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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57）——1941年中国圣公会万县同道合影老照片 本文系静思斋·于岳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藏品交流链接：http://book.kongfz.com/60940/4503569077/ 最近一个月接连破解了三张（组）老照片地点、人物的难题，有的堪称神操作，一时踌躇满志。其中第一组是关于常凯申的，因一次无心插柳得到答案，欣喜之余直接写了个大投稿，希望日后能够面世。第二张则是靠平时的积累水到渠成，答案本已确知，但强迫症发作非想把名字也对上，就邮购了本书，结果...卖家竟发错书，再重寄时物流又停了，没奈何，只能节后再叙了。 哥们儿我不擅处理人情世故，春节关掉微信七天，正好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火力全开干工作，前天下午发完黄埔政训班名录后接着就拿出这张照片来考证。此照摄于1941年11月30日，看起来是抗战时的大后方，题为“欢迎贝会督莅万暨林成福会吏升授会长圣职典礼全体同道摄影纪念”。莅万的万，当是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而会督、圣职这些字眼说明这些应是教会人士。时间地点甚至人物职业都已明确，事件也清晰明了，让我以为中间那位老外——“贝会督”的姓名已然呼之欲出了。  然而我循此方向去检索，却发现考证的复杂程度远超我想像。这可能也是因为，宗教对我来说是太过陌生的一个领域，我甚至对于基督教（在我国似乎常单指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区别都没有概念，更遑论教下面还有各种会，他们在我国繁复的发展沿革又是如何如何。所以大方向虽是有了，细节仍是母鸡，查了县志、宗教志一圈下来不得要领。我试图理清这些教会脉络，却把自己陷入了泥淖，终于意识到这在短期内是绝对不可能弄明白的，以后也没有可能——我估计是不会信教的，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宗教史。 此时已耗费了一个多时辰，各种材料看得都老眼昏花了，却怎么也捅不破窗户纸，这让我顿生焦躁。此路不通，乃换了一个方向去试试关键词“贝会督”，结果还真发现了两位。一位叫贝施福，北大里曾有以他名字命名的一栋楼，现在简而言之叫办公楼，好像还是北大校长办公的地方；另一位叫贝嘉德，光绪年间曾任福建教区首任主教。这两位“贝会督”都挺有名气，只可惜年代完全对不上，并不是俺要找的人。转而再查“林成福”，只找到了一条1950年一位名叫林成福的宜昌人曾在湖北恩施代理该地圣公会会长一职的记载。恩施与万县相邻，这可能是同一人，但毕竟跨省作业，当然也不能算实锤，不过这个线索让我最终把目光聚焦在了基督教圣公会（即新教安立甘宗，英国国教）上，也算是“福至心灵”了吧。 有了这个基调，我终于从《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一书中取得了关键突破，该书记载曰：“1935年，四川圣公会分为东川、西川2个教区...华福兰、贝益芬先后担任东川教区会督”。当这段文字出现在眼前时，我忍不住兴奋地挥拳狂吼，至此，贝会督是who这个问题已是得到了确凿的答案，就是这个贝益芬（K.G.Beven）！  回过头再来看《万县志》中关于该县圣公会的记载。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圣公会便已传入万县，陆续创办了福音堂、学校等，但随着民国15年（1926年）九·五惨案的发生，万县人民对英国无比愤恨，教士逃离，教徒退教，圣公会在万县几乎over，直到抗战爆发大量人口涌入后方，这才得以重新发展起来。到了1941年底，就有了照片中的这几十个人，其中竟还有五位国军军人。  在抗战时期，万县圣公会做过一些诸如创办学校和慈善组织之类的有益工作，协助解决了部分逃难儿童、孤儿的就学、生活问题，这些工作也可能就是由1941年底升为会长的林成福主持的。另由于临近重庆，贝益芬会督或也常到陪都布道，在知道了他的名字后，我又从宋庆龄、宋美龄等人的史料中发现了关于他的记载。1942年3月14日，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邓尼斯等17人在从昆明飞往重庆途中失事罹难，3月29日在重庆思恩堂为其举行了追悼大会，来参加者有宋氏三姐妹、吴铁城、陈立夫等政要。而贝益芬正是这次追悼会宗教方面的主脑，并做即席讲演，希望“后死者应完成死者遗志，以求有所贡献于同盟国家。” 迨新中国成立后，宗教政策有所变化，像贝益芬这些曾经的“友邦人士”，也就难于容身了。1951年4月，贝益芬等外籍传教士从渠县（民国时期圣公会东川教区的中心所在）离开了中国，后事不详。以上就是我从各种史料中找到的关于他仅有的三个片段，再加上这张照片记录的一次万县行，这当然还远远无法还原一个人的生平。然史海钩沉，随着这张老照片以600dpi高清扫描重现世间，一些早已尘封的人和事，在泛黄的影像中，仿佛又重新鲜活了起来。 主要参考文献：
《万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 《恩施市志》，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渠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 民国3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199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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