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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话题没聊完（昨天内容）。 4 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一段胖娃娃年画热，孩子成了过年的主题，胖娃娃成了过年的吉祥物。 八十年代，中国农村集市经济非常活跃。集是定时间的集中市场，市是固定位置的市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市场自由度、活跃度、集体参与度比现在更高。 每年卖年画的都是跟着大集走，利润非常高，胖娃娃的题材年画非常热销。那时候的印刷厂一般还都是国营的，年画的发行权在供销社和新华书店两个系统，在批发年画的时候，胖娃娃题材的年画要搭配一些不好销售题材的年画。 无疑，胖娃娃成了过年喜庆的一个元素，就像我们现在看红灯笼一样。 不过，这种现象到了90年代之后就消失了，为什么消失呢？以至于到现在没有多少人再认为，孩子是过年的主题，孩子代表喜庆和祝福了。 也就是说，40多年时间里，我们的价值观在孩子这一块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想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还要看看，胖娃娃年画为什么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人们为什么会把孩子的看成了喜庆、幸福的象征？ 你想想，那年代大家的生活其实并不富裕，并不是说能养得起很多很多的孩子，那么，为什么就寄予孩子这样的一个喜庆、幸福意义呢？ 其实，内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传统的多子多福，这种传统价值观在文革后被唤醒。 而就在这样的背景，又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出现了，那就是从8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政策。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你想让啥珍贵，那就让它变得稀缺。这些年对房子所有限制政策，无外乎都是让房子成为稀缺产品，这样价格才能一路走高。 当年孩子也是这么一回事，原来烂大街的产品，送人一个两个都无所谓，现在一下子稀缺紧俏了，只能生一个了，这种生育的饥渴感立刻就产生了。 原来农村妇女都犯愁，怎么才能不生孩子？生得太多了，生够了。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计划生育、节制生育是最好的办法，不用强制，生育率也会降下来。 但是，我们干啥事都要立竿见影，这是从商鞅立木建信时留下来的，突然就是把孩子从泛滥的程度变成稀缺品。 以至于大家就把所有的情感都投注到了胖娃娃身上，他就什么都能代表，什么喜庆啊，祥和呀，幸福啊等等。 但人是健忘的，这种寄托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就是亲爹死了，也记不了几年。慢慢地人们就接受了一个孩子的好处，这样更能满足个人的欲望。 独生子女政策不但造就了自私的孩子，同样驯化出了自私的父母。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到的N多不可理解的现象，都是这个政策下互驯的结果。 5 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生活的富裕，农村的居住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住房全面砖瓦化。 有了水泥白灰这样的建筑材料，墙面的处理就变得简单而耐久了，也就不用糊墙贴年画了。 随着现代意识的增强，墙上贴张胖娃娃就觉得俗气了，家里过年最多贴点福字、对联。 大概到2000年的时候，农村的各家也已经没有贴这种年画的了。伴随这个传统消失的还有传统的生育观和养儿防老的养老观。想不到的是，没过20年，我们就迎来了生育和养老两大危机。 这样，就有人会说了，我自己还没活好呢？那还有能力养孩子啊？在没有足够经济能力情况下，要孩子就是对孩子的不负责。这是一种观点。 另一种观点就是，我自己活得很好，或者我把自己活好就不错了，干嘛还有要孩子。 在原来的中国价值观体系里面，生育后代是比自己活下去，或活得更好更重要的，是排在最前面的。 过年是时间的延续，为了孩子过年就体现了这种价值观。香火延续先是被新中国文化否定，后来为了推行计划生育这些思想观念完全被颠覆了。 传统的价值观要求你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目标是你先活着，不要讲什么质量，活着的目标是等到有生育能力后完成种族延续这个自然使命。 人类的这个自然使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被淡化了，被社会化的自由观念所取代了。 现代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越省事越好，也就是迎合人懒惰的本性。 现代社会赋予了个人很多权利，这些权利强调了个人的选择。说人不是生育工具，但人不是生育工具也不能否定人有延续种族的自然性责任。而且往往这种自然性的责任，它就是社会责任，是高过个人选择的。 放弃自然责任、纵容个人选择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社会病。我们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或者说我们还没有走出农业社会（思想上），但我们就得了这种社会病。 这种社会病也不是全世界各民族都得，比如现代化对伊斯兰民族的生育观就没有构成冲击，再比如早已进入现代社会的犹太人和西欧人，对他们的冲击也很小。 但当这种观念和我们实施了几十年的基本国策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作用马上就显现了。 所以呢，只有当所有人都看到年画上这些胖娃娃觉得可喜可爱可亲的时候，那人们的生育观才能有所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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