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林英1）2） 作者单位 | 1）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1.00.080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林英.副文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媒介功能探析[J]. 出版与印刷, 2021(6): 38-44. 摘要 | 文章研究副文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媒介功能。亚东图书馆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文章对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出版的新诗集和标点白话文小说等重要书籍之副文本展开考察，分析副文本在新诗思想和整理国故思想传播中所发挥的媒介功能，并进一步讨论副文本作为一种媒介形式的独特优势及其制约性条件。认为副文本除了具有“促进文本呈现”的功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还可作为新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力量。 关键词 | 副文本；媒介；新文化运动；亚东图书馆 → 查看HTML全文 “副文本”是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概念，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包括序、跋、标题、题词、插图、图画、封面以及其他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促进文本呈现的元素”[1]。热奈特指出，任何一部作品都是由正文本和副文本组成，副文本包围并延长正文本，甚至在正文本中充当结构成分，与正文本相辅相成，共同组成文本。长期以来，人们更注重作品的正文本部分，较少关注环绕、穿插和点缀于正文本周边的内容。基于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副文本作为“解释的门槛”的功能与价值逐渐受到重视。“副文本作为交流的地带，一个语用学的专有领地，一种影响公众的策略，这种影响——无论是否得到理解、实际效果好与坏——都是为了使文本更好地被接受，更恰当地被阅读。”[2]目前，国内关于副文本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主要是借助副文本对文本作出新的解读并挖掘新的史料。 新文化运动时期，引领一时思潮的部分出版物往往被丰富的副文本所环绕和包围。作为与正文本对举且在书籍中占据独特空间的副文本，不仅使得正文本更好地被呈现、接受以及被“恰当”地阅读，其中一些副文本，尤其是占据较大篇幅的序、跋，还具有鲜明的媒介价值，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优良地带与策略空间。然而，副文本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媒介属性，至今鲜有人关注。亚东图书馆是第一时间立于新文化运动麾下的出版机构，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其出版的新诗集和标点白话文小说作为两类重要出版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代表价值。本文以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集和标点白话文小说为例展开考察，探析副文本在新文化运动这一独特的时空背景下所发挥的媒介功能，以及其作为一种媒介形式的独特优势与制约性条件。 一、副文本：新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 思想从“先识者”的脑际、案头向一般社会铺展的过程，需要借助媒介的传播。报纸、期刊等作为新思想传播的先锋与重要媒介，其价值与功效已被广泛认可，而在思想文化变革之际，更多的媒介形式被召唤以收广泛传播之效。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整理国故运动继之，在这一时期，副文本这一特殊的语用学地带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所发现和利用，进而发展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媒介形式，在这两大运动中表现突出。 1.新诗集的副文本与新诗思想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之际，经过反复辩论与实践，白话在散文领域已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和采用，但是在新诗领域，其应用仍遭受质疑。梅光迪认为：“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任鸿隽指出：“白话自有白话的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对此，胡适内心了然：“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了。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3]为攻克这最后一座堡垒，胡适及其支持者一方面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有关新诗的论说、通信讨论与实践作品；另一方面，考虑到“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4]127，他们将书籍引入新诗思想讨论与传播的舆论场。1920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胡适除了借助《尝试集》的正文本争取新诗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还十分重视该书的副文本，使之发展为传播新诗思想的重要媒介。 （1）副文本区域为新诗思想提供传播渠道 胡适所作《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一文提出“诗体大解放”，号召人们共同创作发展新诗，是推动我国新诗发展最早也是至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新诗发展之初，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因此该文虽然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新青年》等多家刊物，但远未能做到“毕其功”。而胡适之所以在不同刊物上重复发表该文，正说明新诗思想需要反复地传播。书籍是不同于报刊的一种重要传播途径，其上的副文本则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传播可能性，这篇《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随后作为胡适《尝试集》的自序，再次与读者见面。该文自1920年3月《尝试集》出版时刊载于书，到1922年10月《尝试集》四版时胡适将其删去，反复传播的时间长达2年7个月，这一传播周期远甚任何报刊。至于其传播范围，胡适在《四版自序》中作了一个大致估算：“有了一两万份流传在外。”[5]7由此可以看出副文本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价值与功效。 （2）副文本成为新诗思想的论辩阵地 副文本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可于书籍再版时进行删改、增补等相应调整，同时，它又始终与正文本相依存。这种特殊性使之形成了与读者展开对话、与反对者进行论战的独特而有效的平台，《尝试集》的副文本即成为胡适为新诗谋求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重要舆论战场。《尝试集》初版时序言2篇：钱玄同的《尝试集序》与胡适的自序《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再版时，增添《再版自序》一文；四版时则对序言作大调整，将钱玄同的序言、胡适的初版序以及《再版自序》均删去，替之以胡适的《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和《四版自序》。胡适对《尝试集》副文本所作的这些调整，与新诗实践及新诗思想的发展紧密关联，反映出胡适借用副文本作为舆论平台进行鼓与呼、辩与论的自觉性。 《尝试集》初版时，最紧要的议题莫过于向国人宣传白话文，以及阐明用白话作诗的意义，因此胡适不仅请钱玄同为《尝试集》作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彻”[4]111，还用自序予以加持：“我现在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可以算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新文化运动领袖的现身说法，为读者生动阐释了白话作诗的问题，引发了读者的共鸣，并提供了一种展开新诗创作的具体范本。再版时，初版时的这些序言为新诗发展所作的开拓工作依然十分重要，值得继续申说，因此这两篇序言被保留。同时，《尝试集》的发行引发了大量亟待回应的争议，胡适遂借《尝试集》的副文本空间新增《再版自序》，及时回应《尝试集》初版发行后引发的激烈讨论，对“胡适之（胡适）上了钱玄同的当，全国少年又上了胡适之的当！”“犯了你们徽州人说的'戏台里喝彩’的毛病”[6]等有关批评，予以严正辩驳。副文本堪称一处理想的回应之地，这是因为随着《尝试集》的持续热销，附着于副文本的回应能得到最大化、最精准的传达，同时，副文本与正文本并行出现，构成阅读过程中的互文空间，也大大增强了回应的效果与力度。 到《尝试集》四版时，新诗思想已逐渐被广泛接受，讨论热度渐渐平息，“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的（地）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尝试”[5]7。因此胡适将此前版本中为新诗开路、自证其合法性的自序和再序均予以删除，重写简短的《四版自序》，仅谈自己“删改”新诗的思路和方法；并找出民国五年（1916）八月四日所写的、足以体现当时“实验”初衷与决心的《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一文，作为第四版的“代序一”。《尝试集》四版时如此安排序言，流溢出的是 “成功者”的万千感慨。[7] 事实上，对新诗集副文本媒介价值的认识与利用，不只体现在胡适及其《尝试集》上。有研究者指出，早期新诗集的序、跋与以往诗集的序、跋有明显殊异：前者所谈远远超出了诗集本身，作序者热衷于借由序、跋讨论新诗诗学问题，往往聚焦较为宏观、较具根本性的相关问题，并且表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偏好在序、跋文的结尾部分急切呼号读者共同“尝试”[8]。这也说明，当时倡导新诗者（包括新诗创作者与新诗集作序者），对借用新诗集副文本这一空间来表达和传播新诗思想具有某种自觉性。新诗提倡之初，相较新小说、新散文等其他新文学文体的作者，新诗作者往往面临更大的非议和阻力，因此他们必须以一切可能的地方为阵地，发表自己“近来底意见”，大力讨论新诗诗学问题，为同道立言，向读者大声呼吁。而与正文本相共生的副文本，则提供了一处重要的言说阵地以及一种有效的媒介形式。 2.标点白话文小说的副文本与整理国故思想的传播 在文言白话激烈的唇枪舌剑之际，在白话文运动推广普及的关头，亚东图书馆窥得先机，率先开始系列性、大规模地出版标点本白话文小说。1920年8月出版的我国第一部标点白话文小说《水浒传》一上市，即大获成功。亚东图书馆随后陆续推出标点分段的白话文小说共16部。在亚东图书馆准备出版《水浒传》的同时期，胡适正在写一篇关于《水浒传》的考证文章——这是胡适于1919年11月撰写《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整理国故的问题以来，切实展开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工作的第一步。胡适这篇长达3万余字的《水浒传考证》，随后以序言的方式刊载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标点《水浒传》。此后，胡适所写的考证文章，多以序、跋的方式集中刊登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一系列标点白话文小说。一方面，胡适等的序言对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标点白话文小说而言，无疑是一块金字招牌，亚东图书馆在广告宣传上也不遗余力地凸显这一点；另一方面，“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的序、跋，也成为了胡适等的考证文章及其整理国故思想的主要传播阵地。 （1）副文本篇幅自由，为整理国故的长篇考证文章提供发表与传播平台 胡适等的白话文小说考证文章大多篇幅较长，胡适的《水浒传考证》3万余字，《西游记序》《镜花缘的引论》等都是1万余字。报纸和期刊的篇幅相对有限，难以发表长篇文章，如胡适刊载于《努力周报》的《吴敬梓年谱》一文，不得不分期进行刊载，连载于《努力周报》第31、33、34、38、39、45、47、52期。然而，当这些白话文小说考证文章作为副文本附着于“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的书前书后时，由于序、跋可长可短的特质，考证文章的篇幅不再是问题。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甚至十分欢迎胡适的长篇考证文章作为序言，其在与胡适的通信中如是写道：“《红楼》的叙是一定靠得住的，感甚感甚！广告所载的是叙，届时如改为考证，不但无妨且更好也。”[9] 1942年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出版，该书由其在“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上的序、跋文字结集而成。由此可知，胡适的这些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文章，主要刊载于“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换言之，“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的副文本区域，为胡适等推进整理国故运动所作的考证文字，提供了一处理想的发表园地与传播空间。 （2）副文本与正文本的互文性，有利于整理国故思想的优质传播 胡适等的白话文小说考证文章以副文本的形式刊发，与白话文小说正文本合而为一，共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图书。如《红楼梦》的考证文章与《红楼梦》的正文本同时出现，《儒林外史》的考证文章与《儒林外史》的正文本相伴而来，其他的“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皆是如此，这就使得这些考证文章所传递的整理国故思想，得以与正文本“捆绑”传播。而正文本与副文本之间具有互文性，借由正、副文本的相互映照，意义得以在互相穿梭的过程中生成，因此，以副文本形式刊载的效果远优于将这些考证文章在报刊上单独刊载。胡适曾言：“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0]胡适等以此为主旨所作的大量考证文章作为副文本，与其考证的小说本身共同构成一部完整的图书，对于读者而言，这种互文性有助于其更准确地把握整理国故运动的精神与真谛。 胡适后来回顾整理国故运动时，肯定了“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因此他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传统小说名著”，同时“督促我们的出版商之一的'亚东图书馆’在这方面多出点力……最后我说服了他们来出版我们的……'整理过的本子’”[11]。对于胡适等“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传统小说名著”所作的考证文章与其“整理过的本子”，亚东图书馆将两者合二为一出版，这既使得亚东图书馆的营业如虎添翼，同时也是亚东图书馆为整理国故运动作出的扎实贡献。考证文章打头、标点整理过的古典小说殿后，亚东图书馆以这种方式出版的白话文小说，切实地向广大读者展现了整理国故的形式、精神与魅力。 （3）副文本的可观发行量，使整理国故思想得以大范围传播 “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的销量十分可观，每部都多次重版、重印。如《水浒传》发行了14版，《儒林外史》达15版，《红楼梦》高达16版……因此，胡适等的这些小说考证文章，以“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的副文本为媒介，获得了远比报刊更长时段、更广泛的传播。胡适对推进整理国故运动的期冀是：“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经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12]倘若胡适等的考证文章未借助“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这一生动、通俗的系列读物之副文本实现广泛传播，胡适这一理想诉求付诸实践的成效恐怕会大打折扣。 二、副文本作为一种媒介形式的优势与局限性 新诗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两项内容。前者关系到白话文对诗词这最后一块堡垒的攻破，后者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推动着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在这两项运动的推进过程中，副文本都充分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媒介功能。 1.副文本作为媒介形式的独特优势 副文本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广泛地采用，体现了以副文本为传播空间的独特优势。 第一，副文本大多有着较长的传播周期与巨大的发行量。新思想的传播往往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反复宣导传播。报刊尽管声势威猛，但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即便有计划、有策略地依次多家登载文章，亦难以维系其持续性作用，这是报刊自身的媒介特征所决定的。副文本依随正文本共同形成图书出版发行，而图书往往有着更长的生命周期，副文本因此也获得较长的传播周期。因而，副文本这一独特的媒介能与短时效的报刊形成很好的互补：报刊为先锋，副文本进一步扩散，收补充、沉淀、稳固之效。与此同时，蕴含着新思想、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图书，通常具备强大的传播力量与巨大的发行数量。无论是《尝试集》等新诗集，还是“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它们的发行数量都十分惊人。这意味着以书籍副文本为载体的新思想具有极高的传播效率与极大的传播范围，甚至当时报刊所不易到达的偏僻地区，亦能借由图书的发行抵达。 第二，副文本与正文本共处一书，高度的互文性使其传播效果更佳。副文本为读者正式进入正文本提供了一种“前理解”，同时正文本又为副文本中的相关论述提供了某种切实的示范与验证，两者交相辉映，大大提高了读者接受新思想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可以说，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作为自序刊载于《尝试集》的副文本处，是其在当时环境下阐发新诗思想的最理想媒介与空间；胡适等的小说考证文章置于“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的副文本处，亦是展示其整理国故思想与研究的最佳选择。 第三，副文本同时具有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双重特征，尤其适用于新思想的传播。新思想的扩散，需要进行持续、反复地言说，这一过程也是不断地与公众对话乃至论战的过程，因此言说的内容往往需要因时因势加以调整。因此，只具备“稳定性”或“流动性”单一特征的媒介，对于新思想的传播来说都各有缺陷。副文本则兼具稳定性与流动性：它随稳定的正文本形成图书反复发行，满足了新思想需要反复传播才能深入到一般社会的功能需求；同时它又能借由图书再版进行删改、调整，满足了新思想的不断发展要求媒介能作出快速反应的需求。事实上，无论是报纸还是期刊，都无法满足两者兼具的要求，这种双重性是副文本所独有的特征，因此，副文本这一媒介形式在新文化运动中具备独特的价值。 2.副文本作为一种媒介形式的局限性 需指出的是，副文本作为新思想传播的媒介，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依赖于两个前提性条件。其一，它仰赖于新书业的发展已较为成熟。如若图书本身尚未成为与新思想新文化桴鼓相应的媒介，那就遑论附着于其上的副文本了。因此，只有当新书业已蓬勃发展，图书已经成为新思想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副文本作为一种媒介形式的价值才能发挥出来。这也就能解释，何以清末民初思潮云涌之际，副文本的媒介价值并不突显。其二，唯有在新思潮涌动的时代，因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之需求均十分强烈，副文本的媒介功能才拥有可发挥的空间。思潮突变，新思想风起云涌，不仅需要报刊先行，也需要图书殿后，同时需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媒介，此时副文本的媒介功能才会被发现并被广泛运用。而当社会处于相对平稳时期，思想、知识的传播处于有条不紊的绵密进程，此时副文本主要是配合正文本来展开言说，其作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媒介形式的特征则相对不明显。因此，副文本作为新思想传播的媒介是有具体情境要求的。这大概也是人们容易忽略副文本具有媒介特征的原因之所在。 三、结语 本文主要考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亚东图书馆两类具有典型意义的主题出版物的副文本，通过对其媒介特质的分析，可知副文本不仅具有“促进文本呈现”的功用，而且还有着一定的媒介属性与价值。副文本既与正文本高度相关，也可不完全拘泥于正文本，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可超越正文本，指向更大范畴的思想领地与话语群，作为传播新思想的一种重要媒介发挥作用。此外，正文本与副文本之间，有时甚至会出现主副对调的情况，即正文本成为副文本所表达意义的注脚，而副文本才是真正的主角——若从推动白话文运动、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及整理国故运动等角度去理解“亚东版”标点白话文小说，会发现其正文本的价值体现在更好地“演绎”了其副文本所划定的意义范围。当然，这是关于副文本另一个值得展开研究的问题，这也说明副文本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发掘的研究方向与内容。 参考文献 Title :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 Functions of Paratexts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uthor : LIN Ying 1) 2) Author Affiliation : 1)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 Aesthetic Cul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Research Cente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edia functions of paratexts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aratexts of important books such as new poetry collections and punctuated vernacular novels it published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period, analyzes their media function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idea of New Poetry and the idea of Sorting Out National Heritage,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unique advantages and restrictive conditions of paratexts as a form of media. It is believed that paratexts not only can "promote the presentation of texts" but also are an important media for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 ideas under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conditions. Keywords : paratext; medium;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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