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鲜红釉 | 绝世风华，一代名品，成交价格喜人！

惠训书院 202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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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间王世懋《窥天外乘》：“......我朝则专设浮梁景德镇，永乐、宣德年间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明代永乐、宣德期间的红釉器，呈色鲜艳，质量很高，被称为“鲜红”。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宝石一样的光泽，因而又称为“宝石红”。自从这种红釉器问世以后，文人与嗜古之士纷纷加以评论。

明崇祯间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宣德之祭红杯盘，浑身者、红鱼者、百果者、发古未有。未西红宝石，涂泑内烧出。泑上宝红凸起，紫黑者，火候失也。”

明永乐鲜红釉盘

（故宫博物院馆藏）

清雍正间陆廷灿《南村随笔》：“宣德祭红以西红宝石表入泑，凸起者，总以汁水莹厚如堆脂，汁纹鸡桔，质料腻实，不易茅篾......。”清末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今之所贵于世者宝石釉乎？凡深红、鲜红，皆有宝石釉在内，不惟红而已。......宝石釉之品莫贵于亮釉，其明如镜，润如玉，其赤如鸡血，其通如石之冻，《博物要览》所谓西红宝石者是也。”

从上述评论结合存世的实物看，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确实达到了高峰。这些红釉瓷器，质料细腻坚实，色泽深沉安定，釉汁莹厚如堆脂，器口一周洁白灯草口，好像盘绕了一条白玉带，它之所以为人们所宝重，是完全有理由的。

明永乐鲜红釉盘

（故宫博物院馆藏）

红色象征着太阳、光明、希望与喜庆，所以红色一直都是中华民族十分钟爱的颜色之一。且由于明代皇帝为朱姓，因此，在明代时期对红色所进行的推动不仅符合传统的审美观念，同时也能体现出政权的替代。因此，无论是明代宫廷还是民间，在艺术表现方面都十分重视对红色的运用，由此可见，永乐宣德鲜红釉瓷所选用的釉色与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政治环境是相适应的。鲜红釉瓷在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的基础上，还具有着特殊的政治功能。

明永乐时期红釉器所以超越前人，取得这样出色的成果，关键在于匠师们通过长期实践，找到了釉料配制比例，纯红釉对发色原素铜的需要量并不大，约为全部釉料的0.2%-0.5%，再加上掌握了烧制的恰当火候。光亮的、不流动的、不开裂的釉面，是由于釉中含有稍多的氧化物，使铜在1250℃-1280℃的高温下发生化学变化的结果。

由于铜红对烧成条件的敏感性极大，温度、气氛稍有差异，就会呈现出各不相同深、浅、明、暗的红色，釉面也有光润或粗糙之异，甚至有时会变成灰色和黑色，质量很不稳定。所以，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工匠，在当时的条件下，烧制这种产品也并不十分有把握。

今天所见这类传世品中的色调鲜艳的深红釉器，大都是内廷专用的百里挑一的精品。烧制这样一件瓷器作品，需要付出很大的人力物力，人们把它视同珍宝是非常自然的了。

明永乐鲜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

（故宫博物院馆藏）

有关的文献材料都提到，鲜红釉瓷所以呈现宝石般的光泽，是因为釉料中掺进了西洋红宝石末的缘故。据景德镇厂老艺人献出的世代相传的鲜红釉配方，其中也确有珊瑚、玛瑙、玉石等贵重原料。掺入这些原料对呈现鲜红的釉色无疑是有利的，但今天看来焙烧红釉这些贵重原料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成分。

明宣德鲜红釉葵花式洗

（故宫博物院馆藏）

永宣时期，以匀净明亮的深红釉盘、碗、高足碗所见较多，还有一些为数很少、造型新颖的器物，如僧帽壶、菱花式洗，均极精美。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认为鲜红釉烧成后，皇室用以作为祭器，所以也称为“祭红”。《大明会典》卷二○一“器用”中关于祭祀用器曾提到：“洪武元年多以金造，......二年祭器皆用瓷。......嘉靖九年，配享四郊各陵瓷；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红色，月坛白色。”这是以青、黄、红、白四色象征天、地、日、月。

而洪武至嘉靖九年前的一段时期里，用哪种颜色的瓷器不得而知，但成化以前从未见过鲜红釉祭器，嘉靖间又以红瓷祭日坛。当时鲜红釉已不能烧造，只好改用矾红。如《大明会典》中记有：“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矾红。”《窥天外乘》中也有：“嘉靖间回青虽盛，鲜红土断绝，只可采用矾红，尚姑允之。”的记载。据此，鲜红釉的失传时间似更早于嘉靖。

明宣德鲜红釉僧帽壶

（故宫博物院馆藏）

随着明朝中期以后烧造红釉瓷器的工艺步步下降，无法得到近似鲜红釉器一般的红色瓷器，到嘉靖时皇帝不得不下令以矾红代之。红釉工艺渐渐失传，失传了一个多世纪。凝血似的红釉在时代的顺应下渐渐消亡，而工匠的缜密心思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进化，开始不断寻找将这鲜红色复苏的机遇。以明朝永乐时期的鲜红釉瓷为艺术品格，顺势而生出了一个新的红釉瓷品种——郎窑红釉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