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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驾崩，继位的是他第二子元恪，即宣武帝，第二年改为景明元年（500年）。在宣武帝当政的10多年时间里，局势显得相对的平淡。 在这表面平淡之下，北魏的社会政治正在悄悄转变着。标志之一是元恪成了文人形象的皇帝。自道武帝起，北魏历代君主都是亲自率军征讨，屡建武功的，就是提倡汉化的孝文帝也率军南讨,文武双全。但元恪则完全是文士形象了。封建专制政体中，皇帝的形象显示着政治的倾向，由此可说，至宣武帝世，拓跋皇朝是真正汉化了。
标志之二是拓跋贵族财富有了惊人的扩张。拓跋贵族在汉化这个接受高级文明的过程中，优先接受的是其生活质量的享受，而对其道德伦理规范则相对滞后，如此结果就是政治上的迅速腐败。 宣武帝在当了十几年皇帝后，崩于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其子孝明帝登基。但当时孝明帝只有六岁，皇帝的大权就落在他母亲胡充华手里。胡太后在当政初期，内外大事并不多，但胡太后的强势作风却激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北魏后期的纲纪失范还有着更深的背景。北魏前期的双轨政治体制，是内重外轻，承袭着鲜卑早先的传统，从升迁到班赐都是凭武功占先。孝文帝改革中将体制混一，采用的是儒家观念为主导的汉晋制度，此中权利的分配除凭血缘关系外，就是以文官为主导。一部分不适应此的鲜卑族人，尤其是仍在旧都与
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分裂，导致了广泛的政治失范和腐败，这又使争权互斗更加形同水火，成为一种恶性的互动。 与此同时，随着北魏由游牧行国日益向中原的传统皇朝转化和版图的向南扩展，军事上向南不断发动攻势的同时，不得不在北面采取守势。但因为六镇关系着京师的安全，所以驻守者都是功勋子弟。对于崇尚武功的鲜卑战士来说，肩负此任是一件光荣的差事。但在北魏迁都洛阳后，六镇虽然失去了捍卫京师的最主要的任务，但作为边境的守卫要点仍是需要的，不过其地位之重要性却大大降低了。
六镇分布在北方大草原深处，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较差。如果与平城相比区别还不是太大的话，与洛阳比较就实在太大了。而且因为交通的原因，粮食运输不便，因此多处于水滨的六镇结合着屯田的方式。士兵既要戍边，又要参加生产劳动，不满之心也就日渐增多。 因为柔然经内乱而衰弱，来自北方威胁的减轻对北魏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那些守边大吏由此无所顾忌，只知通商聚敛，皆无防寇御贼之心。诸镇兵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身居洛阳的权贵还要剥削六镇，这样就更加激化了边镇上的各种矛盾。 然而真正引起六镇将士极大不满的是把他们和在洛阳的同门同族割裂开来，禁止他们再迁往南方。 这种愤怒的爆发在公元523年，是年冬'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此事立刻引起连锁反应，并且范围不断扩大。 北魏依旧保持鲜卑武士传统的精兵强将都在北边的镇城，而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造反了，前去镇压的北魏军队打不过他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急之下北魏朝廷一是请昔日的敌人柔然军队来镇压六镇叛兵；二是招用部落兵。
六镇之兵本来是为防御柔然而设，现在反过来借柔然来打六镇之兵，这只能说明对统治者来说'安内'比'攘外'更重要，因为外敌不一定要推翻他的政权，而内乱闹大了肯定会改朝换代，。 北魏前期在征讨中，曾收编了不少游牧部落，其中有些并没有被离散，仍是依原来建制归属北部，契胡的尔朱部也包括在内。这自然是北魏朝廷要利用的对象，于是尔朱荣'除直寝、游击将军。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但此后的事态发展，不是北魏朝廷所能控制的。 六镇叛军的发展也强化了尔朱荣的
因此当孝明帝死后，尔朱荣当即称兵入匡朝廷。在兵近洛阳时，尔朱荣做了三件事，第一是立献文帝之孙，彭城王元之子元子攸为帝，史称孝庄帝，以武泰元年（528年）为建义元年。这样，尔朱荣既顺应了众心，又可以挟天子而为所欲为。第二是沉灵太后与幼主
河阴之变基本上消灭了太和之后汉化了的行政系统，'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北魏朝廷从此名存实亡。这次事变虽与尔朱荣的野心和残暴相关，实质上是代表游牧与农业不同文化的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大搏杀。尔朱荣的动机是∶'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加麦翦，终难制驭'，或许这是一个武夫要统治较高的文明社会时能想出来的最简单办法。从这一点上说，尔朱荣集团与六镇兵变集团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以不同的姿态对剥夺了他们原来权益的洛阳政权进行反攻倒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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