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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商丘，即商契之墟，相传商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商地，后来迁徙到了其他地方，后人就称废弃的商契之都为商丘。《左传》记载：“陶唐氏（帝尧）之火正阏伯（商契）居商丘，祀大火。” 按照正常理解，商契之墟就在如今的河南商丘。商丘官网上有这么一段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文明的诞生地，有“殷商之源”的美誉。 不过，“商丘”未必在如今的商丘市，因为《水经注》等古代文献又记载：“帝颛顼之墟，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也就是说“商丘”与“帝丘”是一个地方。卫国位于河南北部一带，帝丘曾是周朝诸侯卫国的首都，大约位于如今的河南濮阳一带，而如今的商丘位于河南东南部，在空间上两者怎么都无法吻合。 既然如此，那么文献上的“商丘”，到底是如今的商丘，还是河南的濮阳？
首先看一个问题，如今的商丘是如何被称之为商丘的？ 先秦《世本》记载：“宋更曰睢阳。”宋国都城睢阳因在睢水北岸，故称睢阳。宋国都城自始称为睢阳之后，先秦时期一直称为睢阳，魏国灭掉宋国后，以睢阳为治所设置大宋郡。秦始皇时期，改大宋郡为砀郡，砀郡治所在睢阳。也就是说，周朝宋国都城不叫亳、更不叫商丘，而是叫“睢阳”。 《汉书·地理志》记载：“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也。”所谓“阏伯之墟”就是商丘，《汉书》认为宋国睢阳即为古书中的商丘。这是后世王朝设置商丘县的依据。 从汉代到明代，睢阳地区有过很多名称，但唯独没有被称为“商丘”。直到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才“升（宋）州为（归德）府，置商丘县”，清朝沿袭明朝设置，民国时改商丘地区行政专署。 其实，从“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这句话，根本无法断定睢阳到底是不是商丘，但由于周封微子启于宋，《汉书》认为这是将微子启封在了祖地“以续商祀”，所以由此判断睢阳即为阏伯之墟、即为商丘。
然而，与阏伯之墟——商丘的结论较为勉强相比，阏伯之墟——濮阳的结论，不仅有史书支撑，如今更有考古遗迹证明。 《左传》明确记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夏后相，中康之子，少康之父）即位，处商丘。”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了一件事：在狄戎的威胁下，卫国无奈从朝歌迁都到帝丘，占卜表明迁到帝丘可享国祚300年。但迁都之后，卫成叔梦到祖上康叔说“夏后相把你给我的祭品夺走了”，于是卫成叔准备祭祀夏后相，宁武子却认为不需要，因为这是夏后相不是卫国鬼神，且夏后相丢掉帝丘，责任不在卫国。《竹书记年》记载的夏后相定都商丘，进一步说明“商丘”即“帝丘”。 《水经注》记载：“ 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商丘”，实际上是指帝丘，即卫国的都城。如今的商丘位于豫东南，与帝丘相隔甚远（见下图）。
《论语》记载，孔子游历诸国时，与品行不端的卫灵公夫人南子相见，发生了一段难言之事，导致弟子“子路不悦”，为此孔子对天发誓，但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还没有解开。 “子见南子”的过程无比神秘，而卫国都城一直也非常神秘，位于河南的宋国都城、虢国都城、蔡国都城等，都被先后找到，但唯独卫国都城一直没有被发现。直到本世纪初，在对河南濮阳高城遗址进一步挖掘时，发现了面积高达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原来之所以难以被发现，是因为被汉武帝时的一场黄河大水掩埋到了地下，同时通过出土文物等证实这里就是卫国都城帝丘。 尤为重要的是，高城遗址一个由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商、西周时代和春秋战国、汉几个时代夯筑层叠压的古城址，涵盖了颛顼、商契、夏商周等时代。结合史书来看，高城遗址无疑就是颛顼、商契之都。
其实，从商代起源来看，商契之都位于濮阳更为合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商人起源于北方，在5000年前随着天气变冷之后逐步南下的。 首先，北京一带古称为“幽燕之地”，其中甲骨文中的“幽”是“山”与“幺”组成，“幺”是玄鸟之子，甲骨文中的“燕”是燕子形象，而玄鸟极有可能就是燕子。因此，幽燕之地可能是商人比较早的起源地。 其次，在河北石家庄发现多处先商遗址，其中规模庞大的是平山西门外遗址与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距今时间都超过3600年，遗址面积都在10万平左右。与此同时，甲骨文中还有武丁封“子宋于宋”的记载，其中的“宋地”位于石家庄赵县。 由于古代“商”与“宋”同音，因为“宋”字下部的“木”，古有“桑”音，而“桑”与“商”同音，因此“宋”又被人称作“商”。殷商遗民微子启建立的宋国，其实可以读成“商国”，所以《列子·仲尼》中说“商（宋）太宰见孔子。”这就难免让人怀疑，武丁封子宋于宋地的本意，其实是将子宋封到了祖地之一，即“子宋于商”。 因此，从商朝起源来看，商人应该是从北方幽燕之地逐步南下，先迁移到了石家庄附近，后来又由于天气变冷而迁移到了濮阳一带，而不应该超距离的跑到商丘市。
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与中国考古研究所合作，共同发起“商丘计划”，旨在探索中国商丘地区早商和先商文明。 但背负“探索中国商丘地区早商和先商文明”的考古队，历经十余年的艰苦探寻（上图），虽然发现不少周朝宋国早期的遗迹，却一直没能发现成规模的先商遗迹，最终只能抱憾而归。 或许，他们抱憾而归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运气不好而没能找到先商遗址，在于如今的商丘根本不是先商文明地，最多只是商汤灭夏时的过渡性的南亳，真正的“商丘”是在北边的濮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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