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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村里的民办男教师 高中刚毕业，村里叫我去当民办老师，从此走上了一辈子的教师之路。三年民办老师的历程里很多事现在还历历在目，有些东西甚至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我要去的学校叫白水洞，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离我家十几里上山路，一路上没有人烟。在我之前，大队曾经派过三个民办教师到那里办学，但都因为条件艰苦，最后不告而别了。我那时年轻，又是农家子弟，吃苦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事。到星期天下午我便挑上一周的粮食、蔬菜、衣物等，拄上一根木棍，一个人走路返回学校。遇到天气不好，山路上云遮雾罩的，不时从远处传来不知什么鸟的怪叫声，让人心里一惊一乍。十几里上山路，要走近两个小时，往往累得一身大汗，把行李放下，天差不多就黑了。 学校很小，只有十三位学生，分为两个年级，借用农户的房子做教室。只有我一个人，既是校长，也是教师，还是炊事员，信号员。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最大的只比我小两岁，最小的才八岁。年纪大的还要帮生产队里放牛，帮家里做家务，为了照顾他们上学，每天只能九点上课，下午四点就要放学，中午只能休息一小时。 我那时高中刚毕业，根本没有教书的经验，手上只有一本读过许多遍的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我一到学校才发现，现实和书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要同时上两个班的课，有的学生上课时还背着小弟弟或小妹妹，上课时有的哭，有的笑，课堂上乱得一团糟，面对这种意外，我难免手忙脚乱，课堂秩序一直不好，家长很不满意。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利用几个星期天，到外村、外乡上复式班的教师家去请教，他们告诉了我许多好方法，提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回到学校后，我按老教师提出的建议，先按年级把学生分成两组，上课时先安排一个组做练习，我讲另一个组的课，半小时以后再换过来，因此一节课就是一小时。上午上三节课，我就要连续讲三小时，虽然辛苦但看到自己的劳动有了收获，流出的汗水有了成果，心里还是十分高兴。 除了教学生识字、组词、朗读、写短文，我想更应该让学生具有自学的能力，以后即使老师不在也能看书识字，我还教会了学生学会了汉语拼音（不可想象的是，我的前几任竟然都是不认识汉语拼音的民办教师）和查字典。 在生活上我尽量地关心和爱护学生们，渐渐地也得到了他们的尊重。有一位学生家里十分贫困，夏天里只有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时间长了，身上的味道十分难闻，同学都不愿和他一起玩。有一天，我把自己的一件衣服给他穿上，再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和他一起到小河边教他洗衣服，并告诉他以后都要自己洗，后来他真的这样做到了，同学也愿意跟他一起玩了。还有一天上课时，一个女生背上的小妹妹拉了屎，弄得全身都是，那个女孩急得直哭，我急忙停下手里的事，帮她把孩子放下，又打来一盆温水，把小妹妹擦干净，换上另外的衣服。放学以后家长专门过来表示谢意。 为了活跃学校气氛，让学生全面发展，我调整了课程内容，增加了音乐、美术、体育、珠算课。从此小山村里第一次有了歌声，有了体育活动。说来好笑，我们第一次上体育课时，正在田里劳动的家长竟然放下手里的活，围在晒场边，笑眯眯地看他们的孩子做广播体操，这是我“听课”人数最多的一次“公开课”。每次上音乐课时，总有几位大嫂带着孩子在边上听，有时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唱，对某位学生唱得不对还会毫不客气地加以“纠正”。正是她们的参与，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几天之内便在小山村里家喻户晓了。生产队的老队长已五十多了，他最喜欢旁听珠算课，有一次他甚至带来一只破算盘，一边听一边打。 日子慢慢地过去，我也慢慢地喜欢上了我的学生，也慢慢地融入了白水洞人们的生活。夏天的晚饭后总有人到我这里聊天，有些人家里遇到难事也会来问问主意，虽然我的主意现在想来都很可笑。有人家娶亲嫁女还会请我坐上席，生产队开会老队长则一定要叫我读一段报纸。随着生活的充实，刚来时常常感到的生疏孤独寂寞慢慢地消失了。甚至放了寒暑假在家里还会惦记起自己的学校和学生. 那时农村生活还十分艰难，一个壮劳力一天才挣几毛钱。我一个月除了国家补贴七块钱外，还要享受最高的工分。跟在田里劳动的同龄人相比，我感到十分知足，所以我也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我从不请假，每个星期天下午准时到，从不推迟上课或提早下课，学生下午放学我跟随着路队，一直把学生送到家。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校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第二年全乡组织了一次教学质量考试，我校三年级平均分为全乡第一名。第三年暑假，在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白水小学还被授于县“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我融入白水洞人的生活后，白水洞人也再不把我当外人。他们总是尽可能地给予我帮助，有些事至今我也难于忘怀。比如，为了解决吃菜问题，生产队专门分给我一块地，我也没有种菜的经验，除了种的时候我去了，其余时间都是他们帮我管理。那年暑假过了三十多天，我回到学校满菜园都是红辣椒，没有哪个人去动一下，那时的人就这么好。生产队长怕我在待遇上吃亏，每年底在大队开会时都为我说好话，为我争得了最高的工分标准。每次上级有人来校检查，他都把我的工作夸成一团花，弄得我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最使我最感动的是，所有的家长对学校的工作都全力支持，学校的教室是借用的民房，从来就没有交过房租，学生的桌椅都是自己带，黑板是家长卖了柴买的，连我晚上点灯的煤油也是生产队买的。这些事都使我深深地感到了群众对学校的关爱，对知识和对教师的尊重。 在白水洞工作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在这艰苦的环境里却体会到了生活的乐趣，人间的真情。比如上劳动课吧，本来这些孩子天天都劳动，没有必要再安排劳动课。为了解决我的烧柴问题，一个学期还是安排了两个下午的劳动，可这两个下午却成了我们的节日。午饭后，大家早早来到学校，在上山的路上把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中途休息和下山的路上我给他们讲《西游记》的故事。这些孩子砍柴比我快，背得比我多，一个下午砍的柴就够我烧半学期的。 那年冬天，我生病了，早上没有起来做饭，正当我准备去上课时却发现，饭早就做好了，原来是两个年龄稍大的女生无意中知道我生病了，她们便提前来到学校，帮我把饭做好。那一刻，我心里真是感到了温暖的人间真情。1973年底我收到了赣州师范的《录取通知书》，离放假还有两天。利用这两天，我把借用的东西归还了，把行李偷偷收拾好。到了最后走的那天上午，我先把《成绩报告单》发给大家，最后告诉学生们我要离开了，一开始，课堂里静静的，突然“哇”的一声，有个女生大声地哭了起来，这一开头可不得了，全体学生都大哭起来。我反复地安慰大家，反复地跟他们保证我还回来，哭声才小下来。我的学生把我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我走到山脚下，还听到他们在山顶上齐声喊：“老师，你要早些回来啊！”我眼睛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喊：“我一定再回来！”让我一直内疚的是，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到过白水洞。 二、楼梯岭上（赣州师范） 开学。1973年冬天，我收到了赣州师范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上说正月初十就要报到，很多手续马上就要去办，第一件事便是办理户口迁移，拿着通知书到大队开了证明，带上家里的户口本，再到乡里很快就办好了。春节刚过的大年初二，我准备办第二件事叫“粮油关系转移”，这事较为麻烦，需要把按每月四十斤、五个月折算为二百斤的稻谷挑到粮管所上交后才能办理。那几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生产实在差劲，年人均稻谷只有四百斤，我把近二百斤稻谷装好后，望着家里空荡荡的谷仓想：我走后家里就只剩下这点粮食了，这半年怎么过呢？越想心里越沉重，仅有一点上学的喜悦被冲得一干二净。我和弟弟走了十几里把谷子挑到粮管所，才被告知还未上班，要到年初六才能办事，只好在街上找了户熟人，寄存了两担谷子打道回府。接下来的几天便有些紧张了，初六再次赴圩到粮管所办粮油关系转移，初七打点行装，向有关亲友告别。初八早上下着毛毛雨，我挑着行李告别了父母，从家门口的小桥上过河后，回望着雨雾中灰蒙蒙的显得日渐衰败的老家，鼻子里一酸，不由得掉下两行眼泪来。
初八下午在营前中学张升祐老师处借宿一晚，初九天还未亮便挑着行李过龙下、翻桃岭埂，到乌约坐上客班船，坐到陡水后再换班车到上犹，到县教育局盖了个什么章，下午买好了第二天到赣州的车票，当晚在上犹住宿。 初十上午九点多，客车到了赣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在潇潇的春雨中，我站在赣州汽车站（现约文明路口）门口打量着这个城市：车站门口的广场上，挤满了一大片用雨布搭建的棚屋，雨布下便是出售各种物品的摊位，显得十分杂乱，地下是黑乎乎的泥浆，叫人无处下脚，空气中充斥着呛人的煤烟味，一阵一阵的叫卖声、喇叭声直往耳朵里钻……这就是赣州市给我糟糕的第一印象。好在没等多久，学校接迎新生的客车便到了，是一辆可以坐三十多人的大客车，过道上堆满了食堂采购的蔬菜，有两块整扇的猪肉堆放在最上面，乘客只有两人，出了城市后，往上经803厂、五里亭、吉埠、楼梯岭等地，很快便到了学校。 1974年初的赣州师范校园给我的第一印象十分不好，它原来是“煤炭建设工程处”的一个工地，不知为什么下了马，改为文革后期赣州师范的新址。只有一幢曾作仓库用的四合院，两个车间厂房（其中一栋改作食堂），十几栋作为职工宿舍的平房，整个校区没有一棵树，地面全是一踩没过鞋面的黄泥浆地，除了校门口两根砖砌的光秃柱上有块校牌外，没有任何与教育有关的设施。找到办公的地方，见了班主任，我上交了各种证件，填写了有关表格，领到了一个月的饭菜票，算是报了到，再找到宿舍，床位上己贴好了姓名，这才算安顿了下来。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也没有上课，天天组织大家参加劳动：平整主干道、挖树坑、把车间改成教室……正是春天多雨季节，每天劳动回来，脚上穿的解放鞋都糊满了黄泥，甩都甩不掉，幸好我们的钟春斌班长，晚上睡觉前一双双地替我们刷干净鞋子晾好（真正地难为他了）。待稍微晴了一些，我赶快到附近的沙石镇集市上去买了一双半筒靴，才应付了在赣州师范两年的雨季。 开门办学。赣州师范1974年2月入学的学生很少，只招了五个班，我们这个班50人来自赣州地区河西片十县一市（赣州市、赣县、南康、上犹、崇义、大余、安远、信丰、龙南、全南、定南），上犹只有钟正荷、孔庆权和我三人，其它四个班则来自鄱阳湖边的“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主要是上海、南昌的知青），因这届学生将在1975年冬毕业，所以叫“751班”，其它班名以此类推。文革时的学校，少不了“开门办学”：组织“学工”，到工厂去参加一些简单劳动；“学农”到农村去帮插秧收割；“学军”搞军训、搞拉练等。印象最深刻的是75年5月的那次“拉练”。我们班的目的地是东南方向赣县大埠乡，离学校约有80里，中间隔了一座峰山，从学校一出发天上便开始下雨，我们几十个人撑着伞、背着行李，沿着山脚下的一条小路一步一步往上爬，山很高也很陡，最恼人的是雨下个不停，裤子以下全湿了，中午时分终于到达山顶，雾茫茫地也看不远。吃过带来的干粮当午饭后开始下山，淋过雨的山路象油一样滑，不知多少人在路上摔了跤，下午五时多总算到达了大埠乡政府驻地，住下后我脱下脚上的鞋才知道脚腕己变肿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天气放晴了，背上行李继续出发，我们这个小组的教学实习地还在往北约二十公里外的“白石小学”。年轻人能吃苦，干劲足兴致高，又是“男女搭配，走路不累”，电影《青松岭》刚刚放过，插曲大家很快便无师自通，一路上“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啪啪地响哎，哎哎海依呀，赶着那个大车出了庄哦哎海呀……”，一路上不知唱了多少遍，弄得在地里劳作的乡亲们都停下手中的功夫向我们张望着，心里肯定想着：哪里又来了一伙下乡的文工团的年青疯子？ 在白石小学实习一周的日子过得很充实：每人上了一节“亮相课”，业余时间搞了两场球赛，晚上还去参加当地的“农民扫盲夜校”，临走还与白石小学的师生们举办了一场联欢会（应该承认他们表演的节目比我们的更精彩）。在这一周里，白石小学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理解，相处得十分融洽，尤其总务处管伙食的老师（忘记名字了），想尽办法买来鱼、肉为我们改善伙食，每天的菜肴基本上没有重样过。一周后，当我们登上顺流而下返回赣州的渡船时，望着不远处的白石小学校园，心里竟有一丝恋恋不舍的感觉。
第一次当上了中学语文教师 1977年5月初的一天，县文教局蓝开谱副局长找到我：“小黄，你准备一下，明天到上犹中学去报到，他们那里有位代课的语文老师招工走了，你去临时顶一下班。”那时的人很守纪律，领导的话就是命令，一切照办就是，没有什么价钱可讲。不过我心里很有些发怵，生怕胜任不了工作。我读师范前只当过两年半民办教师，师范两年学的是小学教育，毕业后分到上犹教师进修学校后，马上又下乡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一年多，半年前才回到单位，只负责农村扫除文盲这一块，根本与中学教育不搭界。事已至此也没回头路可走。第二天是星期四，我带上自己简单的行李，到学校找吉同远校长报到，找总务处温有辉（曾艾球主任一年后才调过来）安排好住处，找教导处蔡圣礼领取教学用品，再到教学楼一楼语文教研组找到组长吴尧华老师细谈，他告诉我要接手的是初二（1）、（2）两个毕业班（那时的初中实行两年制）的语文课，兼二（2）班的副班主任（正班主任是张章生老师），下周一开始便要正式上课……。讲了一大堆，我也没记住多少，一门心思在考虑：初中语文老师该怎么当？下周一要开始的课文《孔乙己》该怎么讲？在此之前应该怎么样备课？这些我心中都没有底，昏头昏脑地从办公室出来一直也理不清头绪。下午我看见有些老师拿个凳子去听课，心想这不正好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吗，先去看看其它老师怎么上课吧！接下来的两天（那时的星期六上午要正常上班），我征得教务处的同意，每节都去听课。到了星期六，我又把吴尧华老师的备课本借了来，才知道中学语文备课要包括：写作背景、作者简介、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字词笺释、人物刻画……一大堆东西，有些东西我自己也还不太理解，只能依葫芦画瓢先抄下来，以后有时间再弄清楚，忙了一两天，总算准备妥当，真正地走上讲台，勉强地当上了一位中学的语文老师，好在是五月份接替的工作，七月初便放了假，有老教师在把舵，两个多月里坚持了下来，没出什么大差错。 只不过有两件事闹了笑话，至今印象深刻：第一件事，上班没几天，我正在办公室备课，我那时年轻，个子瘦小，因工资少，穿着也很随便，一位老教师进到办公室来见到我便大声指责：“你是哪个班的？上课这么久了还不到教室里去？快走快走！”吴尧华老师连忙站起来打圆场：“他是从县教师进修学校新调来的小黄老师，上初二语文的。”那位老师显得非常意外，连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搞错了！”我也连忙说“没事没事。”类似的事一直到参加了一次全体教师会议让大家都认识了我以后，才再没出现这种尴尬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批改作文，一位同学在其作文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农民伯伯孔起屎忽洒到也”，我怎么也猜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正好那天孔宪忠副校长在我们办公室，我便冒昧把向他请教这句话怎么理解，他想了想说：“现在的学生学业水平还不大行，表达方式有限，据我理解，这个句子他想表达的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意思。'孔起屎忽洒到夜’是句大白话，又写错了字，'晒’写成了'洒’，'夜’写成了'也’。”他这样一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但也笑了半天。 第一次参加班干部会议 我除了上两班语文课外，还担任初二（2）的副班主任，当然要参加班干部会议，不过正班主任是张章生老师，我不需要操心很多事，只要把我负责的这一块做好便行。这次班干部会召开是在六月底的一天，会议内容主要是两项：一、马上就毕业了，考试结束以后要举行一个全班同学参加的座谈会，讨论一下会议程序；另外班上还留有一些班费，买什么毕业纪念品提出个方案。这件事很快便作出了决定。第二项：学校安排班上在备田种了一块约二亩的农田，七月份放假后要学生返校参加早稻收割。这个事比较麻烦，主要是到时很多同学都己毕业离开，又要返校搞劳动，思想上有些想不通。不过在强调了纪律观念以后，特别是很多人想到下学期将要升到本校高中部就读这一点，也就勉强通过了决定，会上还要我担任早稻收割的“技术指导”，这点我完全同意。 第一次当上团委书记 转眼到了1977年的8月份，校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学校原团委负责人杨人长是代课老师，下学期将到梅水工作，你要把学校团委的工作接过来。”开学了，如何当一个学校的团委书记？学校没教过，书本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一边做一边摸索。 我接手的第一件事，是前任杨老师交给我的一迭未通过的《入团志愿书》，约有四十多份，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批准入团？是我想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还是听听当事人的意见吧。利用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把这四十多个人找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没有想到座谈会开得十分热闹，谈到“什么原因团支部未通过”的问题时，有个学生忿忿不平，说他那个班的团支书“一心只顾自己埋头读书，发展团员的事根本不管”，另一位学生则说“曾经与班团支书为了一件小事吵过一架，他现在不理我”还有的“班上团支书转学走了，现在班上没有团支书”，还有个人“喜欢穿好看一点的衣服，班上的团员看不惯”……。1977年是“文革”刚刚结束后的第一年，人们的思想还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所以导致了一些看似简单的事情不好解决。我想，这四十多个人多数是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解决入团问题对以后的发展意义重大，现在所反映的都不是原则问题，应该从发展的眼光把事情解决好。座谈会后我主动找有关班主任交流看法，争取了有关班主任的支持，又做各班团支书和团员的工作，对无团支部书记的班则召开团员大会，民主选举新的团支书。半年后，这四十多个人基本上都加入了团组织。 接手后的第二件事，是解决一位团员犯错误后要不要处分的问题，这个事情解决起来比较麻烦。这位同学家庭比较贫困，一念之下偷了同学东西，团支部讨论要给这个同学处分。团纪处分是要记入档案的，如这样处理的话，以后这位同学的发展将要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个人考虑，这位同学以前一直表现都很好，努力学习，积极向上，肯帮助人，本质是好的，虽然一时做下了错事，但已深刻认识错误，有悔改决心，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只宜作写出深刻检讨存档，不作组织处理为宜。但现团支部又已上报要求做组织处理怎么办？我想了个冷处理的办法：这个学期已临近结束，以“对团员作组织处理要报上级团组织核准”为理由拖延一下，实际我并没有把材料上报，检讨书也一直存在我个人手上。三年多后，我趁自己工作调动时清理抽屉，连同手上历年来学生交上来的几十份《检讨书》，包括什么私自外出学校的、打架斗殴的、偷摘学校水果的、同学之间早恋的……全部扔到垃圾池里一把火烧掉了。 第一次担任高考的监考老师 1977年冬，党中央发出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通知，这无疑是在学校里、社会上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上犹中学的老教师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高中毕业班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教材，全靠老教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编写复习资料，初稿编出后，由我负责送到县城有打字机的各局室去打出印刷蜡纸，取回来后连夜印刷下发，那段时间我天天忙着在学校至各局的打印室之间来回奔波，好在年轻干劲大，有时很晚了也要外出取稿，取回来又帮忙推油印机滚筒，往往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休息。正式高考的前几天，我得到通知要担任监考员，那年的高考考生特别多，大约有五千人，分上犹中学、城区小学两个考点，很多考生比我的年纪都要大。刚刚恢复高考，许多方法和制度都不是十分完善，考试时要求学生把准考证号和姓名写在左上角里，由监考老师折几下后，再用装订机订好，（这种落后的“糊名”方法现在早就不用了，想一想试卷改好后登分人员要一一拆开这些装书钉就是一项大工程）。面对许多的考生，联想到自己在1973年参加“工农兵”推荐考试时，虽然没有被“推荐”上大学，而是“推荐”上了师范，也算是幸运者了，我自己能为考生服务而感到自豪。在监考的几天里，我特意找了双布鞋穿上，除了要装订那一次，尽量不在教室里走动，对考生提出的要求只要不违反《考试规则》的都尽量满足（那时考生可自带茶杯，监考老师可为考生加水等）。时间过去了这么久，第一次当监考老师的经历还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写稿和投稿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我们县的陡水镇出了一位烈士叫陈启海，县里宣传部门准备搞一篇长篇文章好好宣传一下。因陈启海是上犹中学毕业生，毕业后又在学校里当了两年代课老师，而后才去当兵的，县里指示上犹中学要写一篇《陈启海在上犹中学的日子里》文章上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决定要由我来执笔写，我到上犹中学工作前，陈启海早己当兵走了，我对他的事一点也不了解。好在校长叶庆润对这事很重视，专门把行政干部、与陈启海一起共过事的老师召集起来开了个座谈会，记得出席会议的人还较多：钟丰登、陈皆跃、袁世民、王绣荣、沈向荣、龙昌裙、赖华志、张章生、谢从镇、肖声有、毛宗杰、马学敏、周剑、卢和谦、蒋家枢……座谈会开了一下午，我担任记录。接下来的三、四天，我根据大家的回忆写成了三个段落《他就读时是位好学生》、《他任教时是位好老师》、《他当班主任是学生的知心人》，稿子交学校审议后认为不错，只做了少量修改便上交了。过了几天我在广播喇叭里第一次听到了自己署名的稿件，心里十分高兴，毕竟这是自己的第一篇作品被县广播站采用播出。 第一次的工作调动 1977年，我到上犹中学任教是没有调动文件的，当时口头通知是五月份作临时借用，七月份要返回原单位。但七月份学校放了假，县文教局却没通知我回去，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整整工作了四年。 1981年夏，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集体的生产队已经解散，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家里分到了一份责任田，我爱人在家带着两岁的儿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又要下地干活，实在吃不消。我那时月工资不到四十，除去伙食费，一月剩下不了多少钱，加上当时上犹到营前的交通极其不便，每天只开一趟经寺下到营前的班车，购票十分不易；而从陡水或窑下坐船到营前，又受水位影响要走很长的路，思来想去还是要求调营前工作好。当时的县教育局长是我的老师黄义仑先生（曾任营前中学校长），我直接向他提出要求后，他表示理解，他提出两个方案让我选：一是到平富中学去任校长，二是到营前中学去任团委书记。我对搞行政心底里不愿意，就对他说，我到营前中学去吧，没想到一去营前中学就连续工作了三十二年直到退休。 回想我在上犹中学的四年里，向老教师们学习到了班级管理、教学管理的经验和方法，使我一到营前中学便能从班主任顺利做起，而后教研组长、年级组长、教务主任、办公室主任、副校长……一路做下来，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除了领导的赏识、同事的支持以外，与在上犹中学工作时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在上犹中学工作的四年里，我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使我受到了锻炼，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是我真正的人生起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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