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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于1899年至1910年四次来中国大陆收集植物，其活动区域大致东起宜昌，西抵康定，南自宜宾，北达松潘。包括了我国大地构造中的第三与第二阶地的过渡区到第二与第一阶地的过渡区域，并以川西近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的主脊为界，涉及到分列东西部的中国-日本与中国-喜马拉雅两大森林植物亚区。按应俊生先生有关种子植物特有现象中心的划分，则分别包括了川东-鄂西古特有现象中心和川西-滇北变异特有现象中心的组成部分，后一中心也是“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东部高山峡谷”部分。
峨眉山金顶 在威尔逊来华之前，国外采集者进入四川及湖北西部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Martinus Marlini（1643-1653），其后继者包括法国农学家G. E. Simon（1863）、英国外交官R. Swinhoe（1869）和E. C. Baber（1877）以及匈牙利伯爵B. C. Szechenyi（1878）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采集者包括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1869年前后他在四川宝兴一带的活动，共采集了420种植物，包括马蹄芹属、囊瓣芹属、喜树属、珙桐属、岩匙属、胡榛属、丫蕊花、显子草属、星果草属等多个新属和163个新种；英国海关官员奥古斯丁.亨利博士（Dr. Augustine Henry）1882-1889年在川东-鄂西一带活动，计发现水青树属、杜仲属、金钱槭属、银鹊树属、雪胆属、香果树属、毛药藤属、石蝴蝶属、半蒴苣苔属、茶菱属、少穗花属、毛囊草属等25个新属和500多个新种；俄国著名地理学家G. N. Potanin于1885年赴南坪、松潘、平武等地采集植物标本12000号，约4000种，稍后又在阿坝与甘孜州境内采集了10000号，近1000种，其中新种约160种；英国药商E. Faber 1887到宜昌、重庆、乐山、峨眉等地采集，仅所获新属就有花佩菊属、四轮香属、水田七属、竹根七属、山茴香属等多个；英国军官兼地理学家W.J. Gill，1887曾在汉口与川西一带采集到新属马蹄黄属；英国人A. E. Pratt 于1889-1890年在乐山、峨眉山、瓦屋山、泸定、折多山、康定北部、磨西、宝兴等地采集，回国后出版了有关500个种的植物志，含155个新种；法国神父法捷斯于1889-1898年间，在城口采集植物标本2000种，新属有山羊角属、筱竹属与116个新种；另外，苏烈神父1889-1897采集标本7000余号，计604种，包括黄三七等新属。 由此可见，在威尔逊出道之前，西方国家已收集鉴定了有关区域的大量植物标本，并对该区域的植物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但上述采集者的共同缺陷是，在采集标本时，没有同步并系统性地收集种子等活植物材料，即便有也是零星的，如法捷斯引种珙桐等。因此，李惠林先生认为，后来出现的威尔逊、福雷斯特和金敦.沃德这类植物标本与活材料通吃的专业化的“植物猎人”，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并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 我们注意到，威尔逊历次来华都有明确的目的。不管是具体的收集“手帕树”（1899）和“黄色罂粟”（1903）还是为科研或牟利前来考察和收集“园艺植物资源”或“裸子植物”材料（1906，1908），都具有明显的目的设计，同时往往又会遇到一些“意外之喜”。正是由于威尔逊一次次“出色地”乃至超额地完成了这些任务，从而确立了他作为“伟大的”植物猎人的地位，同时，学界与社会也自然地将威尔逊与某些“标志性”的植物及其发现联系了起来。但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让威尔逊出名的那些植物，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定名而由其“引种”的植物，一类是他“新发现”并“引种”的植物，而常以前者居多。 1900年5月24日，他在宜昌西部的大山里寻找多日，终于找到了“手帕树”——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他兴奋地描述道：“珙桐的漂亮之处在于它那两片承托花序的雪白苞片，苞片不等大……，初时带绿色，发育成熟时变为纯白色，最后变褐色。花序及苞片下垂于一相当长的柄上，每当微风吹过，就像一大群蝴蝶飞翔于大树间。苞片略呈船形，质地薄，常被树叶遮蔽一部分，但从近处看，它们完全显露出来，树上犹如布满积雪。……，在我的思想中，珙桐是北温带植物中最有趣、最美丽的树种”。不过，彼时威尔逊在鄂西所看到的珙桐，早已是31年前阿尔芒.戴维神父在四川宝兴首次发现过的同一物种，只可惜当年的戴维并没有为巴黎博物馆邮寄回种子。又过来20年后，同为法国神父的法捷斯才首次为法国带回了少量珙桐种子，但据说仅培育出了唯一的一棵苗木。因此，当威尔逊将大量珙桐种子弄回英国后，许多西方人对威尔逊作为第一个珙桐的“引种者”并不买账，直到隔年大量的种子出苗后，这类议论才逐步平息。而就在威尔逊发现珙桐的前些天，即当年的5月14日，他在那里还采到了“羊桃”，即中华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后来竟被西方人称为“威尔逊醋栗”。同样地，这种“醋栗”早被一个名叫Planch的西方人于1847年命名，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首个引种者，为当今的猕猴桃产业做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
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
中华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 同样，1908年夏季，威尔逊在翻越巴郎山记录到，“这条山梁通往巴郎山山口，其植物种类全属高山性质，草本植物之丰富确实令人惊叹。在海拔11500英尺以上，华丽的全缘绿绒蒿（Meconopsis integrifolia）成英里覆盖山边，花大，因花瓣内卷而呈球形，鲜黄色，长在高2-2.5英尺的植株上，无数的花朵呈现一片壮丽的景色，而在别处我从未见过这种植物长得如此繁盛”。而此前的1903年夏季，他已经在康定附近的雅家梗首次找到了这种漂亮的植物，并在回国后获得了一枚全缘绿绒蒿造型并镶嵌41枚钻石的徽章。他还不止一次地在大炮山和松潘等地，与这个令西方人心心念念的高山精灵相遇。但参阅资料后发现，全缘绿绒蒿的模式产地并非在川西，而是云南的鹤庆，并由法国植物学家Franchet于1886年命名，其模式标本的采集者非法国神父德拉瓦依莫属；而引导威尔逊赴康定引种全缘绿绒蒿的人，正是他的同胞A. E. Pratt，他比威尔逊早两年知道康定有该种的分布。其实，威尔逊所遇见并引种的其他绿绒蒿种类，也都不是他的首次发现，如川西绿绒蒿由法国学者发表于1891年，应该是活动在康定一带的苏烈神父采集的模式标本；而红花绿绒蒿和总状绿绒蒿，则是由俄国人C. J. Maximowicz分别发表于1886年和1876年，其采集人多半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俄国冒险家G. N. Potanin。另一些由威尔逊首次引进西方并使其名声大振，而非其所首次发现和采集标本的植物，还包括鹅黄灯台报春（Primula cockburniana）、多脉报春（P.polyneura）、独花报春（Omphalogramma vinciflora）、西藏杓兰（Cypripedium tibeticum）、黄杓兰（“美丽的玛格丽特”）（C. flavum）、紫点杓兰（C. guttatum）、偏翅唐松草（Thalictrum delavayi ）、c、大百合（Cardiocrinumgiganteum）、大叶柳（Salix magnifica）、岷江冷杉（Abies faxoniana）、鳞皮冷杉（A. squamata）等等。
全缘绿绒蒿（Meconopsis integrifolia）
独花报春（Omphalogramma vinciflora）
黄杓兰（Cypripedium flavum）（“美丽的玛格丽特”）
粉红溲疏（Deutzia rubens）
苞叶大黄（Rheum alexandrae）
血皮槭（Acer griseum） 在萨金特编写的⟪威尔逊植物志⟫（PlantasWilsonianae）中包括270个威尔逊发现的新种。这当中最有名的可能是岷江百合（Lilium regale），也称“威尔逊百合”以及通江百合（L.sargentiae）。他曾生动地描述道：“在6月底至7月，可能接连数日行走在真正的野景公园中，而景物中以这些美丽的野花为主。在岷江河谷，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有阳光照射的石隙中，岷江百合生长茂盛，高5英尺，苗条的叶子聚集于茎端，顶上开出数朵喇叭形大花，外面红紫色，内面象牙白而浸染鲜黄，通常紫色部分反卷，有甜美的香气。大渡河的通江百合比前一种更高大，叶宽，叶腋中有珠芽，花同样漂亮，性状也相同，但外面绿色至紫红色，内面纯白色至黄色，在多石处的草丛和灌木丛中很多”。从事现代百合育种的专业人士，恐怕没人否认当年威尔逊首次发现并引种的上述百合种类，对于当今世界百合产业的意义。甚至当年威尔逊为了降低邮寄成本，导致第一次百合种球引种的失败，以及在岷江河谷中遇险而导致脚踝受伤并致使其终身残疾的往事，也都成了永久的谈资。这类植物还包括他在瓦山首次发现的“如军阵一般”的粉被灯台报春（Primula pulverulenta），以及在思蒙首次发现并在康定再见到的香海仙报春（P. wilsonii），即人们所称的“威尔逊报春”，也都属于这类值得威尔逊本人骄傲的例子。这里，还可以列举出他在鄂西采到的毛杓兰（Cypripedium franchetii），和在川西首次发现的西康玉兰（Magnolia wilsonii ）、圆叶玉兰（Magnolia sinensis）、康定木兰（M.dawsoniana）、峨眉含笑（Michelia wilsonii）、四川菠罗花（Incarvilleawilsonii）、岷江蓝雪花（Ceratostigma willmottianum）等等例子。
岷江百合（Lilium regale）
粉被灯台报春（Primula pulverulenta）
香海仙报春（P. wilsonii）
西康玉兰（Magnolia wilsonii）
康定木兰（M. dawsoniana） 依本人之见，最令威尔逊心仪的则非杜鹃花莫属。他说“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走在中国西部的山中，那将是一场盖世的美丽盛宴”。在总结中国西部植物时他指出：“如果要特别提出一个类群，那就是杜鹃花属。中国西部也像喜马拉雅地区一样，杜鹃花为其特点。此属种类产于中国者最多，已知超过300种。我本人采了约80种，引种栽培超过65种。杜鹃花植物分布自海平面开始，但直到海拔8000英尺才真正大量分布，并一直延伸到木本植物分布上限（约海拔15000英尺）。这些植物的生长习性多成群聚，每一种都有一定的海拔限制。植株大小从仅数英寸的高山植物到高达40英尺或更高的乔木。花色从纯白经淡黄至层次丰富的深红色和血红色。到6月下旬，杜鹃灌丛就变成了一团团色彩，绵亘数英里，山坡上全是盛开的杜鹃，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美的景观了”。他行进在鄂西时说“我们沿溪较小的一条分支而上，穿过一条狭窄的山谷，两侧是草坡，散布着小片的冷杉林和花木林。……，在近山垭处，我们进入了一片残留的原始森林，完全由冷杉和花木组成，林下有密集的杜鹃。有粉红杜鹃（Rhododendron oreodoxa var. fargesii ）、麻花杜鹃（R. maculiferum ）、四川杜鹃（R. sutchuenense）、弯叶杜鹃（R. adenopodum）4种，多为高10-20英尺的灌木，花团锦簇，色彩鲜艳”。又在瓦山上感叹“我的注意力和兴趣主要集中在杜鹃花，其花之华丽难以形容。它们数以千万计，长成不同大小的灌丛，有些足有30英尺高，上面开满了花，几乎把叶子全部遮盖，花有洋红、鲜红、肉色、淡红、黄、纯白色。……我采到两种小杜鹃，每种只有几英寸高，一种花深紫色，一种淡黄色”。但有些遗憾的是，1903年的秋季，他在峨眉山采到13种杜鹃花种子时，肯定未见其开花。这当中的一个种后来被定名为圆叶杜鹃（R. williamsianum），它是常绿杜鹃亚属圆叶杜鹃亚组中仅有的两个种之一，其叶片革质、宽卵形或近于圆形，花冠宽钟状粉红色，十分可人；另外，那次所斩获的皱皮杜鹃（R. wiltonii）、波叶杜鹃（R. hemsleyanum）、大钟杜鹃（R. ririei）等，也都属于威尔逊先生的首次发现和引种。据初步统计，威尔逊独立或与别人合作发表的杜鹃花属植物新种就有26个之多。
圆叶杜鹃（Rhododendron williamsianum）(李策红摄)
岷江杜鹃（R. hunnewellianum）
皱皮杜鹃（R. wiltonii）
无柄杜鹃（R. watsonii） 显然威尔逊不但采集标本，更是将活植物的收集作为必须的或更重要的工作任务。在这种“贪婪”的表象背后，却包含着务实和远见。他们或许比任何人都更先明白“谁掌握资源，谁就掌握未来”的道理。简言之，威尔逊屡次三番地来中国西部采集，就是将这里的植物资源，尤其是将那个独一无二的“地球第三极”宝贵的植物资源成功地迁移到了一两处“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内，并通过引种驯化和迁地保育，从而创造出了今天的园艺和商业奇迹。 而我们一直就固守在这块土地上，但似乎还并没有像威尔逊们一百多年前那样，真正认识到周围植物资源的价值，特别是在启动“国家植物园建设”项目的今天，我们真的已经有把握引种和保育好诸如高山杜鹃、报春、绿绒蒿那样的、生长在“地球第三极”上的丰富的植物资源了吗？未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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