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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州义仓（阜阳义仓），始建于清代，位于现北城建设街（精忠街）北端路西一侧。清道光十三年（1833），阜阳知县朱艧以“购精忠街南鹿姓屋作廒间”为基础，次第扩充，创建了“阜阳义仓”，同时在仓院内建仓神庙。 这处“义仓”并非坊间所传，北宋元祐六年（1091）苏东坡任颍州太守时遇荒年奏发“义廪积谷”之义仓。
清代阜阳义仓旧址文物保护标志牌 朱艧[huò],字丹木，云南石屏人。清道光九年（1829）进士。道光十二年（1832）任阜阳知县，后调任宿州；道光十四年（1834）回任阜阳知县。道光二十四年（1844）擢升为贵州兴义府知府，后任贵东兵备道佥事。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江西督粮道道员升陕西按察使，道光三十年（1850）升陕西布政使，同年病免退休回乡。
玉屏书院内的朱艧铜质雕像 清道光十六年（1836），知县朱艧亲撰《阜阳义仓碑文》，记述了义仓创设经过：朱艧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秋任阜阳县知县，时正值洪涝灾害刚过，“饥民争掠，四野骚然”，虽然抓捕了几位带头闹事的村民并绳之以法，但仍然难以完全制止。为此，他向时任颍州府知府马志燮汇报了阜阳县境内灾民因饥而骚动的情况，知府马志燮带头捐出自己的“养廉银”（清代实行的高薪养廉制度，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至100倍）1000两。同时倡劝官员和仕绅捐献银两和粮食，以赈济灾民渡过荒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了第二年麦熟季节，乡村饥民的生活才渐渐安定下来。为了储粮备荒，朱艧登门向儒生中的耆老请教万全之计，商议筹建阜阳“义仓”事宜，得到了支持和响应，共获得捐钱（铜钱）一千七百缗（mín，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在北城的精忠街（今建设街）北端西侧购买了鹿姓的宅基地一块，建造仓廒房四十余间。在筑建施工接近尾声时，朱艧奉命调任宿州，而建仓储粮的事也暂时中断了。到了清道光十四年（1834）秋天，朱艧心系阜阳，要求回任阜阳知县。他与众人再议未完成的仓储之事，并率先捐钱一千缗，城乡士人和百姓踊跃乐助，共得钱一万四千二百余缗。最初准备议购粮食数千石贮存，既而考虑到以前办“社仓”缺乏进项的教训，恐怕久而久之无钱买粮可存，认为不如购买田地而每年收其“岁入”（一年中的总收入），荒年则可以放粮赈饥，丰年则卖出粮食买进田地，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治本的长远之计。于是，以一万一千缗钱购买北乡距城三十五里王用官集刘姓田地二十四顷，有庄房百六十余间，有佃户四十二家，每年租赁收获小麦三百余石，高梁三百余石，黄豆二百余石。后又有国子监学生倪承恩捐地四顷，位于东乡离城五十里之五十里铺，有佃户二家，每年租赁收获小麦、高梁和黄豆六十余石。以上总共有粮田二十八顷，每年收租九百余石。余钱交由当铺商人王姓、孙姓打理，每年生息钱一千五百，庶备一切经费。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山东牟平进士孔传藤在担任阜阳知县期间，撰写了《酌定义仓条规碑记》，《碑记》记载：阜阳城创建有“义仓”，自前任知县朱艧开始的，其时仅置王用官地二十四顷，创建之初，规模已具，诚为善政。此后，又置其邻近地一顷余，置私摆渡地四顷，车辆地两顷五十八亩。前任黄知县，又置冷家楼地十顷五十亩。以上总计四十余顷。然而，田地愈多更需要认真筹划加强管理，因此召集阜城绅士讨论酌定了“置地宜有所限、出粜宜随乎时、备赈宜谋之豫”等义仓三项具体管理规范。《酌定义仓条规碑记》弥补了原订制度的不足，相关置地储粮等档案手续存之官府，并刻制石碑立于义仓内，以垂久远。
阜阳义仓大门 目前，北城建设街（精忠街）颍州义仓（阜阳义仓），是我市现存唯一的一个清代古粮仓，建国后几经变迁，是我市一处不可多得的清代仓储建筑实体，也是仓储文化的实物见证，这在全国也屈指可数，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2013年1月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竖立了永久性保护牌，划定了保护范围。 颍州义仓（阜阳义仓）内原有道光十六年（1836）知县朱艧撰《阜阳义仓碑文》、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县孔传藤撰《酌定义仓条规碑记》两通石碑，完整记述了清代义仓创建和制定粮仓管理制度条规的过程。义仓石碑虽然至今下落不明，但碑文已载入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关于义仓石碑的下落有两种可能：一是在50年代大跃进时被搬去砸碎烧了石灰；二是有人为了保护石碑，将其埋在了义仓地下的某个角落，或镶在了墙壁内或作了墙基。但第二种可能性较大，明代颍州兵备道署《佥宪史道去思碑记》、北城小学清代《新建聚星书院碑记》等石碑的出土和发现即是如此。有望阜阳义仓古碑在以后修缮时能重见天日。
阜阳知县（府同知衔，正五品）朱艧在任职期间，除了创建阜阳义仓，还有诸多善政，颇有政声。如与颍州知府马志燮共同创建“临颍亭”于颍州西湖之滨，亭柱楹联：“爱民霖雨降；德政颍河清”，称颂陶公之德。《祈雨临颍亭碑记》由知府马志燮撰文，知县朱艧负责“书丹”（先用朱笔在石上书写所要雕刻的文字）。《祈雨临颍亭碑记》记载了清代名臣陶澍在颍州祈雨的故事。陶澍，清代名臣，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改革家。陶澍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来颍州阅兵，“惟时郡邑大旱，民情惶惴，公斋宿行馆，晨则先诣南郊张龙公庙，升芗默祈甘泽”。“越二日，微雨。次日，益以霡霂。又越日，大雨滂沱，遍及六邑”。陶澍的这次祈雨大见成效，不仅解决了旱情，还给颍州带来了连年的大丰收。再如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知县朱艧捐款修缮颍州府城垣，救济贫民等事迹被记载于《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之二百四十九）：“道光十四年（1834）丙午，以捐修安徽颍州府城垣，并济贫民口粮，予知县朱艧等加衔议叙有差。” 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朱艧从陕西布政使高位因病退休回乡，是为乡绅。朱艧才华横溢，学问渊博，工诗词古文，著有《朱丹木诗集》《积风阁近作》《经史考误》《存雅精选》等。他与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素有来往。龚自珍在其《己亥杂诗》中称赞朱艧：“秀出天南笔一支，为官风骨称其诗。野棠花落城隅晚，各记春骢恋縶时。” 清咸丰九年（1851），朱艧深感大兴教育文化之重要，倾其所有，捐银7000两，重修文庙，在其家乡云南石屏县玉屏山麓兴建了规模宏敞的“玉屏书院”，书院有大门、二门、龙门、讲堂、上房、中堂、碑亭等，从此石屏文风日盛，有“文献名邦”之称。玉屏书院为清代中期以来石屏县规模最大的文化教育中心。2003年12月，玉屏书院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玉屏书院内塑有纪念朱艧的青铜雕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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