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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气候变化与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画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朝代更替与游牧民族入侵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影响气候专家兰姆针对上述萨赫勒地区最近40年的气候变化趋势及随之而来的饥荒和逃亡状况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并进一步发展，有些国家的整个国土最终将变得不适于人类居住”。尽管气候学家们还是不愿意把全球变暖和这些灾难明确地联系起来，但这并不影响以下的必然结论：不管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在现代化的、富裕的全球文明之中，仍有一些脆弱的社会正多多少少由于气候型态的变化而承受巨大的苦难。目前，对于受难的人们，世界上其他地区除了修修补补之外，提不出真正的解决办法。而且，虽然几乎全世界的科学界都在大声疾呼，人类文明的现行模式正在使星球气候条件发生巨变，其后果很可能数倍于近10000年来人类所经历过的后果，我们对于正在形成的灾难的主要成因却仍然毫无作为。 事实上这一结果现在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正如IPCC1995年报告中说：“随着温度的上升，预计有些地区的水灾、旱灾、火灾及热浪冲击的发生率也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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