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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13 00:43远人
远人 一 苏东坡能够料到，当临朝称制、重启司马光、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滔滔于元祐八年（1093）九月薨逝，就表明一张多米诺骨牌又在自己的命运中倒下。只是没有谁能判断命运的具体安排。终于亲自主政的哲宗迫不及待地下诏绍述，复行熙、丰新法。人人看得清楚，神宗年间的新党人物又将指日上台。果然，随着吕大防、范纯仁、范祖禹等旧党人物的被黜，曾与苏东坡于嘉祐二年（1057）同科及第、后在元祐元年（1086）反对太皇太后废除新法而被贬出朝廷的章惇终于志得意满，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跃为群臣之冠，身为司马光旧党阵营的苏东坡也终于重蹈被贬的覆辙。和十四年前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相比，苏东坡这次贬得更远——位于今天珠江三角洲的惠州，货真价实的南方之南。 今天，惠州已是物产丰富、资源丰富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苏东坡时代不然，不仅黄州为穷山恶水之所，惠州更是瘴疠蛮荒之地，山危路险尚在其次，当地流行的疟疾更令人谈虎色变。自宋立朝以来，因太祖赵匡胤留有“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遗训，贬谪岭外就成为对文官的最重刑罚。从太祖至今，居相位被贬过岭南的就有卢多逊、寇准、丁谓等人。从整部《宋史》看，被贬蛮荒的官员，多半都无可奈何地死于贬所，很明显，上台新党非欲将苏东坡置于死地不可。 贬谪惠州的命令是绍圣元年（1094）六月下旬到达的。两个月前，从苏州抵京赴任的章惇甫一入朝，就网罗羽翼，对元祐旧党展开毫不留情的打击。哪怕司马光病逝已久，也被毁碑削谥，若非当时尚书左丞、中书侍郎许将一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面谏哲宗，司马光还难逃断棺暴尸之辱。对时任定州（今河北定州市）知州的苏东坡，章惇则恨之入骨地说道：“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说这话时章惇还未到京，已嗅到“国事将变”、一心依权附贵的御史虞策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等人心领神会，当即效仿十五年前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等人炮制“乌台诗案”的手段，上奏毁谤苏东坡曾在起草的诏令中“语涉讥讪”“讥斥先朝”。此举果然奏效，未及弱冠的哲宗勃然大怒，下旨免去苏东坡的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之职，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军州事。 四月三日接旨的苏东坡没有想到，自己离开定州不久，来之邵等人还嫌不够，于六月五日又上一疏，认为将苏东坡贬往英州“罪罚未当”，应再降官职。是以，当苏东坡一行由真定过临城、内丘、经相、陈留，然后绕道临汝与苏辙告别，再冒毒暑入雍丘、抵汤阴、过高邮、辞长芦、泊金陵、渡慈湖，来到当涂姑孰后，接到旨令——从正六品的“左朝奉郎”降为从七品的“左承议郎”，贬为宁远军（广西容县）节度副使，往惠州安置。 年已五十九岁的苏东坡没料到得势新党对自己竟有赶尽杀绝之心，不觉经历了从“逐客何人着眼看”的感伤到“此生归路愈茫然”的难言痛苦。他当然知道，党争的残酷容不得失势者半分辩解。苦闷难消中，苏东坡提笔给参寥去信，不无低头认命地说道，“某垂老再被严谴，皆愚自取，无足言者……某一饱之外，亦无所须”。知道自己成俎上鱼肉，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旨令。与十四年前被贬往黄州时相比，此时的苏东坡对官场与人性看得更为通透。且不说章惇与自己曾有同科之谊，二人终至分道扬镳的核心是政治取向不同，倒还不难理解;令苏东坡苦笑的是，拟下将自己谪降惠州、含有“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制词的，竟是一直引为肝胆之交的林希。林希与苏东坡也为同科进士，数十年交情厚密，你来我往诗书不断。在苏东坡进翰林院时，林希还专门写下“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的贺信。今章惇仅以一个同省执政的高位，就令其立刻甘为行贬黜制文的打手。 面对命运再次露出的獠牙，痛感“我行都是退之诗”的苏东坡索性要家人都迁往长子苏迈提前安排好的阳羡（今江苏宜兴）安居，自己独自前往惠州贬所。家人如何能让年近花甲的老人千里独行？但拖家带口去惠州实在不现实，最后决定，由二十三岁的幼子苏过陪苏东坡前往贬地。不算意外的是，堪为苏东坡红颜知己的侍妾王朝云也一定要随行服侍。于是，众人在姑孰分手，苏过、王朝云连同两个老婢陪伴苏东坡继续南下，次子苏迨则携全部家眷前往阳羡。 分别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去往惠州的千里之途展现在苏东坡面前。 二 追补一句，苏东坡从定州出发时，正逢闰四月，天旱暑毒。当数十口家眷于十八日乘驴车到陈留时，实觉酷热难当。陈留是三国时曹操矫诏天下、征讨董卓的起兵之所，为名副其实的历史胜地。烈日炎炎下的苏东坡哪有心情访古？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上奏朝廷，请求赐舟，以便取水路前往贬地。令苏东坡稍感安慰的是，哲宗法外施恩批准奏请，拨了一条官船供用。船上虽也闷热难当，终究比“陆走炎荒”好得多了。 和苏迨等家人在姑孰分手后，苏东坡往西南方向起帆，行两百多里水路，经芜湖、铜陵，到达池州青阳县。 心情郁结的苏东坡一行登岸投宿，从窗口见远处“有山奇秀，其数有九”。这就是有“东南第一山”之称的九华山。素爱山水的苏东坡精神一振，想到翌日行程，立刻决定登山。虽是第一次登临，饱读诗书的苏东坡不会陌生，九华山素为佛教圣地，山腹香烟缭绕、钟磬声不断的寺庙即为开山主寺化城寺。关于该寺来历，明嘉靖年间王一槐撰写的《九华山志》说得清楚，“化城，天竺国佛场名也，今寺在山之西南，自麓陟旋而上數里至其处，峰峦环列，泉壑纡回，中旷而夷，类其国郭，故名”。 步入化城寺的苏东坡必会想起，当年贬至黄州时，自己入住的首个寓所也是一个叫定惠院的寺庙。此刻如同经历轮回，距遭贬黄州十余年后，竟再度被贬，再来暮鼓晨钟之地。游寺登山之后，苏东坡访入一个叫李正臣的民家。颇感意外的是，苏东坡在李家见到一壶，壶中矗一奇石，高五尺，宽尺余，通体成碧，并排九颗雁齿样的峰峦，奇妙的是，石腰还有条白脉，呈云缭雾绕之势，模样与九华山无异。苏东坡一见之下，极为喜爱，当即想以百金购入，再一想，终觉此行路遥途险，遂放弃携石之念。石头没买，却不妨碍他提笔写下一首《壶中九华诗》一吐块垒，全诗如下： 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 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 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 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 苏过、王朝云的诧异在这首诗中得到了解释。苏东坡想重金买下石头，是觉得如此奇石孤零零地在壶中“太孤绝”，它映射了苏东坡深感寂寞的内心。此时虽有儿子和侍妾相陪，苏东坡毕竟是苏门遭受重创的核心，尤其在鬓霜发白的年龄，还要面对茫然不可知的前路，性格再豁达的人，也不可能在短短数日间恢复常态。苦恼有多深，永远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会。 很难说清苏东坡告别九华山时的心情，从苏东坡的性格判断，他会宁愿惆怅未能买下奇石，也不愿纠缠在朝廷数改旨令的打击中。对此时的苏东坡来说，已到不得不放下济世衷肠之时。听天由命是人生最后的选择，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与其说此时的苏东坡已看透人生，不如说他对前途再无冀求。 今天，客观来看，不管苏东坡自己有多么大的政治抱负，除了留下那些震古烁今的文学作品外，难说其有过多大的政绩，哪怕他在杭州、密州、徐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为官时，修建过苏堤、抗击过洪水、拯救过风灾、创办过医坊、疏浚过河道等等，这些虽得民众口碑，但与儒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磅礴理想相比，还是相差太远;哪怕他历经四朝，也从未真正地辅佐过哪位宋室皇帝，更未创建过如诸葛亮那样纵横青史的政治业绩，甚至，太多人还会忽略，当王安石变法引起他的反对时，他最终所做的，不过是明哲保身地自请外任。就这点来说，政治上的苏东坡不仅缺失奋不顾身的果毅一面，还不无软弱的一面。也恰恰如此，在今人眼里，苏东坡才更具一个普通人的血肉，更具一个诗人不可缺失的天然性情。所以，他的惠州之路，既是仕途失意的被贬之路，也是他一路展开的思想变化之路。 三 离开青阳县后，一行人继续朝西南逆流而行，于七月初经彭泽，抵达有“江湖锁钥、三省通衢”之称的湖口，该处为长江下游起点。烟波万顷的鄱阳湖在此汇入长江，气势非凡地一路往东。站在舟前四顾的苏东坡又一次看见十年前到过的庐山。大河依旧翻滚，峰岭不改巍峨。苏东坡没有停舟，只凝望眼前的“云物胜涌”而默然祈祷。没有人知道苏东坡祈祷了什么，从他随手写下《过庐山下》诗中的“一时供坐笑，百态变立谈”来看，默祷后的苏东坡心情已好了很多，但从随后的“虽云默祷应，顾有移文惭”句子看，面对雄奇险秀的庐山，苏东坡的“坐笑”真还不过“一时”，扑面而来的往事会使他的心情变得更为复杂。 毕竟，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庐山。 这座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的山脉不知吸引了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就连诗仙李白也在这里情难自已地吟出了两首《望庐山瀑布》的诗歌，尤以“日照香炉生紫烟”为起句的七绝，堪为脍炙人口的唐诗名篇。不过，李白的笔锋胜在瑰丽与想象，远不如苏东坡那首《题西林壁》具有发人深省的张力。 写下那首诗时，还是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五月，在黄州度过四年零三个月的贬谪生涯后，“本意终老江湖”的苏东坡被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汝州在黄州以北，为送长子苏迈去饶州府德兴县任县尉一职，苏东坡反而有了南下顺道庐山之举。在船头屈指一算，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年陪他游山的刘格与参寥二人。因欣赏刘格之才，苏东坡曾于熙宁八年（1075）推荐刘格为官，未果。其时刘格正隐居庐山，听说苏东坡来此，大喜过望，主动充当向导。参寥则是苏东坡早在熙宁四年（1071）首次在杭州为官时就情谊甚笃的僧人。能追随苏东坡到黄州，可见参寥对友情的重视。在苏东坡眼里，参寥的才华，与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林逋不相上下。现在十年过去，曾被自己视为“文词灿然可观，而立节强硬”的刘格已于三年前去世，年纪未到四十，令人扼腕;自庐山分别后就一直隐居潜山的参寥倒是和自己一直书来信往，哪怕此行路上，苏东坡也时不时在苦恼中给其去信。老友虽帮不上什么忙，但有人愿听己倾诉，多少会让他心里好受很多。 此刻面对庐山，苏东坡脑中闪过的，当然不会只有那些电光火石的往事，还会想起自己曾在此处写下的诗歌。没有哪首千古绝唱会没有它的内在来历。从令其险些丧命的“乌台诗案”到贬谪黄州，苏东坡算是亲身领教了什么是“仕途即险途”。在心灰意懒的苦闷中，苏东坡不得不将济世之心转化为寄情历史和山水之心。当改授汝州的旨令传来，苏东坡从“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八字中，读到朝廷将重新启用自己的强烈信号。所以登览庐山，苏东坡从最初的“发意不欲作诗”到按捺不住地挥毫泼墨，已见其兴致勃勃——先写下略试笔锋的《初入庐山三首》后，又沿路写下《庐山二胜》等诗。当他们遍游诸峰各寺，最后到西林寺时，苏东坡终于将庐山起伏如人生起伏的感悟结晶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思之叹。 能够理解，苏东坡所说的“不识庐山”，不无嘲笑自己不识朝廷、不识人心、不识天下之意。但他真的不识吗？未必，只是人在浮世中时，路途的险恶与人心的难测，时时超过预料。若非如此，自己怎么会在十年后重蹈覆辙，再次踏上贬途？其中原因既有哲宗一力恢复父皇神宗在位时的革新之举，更有章惇等政敌的叵测居心。当苏东坡到惠州后，还将进一步领教章惇对他不甘罢手的打击。此为后话。 湖风吹面，苏东坡久立船头，要不要再登庐山的念头闪过，他终于还是摇了摇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同理，人也不能两次登上同一座山峰。十年前的感慨实在不忍再去面对，尽管自己真的两次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所谓同样，也只是被贬的外在一致，内在感受则取决于经历和年龄，取决于命运里神秘莫测的种种未知。命運强大于人的地方，是它有双翻云覆雨之手，没有谁可以和它展开较量。苏东坡看了看周围，船帆升得够高，江风吹得够猛，庐山远去了，自己真该收拾收拾心情，好好面对前方的滚滚激浪了。 四 一路舟行，日日面对长流东逝的大江，苏东坡难免会像孔子那样，对“逝者如斯夫”的似水流年感叹不已。越有这样的感叹，人越会觉得自己在永恒面前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苏东坡为什么自认“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理由就是他始终视自己为芸芸众生中的凡夫俗子，所以在黄州时，他对人生能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指认，面对今天的一贬再贬，也终究能在短暂的苦闷之后，有“已达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的泰然处之。 从发生在分风浦的事情看，苏东坡更未将自己看作名满天下的闻达之人。 按所拟路线，苏东坡一行从庐山过都昌，又从都昌南下，拟赴豫章（今南昌）和庐陵（今吉安），再南下赣州。离都昌后不久，某夜错过宿头，索性在一个叫分风浦的地方夜泊。到三更天，一阵人吼马嘶声从岸边传来。苏东坡是被贬之人，自然敏感，如今太平盛世，不会有成群结队的强盗公然打劫，唯一可能，怕是朝廷又追发旨意。他当即起身，见前面火把盈天，足有数百官兵朝自己船只而来。惊魂不定间，苏东坡赶紧上岸询问，带队将领称自己奉当地发运司命令，收回苏东坡所坐官船。若换作他人，必与来人理论。发运司只管漕运，管不到路上官员。苏东坡虽是被贬，毕竟还是朝廷任命的宁远军节度副使，而且，苏东坡所坐之船，是朝廷同意拨给其专用的，与漕运无关，如何轮得到发运司来指手画脚？ 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故事时时都在上演，苏东坡遇到的不过是自然之事。得知情况后的苏东坡被逼无奈，低声下气地请求对方允许自己连夜动身，“至星江就聚落买舟可乎？”他自然知道，发运司此举，是为拍章惇马屁所为。唏嘘不已的苏东坡只得连夜启程，急匆匆赶往星江。 过了凄惶不安的下半夜后，船上的早餐还没做熟，就已到达豫章吴城驿。自古以来，处长江之南的豫章就有“襟三江而带五湖”之称，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从唐朝诗人王翰留下的“豫章南去帆冲雨，彭蠡西来浪接天”的诗句也能看出，此地为四通八达的汇聚之地，也是理所当然的分别之地。 过了豫章，前面就是茫无边际的险山恶水了。 被小人暗算的经历没有影响到苏东坡的心情，毕竟历宦海数十年，没有哪种嘴脸不曾见识。对此时此刻的苏东坡来说，经受的打击只来自朝廷，以及自己建功立业的梦想东流。因此，当他走上吴城山，步入山中有名的望湖亭时，见眼前天地苍茫，身在其间的自己却逃不脱颠沛流离的命运，委实叹息难抑。过了此地，不仅朝廷不可见，连中原也不再可见。政治上的失意与故园难归之感，使苏东坡像要对已行之路做个总结似的在亭间木牌上写下一首五律，诗名就叫《望湖亭》： 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在苏东坡的全部诗词中，这首诗既不婉约，也不豪放，只有种深沉的内心感念。从年龄看，自己已近花甲，从现实看，正一步步接近心中没底的南荒。朝廷抛弃了自己，自己却依然“许国心犹在”。后人读这些诗句时，不能不钦敬苏东坡始终如一的热忱，它也是苏东坡“君子人格”的体现。所谓君子人格，就是在儒家浸染之下，对国家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像苏东坡这样饱读经史之人，在天地间走得愈久、行得愈远、见得愈多，君子人格就愈健全，也就愈渴望自己的人生不致虚度。当然，没有谁愿意自己的人生虚度。不论怎样，人生毕竟不止包含“国家道义”，所以，在他急转而下的诗句中，又隐约可看出，和屈原等先贤对“圣史王道”紧抱不放的内心不同，对《易传》有过深研的苏东坡更能“生之谓性”，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从自身辐射开来的生活本身。 所以，当写下“岷峨家万里”时，苏东坡不可能不想到三十七年之前，自己金榜题名，正到达人生的第一个高峰之时。原以为，用才华推开的仕途大门将理所当然地通往自己的云中之志。自己对未來有过多少“不与梨花同梦”的预想。但走到今天，又究竟做过些什么呢？答案说不出，就只能摇头苦笑了。数十年宦海浮沉，该经历的都已经历，人在天涯已久，还真想知道，今天的故乡是什么模样了。还记得当年踌躇满志，离家不久后写过的“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吗？那时有惆怅，却没有悲伤，更多的则是对前程的期许。青春的志存高远，只换来今天的天涯沦落。一丝苦涩在苏东坡心中涌起，曾经不无豪气的“征马去无还”已转为“投老得归无”的凄凉和感伤了。人终究是要落叶归根的，此去惠州，只怕再也见不到一生难忘的眉山和岷山了，再也见不到童年时的门庭与屋檐了。“但恐岁月去飘忽”，这是什么时候写的诗句？想起来了，还是三十三年前的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自己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厅公事时，弟弟苏辙送自己到郑州西门分别时写的，那也是自己与弟弟第一次分开。当年写下这首诗，是害怕岁月无情，此刻终于体会，岁月是真的无情啊。父亲已去世多年，妻子也去世多年，他们的墓地都在故地眉山，还能见到吗？弟弟苏辙也老了，不知今生还能不能再见…… 天色黯淡，苏东坡朝故乡的方向张望良久。此地和故乡越来越远，和要到达的惠州就越来越近。没错，哪里的人生不是人生？实在没必要如在黄州时那样“多情应笑我”了，更何况，自己不早就写过“早知身世两聱牙”和“云翻海若家”吗？眼前这片江水，它的白沙翠竹和故乡有什么两样？精神蓦感解脱的苏东坡又写下一首七律《江西》，起句就是“江西山水真吾邦……”这种四海为家的恣情恣意，既源于苏东坡本身的性格，也是他对人生的再次直面。从这里也能看出，与政治相比，苏东坡更为钟情的，的确是念兹在兹的生活本身。 五 按发运司要求缴还官船后的苏东坡在豫章雇船前行，南下庐陵和赣州。此时的苏东坡已逐渐摆脱人生最难摆脱的政治失意，朝廷还有什么打击都能够坦然接受了。屈原叹息过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不一直就是历史从未改变过的主题吗？不过，坦然只是他的人生态度，不会是越来越艰险的漫长路途。 从“嗟我妇子行水泥”的句子能看出，当年苏东坡去虔州的水路称得上惊心动魄。 离开庐陵，苏东坡一行面对的，就是从赣州到岑县、从岑县到万安县的三百里水路，距离不算长，也不算短，这对舟行已达数月的苏东坡来说算不上什么。但由章、贡二水合而为一后的激流凶险无比，水底怪石交错，被当地人称为“赣石”。一路下来，前赴后继的十八个险滩随时能吞没船只，其中水势最为湍急的是到万安县的最后一滩，即“黄公滩”，该滩石多激浪，凶险无比。苏东坡索性将“黄公滩”改名为诗中的“惶恐滩”。南宋文天祥写下名垂不朽的《过零丁洋》时，诗中出现的也是“惶恐滩头说惶恐”之句。只是，二人都写到“惶恐”，内中含义还是差别巨大。文天祥的“惶恐”是面对了国破家亡，在苏东坡这里，则是一段“十八滩头一叶身”的死里逃生之旅。在激流暴起数丈的危险关头，苏东坡顾不上自己五十九岁的衰龄，充当起扳桨摇橹的水手。当众人进入虔州境后，心有余悸的苏东坡不觉发出“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的感慨。 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在虔州待了半个多月的苏东坡游郁孤台、观报恩寺、歇尘外亭来暂休身心。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事，是一个叫曾安止的熙宁六年（1073）进士在此任宣德郎。听闻天下才子苏东坡到了此处，大喜过望，当即邀请苏东坡来府上一叙。曾安止为官清廉，无论曾在丰县任主簿，还是后到彭泽当县令，都极为重视农业，常常亲自下田，了解农作物，尤其熟悉水稻的生长情况，特意撰写了一部五卷本的《禾谱》。苏东坡翻阅之下，见书中对各种水稻资源和附近地区农业状况记载得清清楚楚，唯一觉得“有所缺”的，是该书“不谱农器”。当下兴致一起，苏东坡谈起曾在武昌亲眼见过农夫们骑用一种叫“秧马”的农器，其物“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可“雀跃于泥中……日行千畦”，尤其“较之伛偻而作者”，可达到“劳佚相绝矣”的效果。 见苏东坡不仅学富五车，还见多识广，曾安止心下佩服。二人谈得投机，苏东坡索性笔锋蘸墨，写下一首二十多行的《秧马歌》，对“秧马”及其功能做了形象的描写，附于《禾谱》之末。写完诗后，苏东坡笔录多份，寄给各地的县衙官员，希望他们仿制使用。果然，紧邻惠州的博罗县县令林天和意外收到后，即命农人试验，终使惠州农人都使用秧马，将农作效率提高不少。是以苏东坡还未到惠州，就已惠及该地。 在虔州的第二件事，是苏东坡想起自己十二岁时，父亲苏洵曾游览此地，回去后谈起在该地天竺寺见到白居易留下的亲笔诗，称其“笔势奇逸，墨迹如新”。现在四十七年过去，没想到自己也会来到父亲到过的游览之地。难以按捺心情的的苏东坡一路寻到天竺山中的天竺寺后，发现“诗已亡，有石刻存耳”。当他抚摸石刻，想起亡故的父亲，不禁“感涕不已”，挥毫写下一首题为《天竺寺》的七律。 无论是谁，当读到诗中“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涕横斜”之句时，都难免会想起他在黄州执笔《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已发出过“人生如梦”的感叹。当年的感叹起点是历史风云，如今的感叹则因父亲而起。抚今追昔，父亲当年的教诲和带自己、弟弟千里赴京的赶考往事，都是历历在目的鲜活记忆。如今父亲去世经年，自己也老了，四十七年前的往事仍清晰如昨。感叹能改变什么吗？什么都不能。好在，惠州已经不远，在自己前面展开的，还有一段最艰难也最险阻的行程。“天涯流落”写起来容易，不亲身抵达，不可能知道天涯的真实含义。 六 中国地理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长江将大陆南北分开。然而，不是长江以南的版图都可称为江南。横亘在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省间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构成的五岭山脉，将江南更南之地阻隔在富庶中原之外，是以五岭以南不称江南，而称岭南。在古代，岭南烟瘴弥漫，疟疾横行，为闻之色变的蛮荒之地。 现在，横亘在苏东坡面前的，就是五岭中的大庾岭。 该岭位于大余县南，南雄市北。以岭为界，中原文明与南国蛮荒划出了鲜明的界限。这就表明，越过大庾岭后，苏东坡很难接收到中原信息，展开在他眼前的，将是未开化的野蛮之地。大庾岭山势可用张无垢在《横浦集》中的“人苦峻极”四字来见其凶险。同时，张无垢还给出了大庾岭的一些具体数据，“北路广八尺，长一百九丈，南路广一丈二尺，长三百十五丈，复夹道种松，以休行旅，遂成车马之途”。苏东坡所走的，正是这条非人工开凿而是行人经年累月踏出的“车马之途”。 很难想象，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一步步在山高坡险的路上如何行走。从他的一路行程来看，有过失落，有过感伤，有过追念，有过生死间的间不容发。在崇山峻岭的危路上，他有什么样的感受？一首写在岭峰龙泉钟上的五律让时人与后人都见出苏东坡的当时心境：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这首诗令人惊讶之处，就是“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的自述，让读者看到苏东坡在饱受政治毒打和旅途艰辛之后，将自己与章惇等人做出了泾渭分明的划分——也不仅仅是章惇，还包括历史上所有如章惇之流的人。这一近似精神胜利法的自白，既安慰了自己，也让后人看到苏东坡所处的眼前现实——山高岭陡，人与天空无限接近。从李白那里借来的“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之句，表明苏东坡已超越了自己在黄州写下前后《赤壁赋》时的自然领悟。和庄子一样，苏东坡从来不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拔。有了这一超越，艰难才没有使他低头，反而锤炼了他“浩然天地间”的个体人格。比较他在黄州之时，赤壁让他面对了历史，现在的大庾岭，则让他面对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至高天空。孔子不也发出过“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叹？人只有超然物外，才能进退自如，这不仅是士大夫，也是一个个体思想所能到达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苏东坡才能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身世永相忘”。其中虽不无他以为自己将埋骨惠州之感，也让所有人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自屈原后的无论哪朝哪代，士大夫经受的痛苦就是洗礼，它最终给人带来的，是真正的脱胎换骨。不过，与屈原们的方向不同，苏东坡一路心慕山水，不论其清秀还是险恶，都不知不觉地逐步摆脱了孟子“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的政治教诲，脱胎换骨地到了“千万为道自爱”的个人境地。 像要提供证明一样，苏东坡真还在岭路上遇到两个道士。得知眼前须发皆白的老人是苏东坡时，两道士相视而笑，说了句“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这就是埋伏在人世间的生活谜底。自幼就接触道教，到黄州也重新研习过道教的苏东坡感慨说道：“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更令他意外和惊喜的是，一路陪伴而来的幼子苏过竟也在父亲的感染和沿途的领悟中，有了对道家的信仰，苏东坡极为赞赏地为他写下“小儿少年有奇志”的诗行。这也充分说明，与儒家的“政治王道”相比，苏东坡全部心灵接受的已是道家宣扬的“自然常道”了。 翻越大庾岭的时间是九月。过岭之后，苏东坡的行程好走了很多，先抵韶州，然后是英州、清远、广州、东莞、石龙和道教圣地罗浮山。一路上，苏东坡逢山入庙、遇水寻观，无处不题诗，除了道家思想，佛老思想也日占上风，尤其过岭之后，“投老得归无”的感时伤世消失了，逐渐有了“而今只有花含笑”的超脱面对。在《发广州》诗中，一句“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更能使人体会，苏东坡的确已放下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政治激情，也放下了自屈原开始就不息相承的为“君王焦虑”之心，对自己脚下的大地展开了义无反顾的追求。 那时的广州当然不是经济发达之地，“处处各樵渔”是它最鲜明的写照。游走樵渔，原本就是苏东坡早年流露过的理想生活，也是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群体或追慕或实践过的现实生活。在黄州时，苏东坡就因“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而获得内心慰藉，如今经生历死，更为看重渔樵生活所映射的旷达和随遇而安。当他发现“天涯未觉远”，也就是他终于从自身深处体会到生活从来就不远，甚至，他一直隐秘渴望的生活，恰恰就呈现在自己的流放生涯当中。 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历经数千里风霜的苏东坡终于到达惠州——一个注定将留下他“平生功业”的第二处贬所。 七 当年被贬黄州，苏东坡写过一首七律《初到黄州》，到惠州城后，同样写下一首七律《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两首诗很能见苏东坡的内心深化。《初到黄州》不无“老来事业转荒唐”的自嘲，进惠州后，面对“父老相携迎此翁”的盛况，由此生发的第一个念头已成“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的盎然兴致。这就说明，第二次遭贬的苏东坡虽历千辛万苦才抵惠州，带来的结果却不再是失落和迷茫。不是有人相迎就令他瞬间做到荣辱两忘，而是其内心已随千里长途有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结合他原本就豁达的本性，形成了常人不具有的思想走向。“岭南万户皆春色”，很能异曲同工地对应他“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的坦荡之心。既然政治给了他巨大的磨难，又要和他一刀两断，他能做的，就是以佛老的无境之境来观照内心和眼前的生活。所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放达自适就成为苏东坡的真实写照。 对章惇等“合志邪谋”的人来说，将苏东坡贬谪惠州，自然弹冠相庆，却不料苏东坡在惠州三年下来，竟然“不辞长作岭南人”了。诗中之意，当然不仅仅说自己在惠州可“日啖荔枝三百颗”。驱使他走到彻底达观之境的，首先是佛、道思想的浸润，另外，惠州太守詹范与苏东坡当年在黄州遇到的太守徐君猷一样，也因仰慕苏东坡的不世才华而使二人成为常常邀坐对饮的好友，詹范还特意将刚入惠州的苏东坡安排到谪官无权居住的三司行衙中的合江楼住了半月之久。在詹范之外，苍梧太守李安、程乡县令侯晋叔、归善主簿谭汲来、博罗县令林天和（即率先接受使用秧马的县令）、推官柯常，虔州鹤田处士王原、赖仙芝，僧人昙颖、行全，道士何宗一等地方官和隐士名士纷纷前来拜访，陪苏东坡寻访名山古刹，诗词唱和，乃至苏东坡在给参寥的信中，已从出发时心灰意冷的“一饱之外，亦无所须”变成了“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的心安自足。 另外，正常又意外的是，将苏东坡贬谪岭南，章惇并不满足，为将苏东坡逼入绝境，特地任命了一个叫程之才的人为广南提刑。所谓提刑，就是专管司法刑狱和巡察贼盗等事，堪为掌地方大权之人。章惇的如意算盘是利用程之才来借刀杀人。因程之才原为苏东坡姐夫，当苏东坡姐姐在程家受虐待、不明不白地死后，怀丧女之痛的苏洵自是大怒，严令家人断绝和程家的往来。该事发生在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苏东坡当时十八岁。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没料到自己竟会落到程之才手上，更没料到的是，接到苏东坡信后，程之才急不可待地回复，说早就想与苏家沟通隔阂。结果是，程之才与苏东坡见面后，嘱咐当地，让苏东坡从居住的嘉祐寺重新搬回到合江楼。 追慕苏东坡才情的人，无不喜爱他的性格。有一次，一个道号叫昙秀的旧相识从广陵来惠州看望苏东坡。临别时，苏东坡问道：“山里的其他道人见你回去了，一定会找你要东西，你打算给些什么呢？”昙秀不无洒脱地答道：“鹅城清风、鹤龄明月，就是我要送给他们每个人的礼物，就怕他们没地方放。”苏轼说道：“不如我写些字给你带回去，每人一幅，这就是《法严经》中说的书中有福祸之意。” 这个故事似乎印证了苏东坡在惠州已超然物外、世事洞明，但洞明归洞明，未必等于人有出世之想。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就判定，苏东坡在惠州时并无真正归隐之心。他说得没错，不论苏东坡如何以佛、道思想修炼自己，终究没忘儒家时时劝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在惠州三年，有两件事成为苏东坡的主要生活，一是制药，二是酿酒。因岭南为瘴毒之地，早在仁宗朝就喜弄医药的苏东坡在此潜心搜药，替人治病，“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面对络绎不绝的患者，苏东坡见求即赠。有人问他“劳己以为人”的理由是什么，苏东坡回答：“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不仅为人治病，苏东坡见东江竹桥易坏，决心改建为一座船桥，当费用不够时，连自己朝服上的犀带也捐了出去;当惠州新建海会禅院（今永福寺）时，苏东坡又节衣缩食，资助三十缗钱。当时禅院前有一山坡，左边长堤以丰湖为界，积聚为一个鱼塘。苏东坡倾尽钱物，又得程之才和苏辙解囊，买下该鱼塘，目的却是为了將塘内的鱼群放生。凡此种种，都使苏东坡最后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 九百多年后的今天，为寻找苏东坡当年的“放生湖”，寻找他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和他游览过的松风亭，我驾车来到惠州。当我穿过一条条小巷，寻到嘉祐寺时，意外发现，嘉祐寺早成了一所小学，校名是理所当然的“东坡小学”。沧海桑田令人感慨，苏东坡当年写下的百余字《记游松风亭》也在我的感慨中一句句涌现：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什么地方不可歇？什么地方不可以安放自己？孔子称“圣人心同天地，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不能说苏东坡是圣人，但不妨碍他刻骨入髓地理解什么是“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圣人之言。今天回顾苏东坡的一言一行，会见其无不以“诚”为底色。有了这一底色，他才会坦然发现，一切都会过去，没什么痛苦值得留到明天，也才会更坦然地写下“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的真实领悟。 领悟从何而来？我西视北望——罗浮山、东莞、广州、清远、英州、大庾岭、虔州、赣州、吴城驿、分风浦、鄱阳湖、庐山、九华山、池州、姑孰、慈湖、金陵、长芦、高邮、汤阴、雍丘、临汝、陈留、内丘、临城、真定、定州等地一路展开，那些地方的沐日亭、蒲涧寺、峡山寺、碧落洞、南华寺、月华寺、尽善亭、天竺寺、尘外亭、报恩寺、郁孤台、望湖亭、化城寺、清凉寺也一路展开。那是苏东坡前往惠州的漫长之路，也是千里艰途赋予他的领悟之路。人生太长太复杂，所以太需要领悟。面对青史留名的人物，今人总会觉得其经历和思想复杂，但愈接近苏东坡，愈令人觉其单纯。不是他真的单纯，而是在经历所有的磨难与痛苦之后，走向了人生珍贵无比的返璞归真，所以苏东坡不是庄子，却能够逍遥;不是老子，却能以身作则，诠释什么是道法自然。这让后人情不自禁抱有亲近和走近他的由衷之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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