000吨捐赠大米入川,有力保障了灾区人民的口粮和油料供应。

从上述动用中央储备粮的具体事件中不难看出,其核心内容都是一个词“稳定”,即通过保证粮食供给稳定来实现粮食市场价格的稳定或冲抵意外事件造成的粮食损耗和短缺,从而保证人民群众的饮食稳定、实现社会运转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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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确保“粮安”无不胜。

尽管当前,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裕、供应充足、市场稳定,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但从中长期看,我国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从需求侧看,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口粮消费将稳中略降,但饲料和工业转化用粮消费继续增加,因此粮食消费总量刚性增长,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从供给侧看,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升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趋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抗灾减灾能力有待提升,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压力较大。确保“天下粮安”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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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既要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又要强化粮食储备能力。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要“坚守耕地保护红线,节约和高效利用水资源;

推进种植结构调整,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创新体制机制,提高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粮食生产水平”。

粮食储备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是对粮食的管理,另一方面是对参与粮食管理人员的监督和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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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储粮引入了众多科技手段管理粮库,但在管理上仍旧会时有漏洞,这需要我们时刻绷紧“管理”这根弦,强化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

对外,加强国际合作,积极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我国在国际粮食合作层面走在世界前列。

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APTERR)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正式生效的以区域内国家粮食互助、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为目标的区域性粮食紧急储备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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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4月14日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指出,“要发挥好10+3大米紧急储备等机制的作用,加强各国协作,保障本地区粮食供给和市场安全,防止出现粮食危机。”

未来,我国可以依托“一带一路”与沿线农业大国建立并深化粮食经贸合作关系,共同打造国际粮食合作新平台。

同时,也要支持粮食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粮食进口渠道,拓展多元化粮食来源市场,促进全球范围内粮食资源合理高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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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高洪洋、胡小平:《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区域布局:现状、影响及优化路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2、赵伟洪:《节约粮食与反对浪费:新中国保障粮食安全政策演变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安全》,2019年10月;

4、丁声俊《确保“天下粮安”是国家重大战略》,《中州学刊》,2018年4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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